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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兴旺。”老师还在点她的名。
没有人应。
“梁兴旺。”老师又叫了一遍。
“叫你呢，答应啊。”林昊捅一捅茅缸。
唉呀，那梁兴旺就是茅缸嘛。那小子不喜欢老师叫他的大号。
不安分的娃娃又开始骚动了，不过只敢交头接耳。
“到！”茅缸记起，他娘和他大在他出门时，你一句我一句告诉他，先生叫他的大号，可要记好，学校里，老师是不会喊他茅缸的。桃花还在她的耳朵边上喊了几声梁兴旺，他把头都点得麻烦了，才放他上了路。谁想，临了临了，还是答应老师答应得慢了。
但是，是条汉子，喊个到，也和别人不能一样。他肩膀头一横，粗脖子大嗓门喊出一个到字，着实把旁人吓了一跳：这小子，不孬啊，不是个好惹的。原本就知道他厉害的娃，也就更加畏惧三分。
老师开始讲课了。这些娃娃有个满不错的先生。曲静波是北方一所大学的学生，在辽沈战役取胜以后，解放军入关时，她加入了解放军，一腔热血，要去解放全中国。在部队里，她做过文化教员，做过宣传队员。和师权民成亲以后，她离开了部队。为了权民的家，她来到了陕北。她没有亲人。日本人占领东北，他们一家人在流亡的路上走失，母亲死在枣林沟一家农人的炕头。当时她只有一岁，成了孤身一人。是村里小学校的女先生收养了她。她在农家的院子里跑大了，女先生又供她读完小学读中学，直读到大学。在她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女先生失踪了。半年以后，她在报纸上读到了有关她的消息。原来，她是共产党人，已经就义了。入伍以后，她在各种表格中“家庭出身”这一栏里，全部填写的是“革命烈士”。能来到陕北农村，在她是很自然的。她的公公婆婆只有一个儿子，为了男人的事业，为了小女儿的一份安定、甜蜜的生活，陕北农村就成为她最好的选择。她开始了她的第一课：
“同学们，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吗？”娃娃们回答不出老师的问话。于是，她告诉娃娃们，是大跃进的年代，是公社化的年代，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这使她所从事的农村小学教育，有了与众不同的内容。因此，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林昊在窑里念三面红旗，程果平过来凑兴，问他什么叫作三面红旗时，林昊竟一字不差地背出了个究竟，令他的右派叔叔好一阵发呆。
就这样，三面红旗飘一飘，春风吹一吹，借着这劲头，小学校门前的钟敲响了。娃娃们嬉笑着，打闹着，一起去上学。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在陕北的黄土窝窝里展开了美丽的翅膀。
小学校的娃娃们在念一本新书。
“人一民一公一社一是一金一桥。”曲静波像是在领诵。她的娃娃们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一声，稚嫩嫩，清亮亮，乐滋滋地拖长着拍节在合诵。于是，那朗朗的读书声和着春雨的淅沥声便波连着波，浪推着浪，热情地振动着人们的耳蜗，丝丝入扣，声声入耳。娃娃们读书的声音着实好听呢。声音是好听的，小学校周围的景致也是足亦令人赏心悦目的。
触景生情，会使人思念老先生的。
这小学校在狐皮沟的中部，在山野的怀抱之中。两孔大大的窑洞虽开在山峁的中腰，但是出得窑门，娃娃们却有个不错的活动空间。这山峁中腰原本连着一道墚。老先生在时，和狮子领着村民们把这墚用老镢头、木耙子、石滚子修出了两亩八分一块平地。人们在这平地的东头栽上了树桩子，做成了两架秋千。老先生还指挥着木匠，做起了两个篮球架，把藤条窝成圆圈，配上了用男人们捻的羊毛线线织就的网子，使得这山窝窝里居然有了像模像样的篮球场。
狮子曾给他的儿媳讲过一个关于篮球的故事。在篮球场修好的那天，老先生教娃们打球。十个娃分两队，抢着那一只球满场子跑。娃娃们个个出了一身臭汗。大干妈和几个婆姨女子看这场球看急了眼。大干妈一拍大腿：
“咱山里人不和人争争抢抢的。抢一只球能抢出个什么名堂！
娃娃们会学坏的，会不懂得谦让。”
“这是一项运动。”老先生讲给她听。
“什么运动？”
“篮球运动啊。一场两队，十个人。每队五个人。两个前锋，一个中锋，两个后卫。”
“一场十个人，我懂了。”于是，她自做主张，领着几个婆姨连夜缝了十只球。这球是用布裹着羊毛缝成的。大干妈自有她的道理。
“后来呢？”曲静波真是很感兴趣。
“还有什么后来？那十只球只能在炕头上滚一滚，哄哄碎娃娃。”老先生和学生娃好一阵笑。大干妈也从此不再看篮球赛。
如今，老先生虽去也，而这一方景致仍在。
小学校如同镶嵌在山野中。此时，人们在一架架山上种的冬小麦返青了，像绿色的毡毯，在塬上、峁上、墚上铺着、蒙着、挂着。在阳洼洼背洼洼和山崖上，有桃树、杏树、枣树、野杜梨树，还有木瓜，正是开花的时节，它们用自己的黄绿色、粉红色、淡红色、深红色、翠绿色点缀着山与天的接口，装饰着黄黄的山窝子和蓝蓝的天架子。
然而，春天永远令人感到短暂。几场雨一下，树上开过的花就都谢完了，翠翠绿的植物们，先是脱了翠翠，成了绿绿的植物，山野在继续染绿着它们，绿得过了头，滴出了绿油，绿油油又变得墨墨绿，小麦则扬起了由绿到黄的穗子。日头开始变得毒起来。人们在商议成立食堂的事。狐皮沟大队党支部的三个委员，梁仰富和林二盘腿坐到狮子的炕头上。三个人竟是一条心：众口难调，人的肚皮难量。做成什么样的饭人人都能说好吃？做多少饭人人都能吃饱还要不糟蹋一点儿？狮子说：
“权民他们部队的食堂我看过。部队里没有七老八十的人，也没有大娃小娃碎娃，食堂还顿顿都有剩饭。再说了，到了星期日，那些当干部的军人还可以回到自家的锅窝子里搅饭吃。部队里的人都希罕吃个自家的饭，乡里人能希罕吃个食堂？就是希罕吃，能长久的了？大大小小几百号人，嘴长嘴短，肚大肚小，能吃到一搭里？扯平了人头敞开吃，三年的粮也不够一年吃。”
“咱们乡里人，祖祖辈辈是一个家一个锅窝子。”林二说了，梁支书说：“我看这事弄不成。已经有几个生产队吃食堂了，眼见着粮食囤冒尖的，忽忽着就平了头。人们一天能吃光几天的口粮，不自觉的社员多吃的加上糟蹋的就没个数了。我看，咱不办食堂。盘上两个大灶，支上两口大锅，上边来了检查的，对付着吃上一顿半顿。没人下来，咱该怎么吃还怎么吃。”
三个人都笑了。
支部开了会，党员也开了会，以后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又开了社员大会。党支部的正确领导，赢得了社员的赞成。
麦子黄了。在开镰的那天，梁仰富从公社开完会连夜往家赶，鸡叫头遍他进了自家的窑。睡得迷迷糊糊的桃花为他开了门。
“天明了再往回走嘛。”桃花心疼这汉子。他忙外头，忙得顾不了家，这几年先后生下的娃没一个活的。茅缸前边的几个娃不活，是因为他们年轻，不会喂娃。而这以后，桃花认为那全怪自己的男人。他当支书，赶着让婆姨的也要先进。桃花话没有多的，力气却是肯出的。桂花则能说能干，只是拖累太大。桃花就当了妇女队长，领着婆姨女子们修梯田，修水库，到公社出民工修路，泼上命干。娃娃要么小产了，要么有个病，爹娘忙得把娃娃给耽搁了。“黄了，黄了，我的桃花，你知道吗？”男人乐得有些癫狂。
“那长在地里，有眼窝的人都照见，谁还不知道黄了，还用你说。”
“不是麦子黄了，是吃食堂的事黄了。先吃的，吃得粮仓空得大发了，后吃的，也吃下了亏。咱们没吃的，没有空也没有亏。这回公社书记说话了，食堂不能办了，办下去会把社办垮的。我说，好，有你书记说话，我解散食堂。我没说真话，可也没亏了社员们，不是挺好。我这肚子里在乐，一路上都在叽里咕噜地唱。好我的桃花，快给我整出些上口的，往这里填一填。”仰富扒开他的衣服，露出他的肚皮，那肚脐眼还眨巴着，引得桃花一个巴掌拍过去。他急忙去烧火，还小声哼唱着“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桃花也轻声唱了一句“滚滚的米汤热腾腾的馍，招待咱们的游击队好吃上”。桃花只三两下，把一碗白面条端到了男人的手里。他吃着，还说着：
“公社书记还问起咱的右派，我说，那改造得好哩。”咕噜咕噜，他大口喝面汤，使的是一口气。
“是啊，那程果平我歪好看不出他坏在哪儿。你说，会不会是公家人搞错了，把他给冤枉了？咱们也有把话说错的时候，这公家人就不兴有了闪失，搞错了？”桃花哈欠连天地说着。
“不敢乱说。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帽子可不是好戴的，搞错了还了得了？这不和咱们对茅缸，打错了，骂错了，娃号个两声，也就了了。这右派当上了，党籍没有了，公家的饭碗端不上了。这是错不得的，错了，就糟践了一个人。”他也在打哈欠。两个人挺在了炕上。挺不了多一阵子了。天快明了，要开镰收麦了。
“今年这麦子赶不上去年。”桃花好像没了瞌睡了。
“就河滩那块地的麦子好一些。”他也来了精神。
“可你忘了？那是你们弄的什么高产田，给地里又埋死狗又埋死牛，那牛跌下了崖，还有口气，给社员分着吃一顿肉该有多好。
不，去肥高产田呀。这茅粪、圈肥也没少上。拥了一堆肥，你那高产田，亩产能上千斤？”
“上不了。咱这的麦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亩地打个四百斤就到头了。咱这地是山地，咱这兔子麦和王麦是土麦种，不高产。”
“那你们给人家说计划打一千斤，不是哄人呢？”
“我哄人？人家两千三千都敢计划，胆大的还有计划五千的，我这一千，都成了小脚女人了。仰富从炕上坐了起来。他实在想不通。这高产田一亩打个四百斤，其它田，有的能收起一百斤，有的也就几十斤。计划高了，达不到有什么用？公社书记也是种地的出身，他就不知道这黄土窝里想多少麦子就能吹出多少麦子？”
“对了，猴娃看到一块报纸，说是哪里的那麦子，上了万斤。”
“那才是真哄人。”
“我看，那是大哄，你是小哄。麦子收罢，看你还咋个哄法。”
“不哄是不能了，人家说你不是真干社会主义。真哄人，哄大发了，日后是收不了摊摊的。就你说的我这小哄，是能混下去的。
公社书记那儿能过关，社员这里麻烦也不会太大。我没那么大计划，公粮也就好说了。”
“你哄人就是干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个社会主义？我听咱茅缸在念：社会主义是架金桥，这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是一架金桥？是怎么样的一架金桥呢？”
“这社会主义就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当家做主，大家伙儿一块过好日子。”仰富在努力搜肠刮肚，想把一次次开会听来的那些有关社会主义的说法都倒给婆姨。
“那咱狐皮沟不也没有地主吗？你说过，地主才是剥削阶级。
咱这儿也没谁压迫谁。你是众人选出的，大队的事都是开社员大会，大家点了头才办的。这不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吗？咱们去年丰收了，存的粮能吃两年，猴娃家的粮三年也吃不完，大家伙不是一块在过好日子吗？你说，咱狐皮沟的社会主义不是建成了吗？”仰富蒙了，也服了。这桃花说道得清清楚楚的，他一时还真说不出个什么，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又一想，让婆姨这么个说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实在是说不好了。
“不能吧，要是咱狐皮沟建成了社会主义，公社书记一准会宣布的。没宣布就是没建成。”这一点，仰富是能够肯定的。
“你问一问咱老村长，他知道得比你可多。”
“那他还是比不上公社书记。”仰富知道，狮子说话没有公社书记管用，尽管自己也服气狮子。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讨论被月影儿的隐没和鸡啼狗吠的声响止住了。
当太阳从山窝窝里连爬带钻地露出脸时，狐皮沟的社员们已经放倒了几个山头的麦子。小学校的娃娃们也出动了。他们在曲静波的带领下，尾随着割麦的人们拾麦穗。
“歇了。”师富强在呐喊。他是主管派活喊歇歇的生产组长。人们停下了手里的活，就地坐了下来。娃娃们把程果平围了个严实，央他讲哪吒闹海的故事。林昊和茅缸因为听了说好，勾出了一群娃娃的馋虫。平日里，他们难得和右派叔叔在一起，今天逮住了机会，是不能放过的。听了故事，还缠着他问，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海龙王？
“这是传说。”林昊在说，这个问题他早问过右派叔叔了。说句心里话，右派叔叔住在他的家里，使他在娃娃们面前说起话来都趾高气扬的，因为他知道得比他们多得多呀。从天上的北斗七星、牛郎星、织女星到地上的长城、黄河、泰山，他已经能讲出许多的故事，那是从右派叔叔的肚子里掏出来的。
“唉呀，野兔。”大宝尖叫着蹿起，娃娃们都连滚带爬地往起立，几个眼明手快的娃娃已经和两只狗一起跳着脚追出去了。娃娃们对海龙王的好奇被野兔的后腿拽跑了。
这些孩子。程果平站了起来，他不无感慨。是的，他们给了他纯洁的爱护和敬重，这一切和着山里人的纯朴和憨厚，帮助他从重负下解脱着，使他活得轻松了一些。白天，他往往几乎是忘记了自己，只知道他在狐皮沟修理着黄土窝，和所有的山里人一样地甩汗瓣儿，唱信天游。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突然想到：大胆地提意见；国家大机关还能没有一个右派；你年轻人当了右派不怕；你的问题性质严重了；好好接受改造吧。他一遍又一遍地想过，想过了，他还会再想。有时，还会想到，妻子在和自己离婚时说过，你的汉奸父亲和你被打成右派难道会没有关系？还是那句老话，我爱你，但是，我还要爱我们的女儿。在那最后的一个晚上，他们紧紧地贴在一起，融为一体，忘记了明天的别离。每每想到这里，他会用牙齿死死地咬住被角，趴在炕上，握紧自己的拳头，否则，他会大吼大叫，他需要发泄，发泄！但是，他不能，不能！
“你的故事讲得真好。”是小学校的那位女教师，他从没有在近处看过这个人。他转过头去，近在咫尺。中等个头，苗条，瘦小，白净，小眼睛，亮亮的，像两颗珠子，乌黑乌黑。小鼻子小嘴巴小酒窝，笑起来甜甜的，像是在说，是你，是你。怎么这么面熟。使他想起一个人，一个那么亲近的人。是她？那么她是谁？不会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想都不要想。
“你是哪里人？”她问。程果平摇了摇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