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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这幅画的人都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动人的一幅画。一对恩爱夫妻，视女儿为掌上明珠，而这颗掌上明珠却背叛了他们，折了他们的阳寿。母亲死后的第二年，悒悒寡欢的父亲也撒手人寰。父亲走时，根据其遗愿，大哥在他的棺木中放进了两件东西，一件是那幅水彩画，另一件则是慧敏玩过的一只绒布做的小白兔，那是父亲在她两岁时送给她的玩艺儿。这只小兔十分可爱。小时候，她抱着小兔玩耍，和小兔一起睡觉，兔儿伴她长大。父亲说过，我的女儿像小兔一样活泼可爱，美丽温柔。难道是我错了吗？她反反复复地问过自己。她想过，是不是应该找一找大哥，找一找小弟。就在这时，“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了。大哥继承了祖业，是当时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名流之辈。炳彪因为在国家搞经济工作，对慧敏的大哥十分熟悉。他曾经问过她：
“你不是想找大哥吗？”
“他在“五反”中有事吗？”
“事情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儿的，这和找大哥有什么关系呢？”
“他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你不去找他，他也是你的大哥。有了麻烦，躲是躲不掉的。”
“算了，不去认了。”
“你呀。那可是你的大哥。我呢，没有兄弟姐妹，想个大哥还没有。”
“我这样做也许是错的。但是，现在，我无法说服自己。”
“你很固执，又很会钻牛角尖。”
“随你去说好了。”
时间在祥和、平静的日月中向后推移。北北一天天大起来，变得聪明可爱。
也在变，变得温柔、体贴，强求自己去适应炳彪，并且想过，为炳彪再生个儿子。炳彪却说：
“我们不要再要孩子了，有一个北北已经很幸福了。中国的人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经济发展要搞计划，人的生产也需要计划，人总要穿衣，吃饭，住房子，受教育。人少一点儿，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呢，开个好头吧。中国有多少女人，不是为所从事的事业累垮的，而是为子女拖垮的。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妻子被拖垮。”慧敏为丈夫深深打动了。为了他的事业，为了这个家，她愿意牺牲自己，充当贤妻良母。
１９５８年，炳彪忙了整整一年。过完了春节就开始开会，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在家的时间少得可怜。在即将入夏时，“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口号已经喊响了。立夏以后是小满，接着，芒种、夏至，小暑之后是大暑，随节令的递进，气温逐渐在上升，持续的高温使众生灵躁动不安。热度也冲击着许多的人，有决策者，打旗的人，也有拉车的汉。许多地方几乎是一夜之间，土高炉歪三倒四拔地而起。炳彪大汗淋漓，从会议堆里到高炉林立的农村，从那秃了头的山林现场地到几千万人大兵团作战的汇报材料，他和众多的人，要调查，要研究，要论证，绞尽脑汁，忙昏了头。他看到的一些统计数字，虽说算不得什么天文数字，但足以令人目瞪口呆了。其中的一个统计数字是小麦一亩地产七万三百斤，如若这也令人瞠目结舌的话，那么，一亩早稻田竟产十三万斤，则不能不令人倒抽几口凉气，刮目相看。与此同时是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好像只需要一个早晨的时间，祖国大地就被春笋覆盖。秋天，全国的老百姓都吃起了大食堂，敞开肚皮先吃干的，喝稠的，老人吃得撑得慌，大人吃得噎得慌，孩子吃得涨歪了肚皮。干的稠的没有了，只有喝稀的，直到稀汤水能照得见人的细脖子瘦脸。
秋天一场大雨把炳彪浇了个透，如大梦初醒。他冒着雨回到了家中。是北北在那里唱：
“红领巾红旗手，打着红旗向前走，总路线，万丈光芒”
什么，什么，他听不见了，是脑仁开花了，开花了，钢花、棉花、米花在涌流。许久，许久，像是挨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好像好一些了似的，听觉又有了，歌却还没有能够唱完，他又听见了，是这样唱的：
“三面红旗万万岁”怎么，百岁，千岁，时间还太短？万万岁，那么就是一亿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土高炉，废品，大锅汤。唉呀，头疼，头疼，像电钻在钻，钻出了脑浆。受不了，受不了了。
“北北，北北，不要唱了，你不要唱了，停下来。”炳彪在哀求。
“爸爸，你，回来了，你，你怎么了呀。”北北望着刚刚进家的爸爸，他一脸的病容。
“炳彪，”慧敏抱住了几乎跌倒的炳彪，踉跄着帮助他靠坐在沙发上。
“慧敏，我烧得慌，不，我冷，我冷，抱紧我，抱紧我，疼。”
炳彪语无伦次地瘫倒了。旁边的人们，妻子、女儿、保姆和刚刚跟进门的刘秘书乱作一团。
炳彪病了，高烧并胡话：
“人，大胆人，高产，共产，大锅，汤，汤，烫，人民公社，赶上，钢，超过，土炉子，冒进”
五天头上，他睁开了眼，烧还没有全退，但是，他恢复了理智，从病床上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家门。
“我要去西南开一个会，晚了会误事的。”他拍一拍北北的脑袋，冲妻子歉疚地笑一笑。慧敏没有阻拦他。
整整一个冬天，炳彪参加了一个会议又一个会议。他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告诉人们，共产风是刮不得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无稽之谈，需要泼冷水，需要降降温。一步一个脚窝，才能前进。
从古至今，人从胚胎、婴幼儿、儿童、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有谁可以跨越这其中任何一个阶段。而这十分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不被人接受呢？炳彪的身体没有在忙碌中被拖垮，他的精神也一天好似一天。在休会期间，他回到家里，又有了欢歌笑语。他和许多人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人们在整顿人民公社，在降低国民经济的计划指标，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得到纠正。
“慧敏，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痛快啊！”在枕头边，他对妻子说。慧敏对他的话似懂非懂。她习惯了，不去过问丈夫的事情。但是，对于时事政策的那一份关心，已经是她多年的习惯。这两个习惯，使她对丈夫自认为是了解的。举三面红旗，干社会主义，炳彪是一员干将。当然，在他们夫妻之间的谈话中，她知道丈夫的一些观点，在如何走路的问题上，他和一些人有分歧。然而，一场灾难，也就此降临了。
１９５９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庐山会议。炳彪从这座山上走下来，坠入深谷，被罗织出反党的罪行一件又一件，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小会批判他，他一遍又一遍做检查。他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孤身一人回到家中，把自己关进了书房。他不给妻子和女儿开门，不会客，不见人，无声无息。半个月以后，当他从书房中走出来的时候，他的头发变白了，四十多岁的人，憔悴、苍老得犹如活够了一个花甲之年。
“炳彪，是你吗？”慧敏不敢相认。
“是的，是我。”慧敏捂住了双眼。
北北怯怯地看着爸爸。这太阳不鲜亮了？不灿烂了？不是的，小姑娘的太阳是被庐山遮住了。
庐山啊，你为什么要把小姑娘的太阳遮住呢？第
七
章人民公社是金桥
立春了，小学校开学了，狐皮沟前后庄送来了三十三个娃娃。
曲静波正在点名。
“林昊。”
“老师，我在这儿呢。”林昊笑眯眯地立起，直撅撅的，像一截小木桩。
“不对，要回答老师：到！”老师这样说。娃娃们有的点头，有的左右顾盼着。
“师虎民。”
“到！”虎娃十分努力地欠一欠身子，碰撞了小凳子和桌子，弄出了声响。“哈哈，哈哈哈！”一些娃娃在笑。
师虎民答得好，你们不要笑。曲静波走过去，扶住了虎娃：
“以后，你坐着回答老师的问题。”公公告诉她，虎娃害的是柳拐子病，两条腿的肌肉在逐渐萎缩，呈半弯曲状态，弯不得，也伸不得。她和权民查过书，知道这种病也叫大骨节病，是西北地区的一种地方病。公公对她说过：
“你要多操些心，照顾好这娃娃，不能把他磕着碰着了。这是个乖巧的娃，念上些书，长大了，在生产队里扒拉个算盘珠子，兴许能给自己挣下些口粮，自己把自己给养活上。他歪好也是条命，要在这天地间走一遭，众人要帮他哩，让他能觉着不缺少人的疼爱，活着是有滋有味的。如今啊，我瘫在了炕上。我在这世上的时间不会很多了，这娃娃就更让我记挂。”
曲静波只想哭，她苦苦地忍着，才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虎娃在凳子上坐稳当了，他的老师才重新抬起了头，对娃娃们说：
“师虎民的腿有毛病，同学们都要照顾他，不能欺负他。你们想一想，你们能跑能跳，他跑不动，也跳不起。他能和你们一起坐在这里念书容易吗？”娃娃们不再笑了，他们瞪起眼睛认真地看着老师，她的心真好。
“师大宝。”点名在继续。
“我来了，还有我家二宝，我替他喊，到！到！”大宝站了起来，二宝擤一擤鼻涕，一只手提着裤子，另一只手拽着大宝的衣襟，站是站起来了，却低着个头看着脚底下，巴望能够马上坐下。
这小哥俩儿坐一个条凳，使一张桌子。学生娃娃的桌凳，是从自家搬到学校里来的。桂花的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只小一岁，于是，她和富强把三个儿子一起送进了小学校。
桂花说了，虎娃是大儿，像模像样的桌凳要给他用。
富强对大宝二宝说，在学校里，你们要当好你大哥的哼哈二将，不能让他被人欺负了。虎娃要在外面吃了苦头，大我可要狠狠捶你们。他说得很神气。这哼哈二将的故事，他是听程果平在地头上讲的。那右派一肚子学问，干活肯出力，也喜欢帮人。他给大干妈送药，担水，熬汤。社员们（村民如今都自豪地称自己为社员，“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离不开藤，藤儿离不开瓜，藤儿越肥瓜越大”，这歌儿人们能唱得山响）有个头疼脑热泄肚子的毛病，他还会医治。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写个对子条幅什么的，外加写书信，他都行。久而久之，人们见了他不再躲躲闪闪的了，和他说说笑笑已是平常事，连大队书记梁仰富，也热火着给他教陕北民歌“正月里来那个是新年，纸糊的那个灯笼挂在门前，风吹那个灯笼吐鲁鲁转，我要和那三哥哥你过上新年。”书记唱，右派学，书记、右派唱了个美，众人也唱，种一晌午土豆，嘴就没闲。所以，富强也问过他这哼哈二将。他的太爷爷的坟在河南，因为他们家几辈辈人都是单传，于是，在他和桂花成亲后，他大领着他俩儿，一路打工要吃，千辛万苦去了趟河南，到祖坟上磕了头，还去庙门里烧了香。那哼哈二将的泥像，他自己看不明白，他们是做啥的？程果平告诉他，他们是有权有势的那些个人的左膀右臂，很有些法术哩。他们一个鼻子眼里能哼出白气来，一个口中能哈出黄气来，厉害得很。不知为什么，富强立马想到他的虎娃，他和桂花结婚两年没个娃，眼见单传到自己这儿，要断了根？就在这时，后沟一个拦羊汉头一天从山崖上翻到了沟底，第二天他的婆姨生下了娃娃，因为难产，竟没能看上娃一眼，就去了。他连夜去把那娃抱了来。人说，这娃命太硬，一出世就把爹娘踹进了阴曹。他和桂花不信那个邪说。说来也奇了，娃来到这个家，这个家就人丁兴旺了。又有人说了，是这娃用脑壳撞开了桂花的怀。富强深信，虎娃是个有福份的娃娃。他要成了方圆几百里的一个人物，再让他的大宝二宝在他的左右哼哈上，那该有多神气！这乡里的人，也是很会幻想的哩。
桂花不乐意了，守庙门的哼哈二将她见过，一脸凶相，她可不要大宝二宝学他们的样。她冲男人嚷：
“少说那没用的话。”又对大宝二宝说：
“那张好桌凳虎娃坐，你们俩有一张桌一个条凳行不？”
“行。”小哥俩儿最心疼虎娃哥哥，好桌凳给他，那是应该的。
“娘，把两张桌子对一起，我们哥仨一块坐，还不挤。”虎娃知道，爹娘最心疼自己。丹丹妹妹也最惹爹娘疼。唯独中间这两个宝，最淘气，会惹祸，挨爹娘的拳脚也就挨得最多。他常护着他们，为他们求情，使他们少挨爹娘的打。如今要一起去念书，他不能不想着他们。
“不行，不行。他俩动静太大，坐着也不会老实的。你们要分开坐，才安然。”桂花的话就是圣旨，富强点头，没谁再说什么了。
“大，我们做大哥的哼哈二将。”大宝说，二宝点头，他们知道什么是哼哈二将。
“哼哈二将，一脸的凶相，你们做不得。”说实在话，让桂花说说什么是哼哈二将，她可说不上来。尽管她听程果平讲了一遍，又听过自己男人在炕头的学说。
是的，桂花的大宝二宝，是做不得哼哈二将的。这不，开学的第一天，老师才点名，小哥俩就引得娃娃们咧咧着笑闹起来。他们脸上没有一丝凶相。
“二宝没长嘴吗？你大宝能替他吃油馍馍吗？”
二宝哪里是学生娃，穿的裤还开裤裆呢！是的，党中央在陕北十三年，延安当时是一个红色的首府，所以，这块地方的山里人，连娃娃都懂，上了大席面，是要穿得整整齐齐的。当了学生娃，自然是不能穿开裆裤的。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这文明化的程度，应该说是不低的了。
唉呀，小牛牛露出来了，照，还会动。又有一个娃娃低着头，那话说得更白，也更臊人，引得更多的娃娃低下头看罢大笑。二宝抹上了眼泪。虎娃和大宝攥起了拳头，林昊瞪起了眼睛，茅缸干脆捶响了桌子。
“你们能个什么！”大宝和茅缸拉开了架式。
“怎么，想打架吗？”几个娃娃也不示弱。
“都不要吵了！”女先生大吼一声。当年，给俘虏兵训过话的人，还能被几个娃娃治服了？一切声响嘎然而止。娃娃们悄悄地缩回了脖子。
“张兰兰。”老师接着干她的活，声音又变得清脆而甜美。
张鼎诚的小女儿站了起来，却没有答到，她羞羞答答的，脸臊得通红通红的。老师笑了，点了点头，示意她坐下。奇怪的是，没有谁敢起哄。要说起来，这三十三个学生娃娃，女娃暂时还就这么一个。大人们说，老先生在的时候，虽然也说过的，男女都一样，可是人们品着，不能一样。女娃大了嫁了人，识文断字和窑里的营生，要两说着。女娃要有一手好针线，能在碾盘磨道里转出样样，把院里、窑里和锅灶摸理出生气，服侍好公婆，照顾好男人，拉扯大娃娃。学这些，有窑里的老婆姨们已经足够了。念书，那是小男人的事，而不是小女人的事。所以当年没有谁送女娃跟着老先生念书。曲静波是一个女先生，这是其一；和老先生比，她更少保守，这是其二；张鼎诚庄稼活是好把式，人也是很精明的，他知道，女娃读些书，长些见识，会鹤立鸡群的。何况，毛主席当年在陕北的时候，自己还被扫了盲，两个儿子也都送到老先生那里念了些书，鬼灵精猴娃不就出在他的窑里？一家三个男人都愿意兰兰念书，兰兰的娘不管男人们的事，他们发了话，她呢？打点着把桌凳用彩色的旧年画裱糊了，又为女儿缝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