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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叫杨树头的人，快五十了，偷东西判了三年刑。丁胜进来不到一个月，他刑满释放了。临走时却大哭：
“我不回，不想回去，这里有吃有喝的。管教，我是可怜人，你们都知道。我的婆姨害病死了十年了，儿子认他大舅为大哩，我孤单单一个人，谁疼哩？回去种地，没黑没明地干，满山里种高粱，那高粱秆子长得没有个十岁的娃娃高。我早说了，种草、拦羊，都是好坡洼，种庄稼没收成，公家人谁听你山里人的？你饿死你的。他们下到山里，派饭派到哪个窑里，婆姨们不做最好的吃食给他们？可我们山里人有半年要吃糠咽菜，为给公家人管饭，跑出十里地去借白面借黄米哩。张管教，李队长，向上面反映反映，我不走了，在这里下死力干活还不行吗？”
“不行啊，刑满了留下，我们茶山没有这个条件，外面好赖不比这里强？”是的，要是让他们离开这里，他们留恋是留恋，不会这么想不开的。管教们队干部们好说歹说，劝他上了车。他把头探出车窗，大声喊：
“我会回来的！”一言既出，丁当作响，不到半年，他果不其然又笑模笑样地回来了。原来，回到家，赶上大旱。他家住在塬上，老天不下雨，人和牲畜连饮的水都没有。塬上没有水井，只有靠天下雨淹灌水窖。天不下雨，水窖干了，只有吆着牲口到远处去驮水喝。儿子已经成了家，到那里去要上口吃的，儿子骂，媳妇赶。干活，没水，庄稼不长；活人，没吃的，饿得心慌。去死，又觉着冤的慌，活着多好。寻思来寻思去，还是回这儿来吧。这次还是犯了盗窃罪，又判了三年。
“杨树头，你这回又偷了甚？”人们围过来，欢迎他的到来。
“偷了一个老汉给生产队买化肥的五百二十元钱。这回我没动一个子儿，县公安局预审股的刘股长和大老王审我时，我交代得很彻底，认罪态度也好哩。法院把我判了，我就把钱给他们了，让他们还给老汉。咱不就为了和你们在一搭里再活几年吗？”
“那钱咋还那老汉？你能认识人家？”任五问他。
“认识，那老汉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生的地角离我不到八十里山路。不过我可没害人家。”
“还没害人家，老汉没了钱，不号哇哭叫个一阵？心眼窄了，还不寻了短见？”田留撇一撇嘴说，他很不满意。山里人恨贼娃子。
“那是我们俩儿的事。”杨树头诡秘地眨一眨眼。人们一怔，而后一阵哄笑。队长、管教们摇着脑袋，笑不得，哭不得。张管教，是个上了四十的人了，他扬起脚轻轻踢了杨树头的屁股，他叹道：
“你呀，好我的个杨树头哩。是的，这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竟有爱恋牢狱的人。”杨树头揉着他的屁股：
“张管教，我低头服法，不给你惹麻烦，还不行吗？”一句话，连丁胜这个沉默寡言的人都笑出声来。
寒冷的冬天来到了，大雪一下，是山里人最清闲的日子，是劳改犯们大修整的日子。他们学习、认罪，还有组织地读报纸。在这里，丁胜知道的事情要比狐皮沟知道得多，因为这里的报纸多，还有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堆着书刊和杂志，还能找着过了期的报纸。从报纸上，丁胜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罪行，指出林彪集团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全国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评法批儒，大批孔丘“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大批“周公”、“宰相”、“宰相儒”。他咀嚼着那些说烂了却仍是令人感到有新意的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七八年来一次”。他开始想，这中国大地上的阶级斗争，人斗人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反正斗来斗去，今天你上去，明天他下来，人们随波逐流，在阶级斗争浪头上翻上来翻下去，只有丁胜的爸爸，他不是能够在这个浪头上翻动的人，他是死狗，似乎永远没有翻起来的那一天。
李北呀你为什么不认清这个理，为什么还要等一个死狗的儿子，他会给你带来什么？
丁胜收到了林昊的信，他骂丁胜是一个不懂得什么叫爱的人。
他谴责丁胜，对不住李北。小南的信和他的信塞在了一个信封里，除了问候，还问他读了李北的日记有何感想？可是丁胜还不曾读那三本日记，那上面写的是一个女人的心里话，没有拿给父母去读，却给了自己。自己收下了它们，因为在自己的心里，永远不会没有北北的位置。
北北，也许我从来没有读懂你？他这样想了不止一遍。
在一个冬天的月夜里，丁胜终于打开了李北的日记。第
二
十
三
章风流云散
北方大学坐落在省会秦城的西郊一个叫戚家坟的地方，占地八百亩，东南西北开了四个大门，院内红楼、灰楼、白楼错落有序，教学楼、理化实验楼、大小礼堂、宿舍楼、饭厅、大操场、足球场，几乎是应有尽有。除此，还有苹果园、梨园、桃园、葡萄园。
南大门是学校的正门，古色古香的门楼上有硫璃瓦盖顶，黄颜色绿颜色一起闪光。那乳白色的木头牌，从上到下是四个黑漆漆的大字：北方大学，那字迹十分的洒脱。一进大门，在宽宽的大路两旁，修整过的冬青墨绿墨绿的齐头铺排着，两行直起腰杆儿的钻天杨神气活现地左右着那通向前方的路。走过两百米，就是一座五层的图书大楼，那里的藏书有一百五十多万册。图书楼门前是一个大花坛，两边是草坪、假山石、松柏和甬道。而大墙的外边，是农民的庄稼地，有小麦，有玉米，有一畦一畦各色的蔬菜。国家的高等学府，不是就建在农村的田野上吗？
１９７２年的春天，新的学员进校了。
林昊、江小南和他们的那些同学们在一起，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从各自的那一片天的底下，走到一起来了。
他们使沉静了多时的校园活跃了起来，有了鸟语花香，也有了喧嚷和吵闹，以后甚至还奏出了几多悲哀的乐章，使这学校成了个活物。
林昊则是一步扔下一个感叹地来到了这里。
他从狐皮沟到石凹城，就曾在心里哎呀了起来，这比县城大多了，路宽，电线杆子多，商店也令他驻足，愿意多看几眼。坐上了火车，更是爱得摸摸这里，看看那里，望着窗外那飞跑而过的景和物，自己也仿佛飞了起来。到了秦城，他干脆站在车站上，迟迟不肯走，这广场真大，城里这楼咋就这么高哩。小南不得不陪着他，由他去看，为他解释一个个的问题。最后，他们坐上了学校接新生的大轿车，穿过了繁华的闹市，他才知道，石凹城的商店和这里的百货大厦，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无法相比。车驶近了古城门。那高高的城门之上，还有小楼哩，那朱红的立柱裹着多少个世纪的风尘。车驶出了城门，在宽广的大道上跑。道路两旁的梧桐树伸展着枝杈，一幢幢的高楼顶天立地。他不眨眼地浏览着市容，想起程果平叔叔说过的话：
昊儿，快些长大，长大了，到外面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大哩。一夜之间，林昊心里的世界翻着番地在暴长。尽管那暴长着的世界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林昊，已经有些应接不暇了。是的，他从书上是看到过一个整体的世界，知道那很大很大，看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上的各种线条，也知道自己的立足之地是无法在这图纸上标出来的。可是读万卷书，不如亲眼看一看。身边的江小南也为一个农村娃极目城市的激情与痴情所打动，在为他高兴。是的，世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共同拥有这世界上的所有，你只能在你力所能及的那个范围里拥有属于你的那一小片天，找到你能得到的东西。那么，什么是你的力所能及呢？也许说天注定不准确，但是起码在很大的程度上，你的出身以及你会撞上什么样的机遇是不能为你自己所决定的。于是，就有那么一些人，一生一世也不会走出生他养他的土地，与城市的高楼大厦无缘。林昊却是一个幸运之子，走出了黄土窝窝，进了大城市，上了大学。
小南理解他。林昊进到北方大学，犹如进到了一个花一样的世界里，这先是令他眼花缭乱，随后他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命运而欣喜若狂了，最后则潜心于书的海洋之中，辛辛苦苦地做起学问，勤勤恳恳地做起人来。
学生们主要来自大西北地区的各行各业，统统称作工农兵，穿着深蓝色、铁灰色、草绿色的色彩单调而浓重的服装，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斗、批、改地读书。然而，可以说在任何时候，人们还是崇尚知识的。在一次大会上，工宣队的队长同志宣读一个文件，把“匕首”读作“七首”，学生们一阵哄笑。队长同志郑重地向大家指出：
“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你们怎么可以哗众取宠呢？”他很认真地用上了一个不久前听到的成语，他是在一所大学，面对一群大知识分子们和大学生们，他要学习，讲话中也要学会用一些成语，用一些典故，要让人们看得起自己。果然，人们不笑了，那笑埋在了心里。于是，在知识分子私下的交谈中，在大学生的饭厅里，人们在开怀大笑。工宣队的队长同志于是被人们背地里称作七首。时不时，人们还会相互指责：不可以哗众取宠呀！要严肃。
臭老九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那么，臭老九就不臭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学会喊的：老九不能走。这是七首才说过的。他说老九不能走，很感人。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智取威虎山里那个不能走的老九，在莽莽林海之中，在皑皑雪原之中，在土匪的窟穴之中，骁勇善战，机智多谋，是人们心中的智多星，是英雄，是豪杰。能与这样的人相媲美，是不能不令人感到鼓舞的。
知识分子们感谢党的信任。
“你们要好好学习，走一条又红又专的路，尽管红是第一位的，专是第二位的，但是，绝不能只红不专，要发奋读书。”七首说得好。学生们也跃跃欲试，要发奋。
于是，老教授们夹起书本辛勤耕耘，众学子们从课堂到图书楼，把自己浸泡在书堆之中。学生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从文化底子上，小学没毕业的有之，初中没毕业的有之，高中没毕业的有之。
当然，三年高中全部读完了的人也是有的，只是，他们真真是鹤立鸡群，高得厉害了，少得可怜了。林昊和江小南这样的人，虽然只念了几天高中（说起来他们是初六六，那是因为他们把初中读完了，复课闹革命的时候，他们是发了高中课本，读了几天高中的），也属于学子中的佼佼者，很快就显现出他们的渊博，被人们崇拜，成了周围人的小先生。
面对这样一些学生，简直是在给中华教育史续写了新的篇章。
工农兵读大学，要是严格地说起来，也算不得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因为当年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行政学院和以上部分学院合并的延安大学里读书的人不也尽是些工农兵学员吗？更有甚者，一天学没上过的人也能走进大学的门。那是一个非常时期，根据地的高等教育没有什么正规可言。但是，作为一种教育必须面向工农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改革，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经验对新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在毛主席的积极努力下，要大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教育的一统天下，于是，刘少奇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式的教育，注重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多存在于中等教育中。这并非我国首创，在一些资本主义的国家里，也存在这样的教育制度。另一种是全日制的正规教育。后一种则占有主导地位。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走过了十七个春秋，像是一个长长的链条，人们从小学、中学进入大学，一步一步不可或缺地走着，老师们像是跑接力的运动员，接过接力棒，从不同的起点开始传授知识。这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同时又是对那个以京师大学堂（即戊戌变法唯一留下的年那个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１９１２５月改名为北京大学）“广育人才，讲求实务”为标志的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种延续。林昊对于这一些，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在他走进大学一年后，曾头头是道地给江小南讲过，因为他在进大学三个来月的时候，就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把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问题联系到当时高校的招生制度，他并不同意废除高考，这与小南的意见竟十分的一致。小南受爸爸的影响，知道基础教育的重要。因为高、精、尖的科学研究，需要的是学子们一步一个脚窝的苦读加钻研。他们俩常常在一起探讨问题，兴趣盎然以致常常会兴奋起来。
他们在一起看书，一起聊大天。星期天，同学们大都上大街，或者去串亲戚，而他们俩却带上几个馒头，几块咸菜，那是一顿中午饭，抱着书，爬上教学楼的楼顶，那楼顶就是一块平平的大晒台。他们安安静静地各人看各人的书。看累了，看饿了，一起吃，一起说，说他们各自刚刚读的书，发议论，指点江山，谈得投机了，笑在一起，发生争执了，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争完了，谁输了谁都服呢，又少不了会笑的，真是开心极了。
我们多么像是仍然在狐皮沟的地里干活，干累了就在一起说说心里的话。林昊不止一次地发过这样的感慨。他深情地看着小南的眼睛。他爱她，他无法掩饰自己。但是小南却从来都是那样不以为然的，她只把林昊当作一个不可缺少的学友，一个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能够给自己以最大帮助的人。她在遇到了问题的时候，在有话想找人说一说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想到林昊。林昊病了，她似乎比谁都急。因为这个人无父母，无兄弟姊妹，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孤苦伶仃的，需要自己的关心。一次，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林昊曾动情地捉住了她的手，颤抖着，她笑了，并不认为那是异性之间的爱。于是，林昊说笑着，似乎是那样自然地放开了她。是的，也许自己对小南的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