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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陪审员点头表示同意。克雷格觉得自己心跳加快，腹部开始痉挛。他最担心的事就是托尼会控制陪审团，现在已经发生了。这场倒霉的官司就是这样。正当你觉得事情不可能更糟糕的时候，更糟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
“接下来我打算，”托尼继续说道，右手比画着，“向你们证明四点。一：博曼大夫自己的雇员将证明他应该对死者负责。二：本地三家著名机构的三名专家将告诉我们，一个负责的医生在2005年9月8日，死者病情恶化时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三：原告、博曼大夫的雇员以及当时在医院参与抢救的一名专家将证实博曼大夫玩忽职守，未能采取一个负责的医生应该采取的抢救措施。四：证实博曼大夫的行为直接导致死者意外死亡。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克雷格前额开始冒汗，喉咙也突然觉得很干；他很想上洗手间，可又不敢。他从面前的水罐里倒了一点水喝，期间手一直在抖，他很尴尬。
“马上要进入正题了，”伦道夫小声说。他的反应好像并没有克雷格那么大，这点让人安心。不过克雷格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刚才所描述的，”托尼接着说，“是一起普通的治疗失当案。辩方律师那样高水平的高价律师会称之为‘无争论余地’的案子。我称之为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很多律师和医生喜欢用常人听不懂的词，特别是拉丁词。但这又不是一起普通的医疗失当案。这案子比通常情况严重得多，因此我反应特别激烈。辩方律师希望你们相信，他们的证人也会说，博曼大夫是个伟大的、富有同情心的、仁慈的医生，家庭幸福稳定，可事实呢，跟这个差远了。”
“反对！”伦道夫说。“博曼大夫的私生活与本案无关。原告律师企图攻击我的当事人。”
戴维森法官脱下眼镜，瞪着托尼。“你离题太远了，小子。你下面要说的跟这起治疗失当案有关吗？”
“绝对有关，法官大人。而且是关键。”
“你和你当事人这起案子将会招来很多麻烦，也许现在就已经很麻烦了。反对无效。原告律师继续。”
“谢谢法官大人，”托尼说着继续将注意力转向陪审团。“2005年9月8日晚，也就是佩欣斯·斯坦霍普死亡当晚，克雷格·博曼大夫并没有和家人一起守在纽顿那个舒适、豪华的家里。不是！下面我方证人，他的雇员兼女友将证实当时他正和她一起呆在城里的爱巢中。”
“反对！”伦道夫说，声音异常有力。“煽动性语言，且是传闻证据。不能允许他使用这样的语言。”
克雷格感到血往脸上涌。他想回头看一眼亚历克西斯，可他不忍心这么做，尤其是他现在遭到这种羞辱。
“反对有效！原告律师，请你只陈述事实，在证人作证前不要有煽动性评论。”
“是，法官大人。只是很难控制我的情绪。”
“你再不控制，我判你藐视法庭。”
“明白，”托尼说。他回头看着陪审员。“你们将听到的证词表明博曼大夫的生活方式发生过戏剧性的转变。”
“反对，”伦道夫说。“私生活，生活方式——这些都与本案无关。这是一起治疗失当案。”
“上帝啊！”戴维森法官绝望地喊道。“请双方律师走近法官席！”
伦道夫和托尼都很听话地走到法官席旁边，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法庭里其他人的私下交谈，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开法庭书记员和陪审员。
“按这个速度，这案子要审一年，天哪，”戴维森法官埋怨道。“我这一个月的计划都要毁了。”
“我不能允许这场闹剧继续下去，”伦道夫抱怨说。“这对我的当事人不利。”
“他老是打断我的思路，”托尼嘟囔着。
“都给我闭嘴！我再也不想听你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牢骚抱怨了。法萨诺先生，你说这些与案子无关的话题，到底想说明什么？”
“博曼大夫选择到死者家里门诊，而不是应原告的要求，将他妻子直接送往医院。尽管他自己证词中也会提到，他怀疑死者当时突发心脏病。”
“那又怎么样？”戴维森法官问。“我觉得博曼大夫处理得很及时，没有不必要的拖延。”
“这点我们还要论证。不过博曼大夫以前是从来不出门诊的。我是指在他出现‘中年危机’之前，或者按他自己的话说，‘觉醒期’之前，和情人一起搬到城里住之前。我方专家将证实，由于出门诊而延误治疗与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死有直接关系。”
戴维森法官陷入了沉思。他思考时，心不在焉地抿起下唇，这样一来他的上唇的胡子就到了下巴中间。
“从业人员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跟治疗失当案无关，”伦道夫坚定地说。“从法律角度来说，治疗失当案的关键在于判定是否偏离了治疗标准，造成的伤害可否补偿。”
“你说的是通常情况，不过我相信法萨诺先生接下来的证词会证明，他的观点是有根据的。是不是这样？”
“您说的完全正确，”托尼很肯定地说。
“一切由陪审团决定。反对无效。法萨诺先生，请你继续陈述，但请你注意不要使用煽动性语言。”
“谢谢，法官大人。”
伦道夫回到被告席，显然非常生气。“我们要打一场恶战，”他说。“法官对法萨诺异常宽容。从好的方面来看，如果本案判原告赢，我们在上诉时可以加上法官不公这一条。”
克雷格点点头。这可是伦道夫第一次承认官司有可能会输。克雷格更加悲观失望了。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托尼回到讲台上说。他翻了翻手中的卡片，调整了一下丝织上衣的袖子，刚好露出袖扣和他笨重的金表。他抬起头。“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人说我不擅长当众讲话，到现在也没什么长进，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包涵。”
有几个陪审员笑了，还同情地点点头。
“我们将会提交证词，证明大约两年前，博曼大夫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此前，他基本上是传统的医生，看病收费。之后他转而加入并接管一家成功的管家医生诊所。”
“反对！”伦道夫说。“本案与行医方式无关。”
戴维森法官绝望地叹了口气。“法萨诺先生，博曼大夫的行医方式与我们刚才在法官席前讨论的话题密切相关吗？”
“毫无疑问，法官大人。”
“反对无效。原告律师继续。”
“确实，”托尼对陪审团说，“当我说到管家医疗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位一脸茫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连我在接这个案子之前都不知道。这东西又叫顾问医疗，就是说想接受这种服务的病人每年要预交一笔可观的费用。这笔费用可真不小，有的每年每人要交两万美元呢！虽说博曼大夫和他那个基本退休的合伙人伊森·科恩大夫没收这么多，可收得也不少。大家可以想象，这种服务也只能出现在富裕、成熟的地区，比如某些大城市或者富人集中的地方，比如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那不勒斯或者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
“反对！”伦道夫说。“法官大人，管家医疗与本案无关。”
“我不同意，法官大人，”托尼抬头看着法官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案的关键就是管家医疗。”
“那请原告律师说明其与本案的关系，”戴维森法官气呼呼地说。“反对无效。”
托尼回头看着陪审团。“那么，参加管家医疗的人交这么大一笔钱，能得到什么呢？而且到时候交不上钱，就会被一脚踢出来，没人管你。接下来会有证词说明这点。服务包括保证你能随时随地找到医生，提供医生的手机号和电子邮箱，保证无等待预约门诊。我个人认为大家不掏顾问费就理应享有上述服务。但是与本案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在合适和方便的时候，病人可要求医生出门诊。”
托尼停了一下，让听众充分理解自己的话。“在庭审中，将有直接证词证明2005年9月8日晚，博曼大夫为自己和同居女友订了音乐会的票，而他的妻子和女儿则在家中无所事事。现在他已经回家住了，我很想请他太太出庭作证，可法律规定配偶回避。她肯定是个圣人。”
“反对，”伦道夫说，“理由他已经说了。”
“反对有效。”
“还将有证词证明，”托尼继续说，中间几乎没有停顿，“突发心脏病时，标准的治疗规范是立刻将患者送往医院做初步治疗。我说立刻，并非夸张，因为此时每分钟，甚至每秒钟都可以决定生死。将有证词表明尽管我的当事人一再请求将病危的妻子送往医院与博曼大夫会合，博曼大夫却执意要出门诊。他为什么要出门诊呢？将有证词证明这种选择很重要，因为如果佩欣斯·斯坦霍普不是心脏病发作，虽然他自己的证词将证明他自己也怀疑是否心脏病发作，但如果不是，他就可以及时赶往音乐会，开着他崭新的红色保时捷，入场，让众人赞叹他的风度和陪他入场的年轻诱人的女子。而这里，我的朋友们，就呈现了——或者说出现了，我老是搞不清该说哪个——玩忽职守，治疗失当。为了自己的虚荣，博曼大夫违反了治疗规范，没有将心脏病突发患者尽快送往治疗机构。
“当然，辩方律师更有教养，也更有经验。上述事实如果由他来解释，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不过，我相信你们能像马萨诸塞州仲裁庭一样看清事实。他们在对本案实施听证之后，建议庭审，正说明了这一点。”
“反对！”伦道夫跳起来高声叫道。“请求在法庭记录中删去这节，并请求法庭警告原告律师。仲裁庭的判决不可采纳：参见比勒诉唐尼案，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严厉地说。“辩方律师说得对，法萨诺先生。”
“对不起，法官大人，”托尼说着走向原告席，从莱尔夫女士手中接过一张纸。“我这里有一份马萨诸塞州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第六十款B项规定仲裁庭的判决及仲裁过程中的证词可以采纳。”
“这条已经被刚才辩方律师引用的案子推翻了，”戴维森法官说。他看着法庭书记员。“将庭审记录中关于仲裁庭的内容删掉。”
“是，法官大人，”法庭书记员说。
戴维森法官对陪审团说。“本庭要求你们忽略法萨诺先生涉及马萨诸塞州仲裁庭的评论，并建议你们履行判定事实义务时，不要考虑上述评论。明白我的话吗？”
陪审员都顺从地点了点头。
法官看着托尼。“经验不足不是缺乏法律知识的理由。我希望今后不再有类似的疏漏，否则我将被迫宣布此案为无效审判。”
“我尽量，”托尼说。他步履沉重地回到讲台，停了一会儿整理思路，然后抬起头看着陪审团。“我相信，你们能看清事实，即博曼大夫的失职导致我当事人的太太死亡。接下来，法庭将要求你们判定赔偿额，判定如果佩欣斯·斯坦霍普今天还活着，将给我的当事人提供多少关心、指导、支持、建议和陪伴。
“谢谢你们听我的开庭陈词。我对这个领域的法律没什么经验，为此我向你们道歉，就像刚才我跟法官大人道歉一样。我期待着庭审结束时再做结案陈词。谢谢大家。”
托尼把讲台上的卡片收拾好，回到原告席，便立刻与助手小声交谈起来，神情严肃，手里挥动着刚才她递给他的那张纸。
托尼终于说完了，戴维森法官长舒了一口气，看了一眼手表，然后看着伦道夫。“被告律师是选择紧接着原告律师发表开庭陈词，还是等到法庭调查原告部分结束？”
“当然是现在，法官大人，”伦道夫回答。
“很好，不过现在是午休时间。”他适时敲下了法槌。“休庭至下午1点半。本庭要求陪审员不得与他人或相互讨论案情。”
“全体起立，”法官站起来时，法庭文书高声喊道，像在大街上宣布公告。
第三章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06年6月5日，星期一
中午12：05几乎所有人都退庭了，亚历克西斯·斯坦普敦·博曼却没有动。她看着自己的丈夫。通往内庭的门一关，克雷格就像只泄气的皮球，瘫软在椅子上。伦道夫靠近他，小声说着什么，一只手搭在克雷格的肩膀上。伦道夫的助手，马克·卡文迪什站在克雷格的另一边，正在整理文件、笔记本电脑和其他杂物，把这些都放进一只开着口的公文包里。亚历克西斯觉得伦道夫正在试图说服克雷格，她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打断他们的谈话还是等着。现在，她觉得最好还是等着。她看着原告乔丹·斯坦霍普走过审判区与旁听席之间的分隔栏。他表情平静，举止超然，衣着保守但价值不菲。亚历克西斯看着他一言不发地找到一个与他行为打扮都很相称的年轻女子，两人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豆。
作为医院的心理医生，亚历克西斯出席过很多次庭审，以各种身份作证，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专家证人。根据她的经验，庭审时所有人都会焦虑，特别是她丈夫，现在特别脆弱。这次庭审，是克雷格这两年艰难生活的顶点，案子的结果对他至关重要。多亏她接受过专业训练，懂得凡事要客观，即使涉及感情。她知道克雷格的弱点，也知道他的长处。遗憾的是，她知道在目前这场危机中，弱点即将战胜长处。这是当众考问他的行医素质，如果他输了，她怀疑他能否重整旗鼓。这案子之前，他的生活已经被一场典型的中年危机冲击得七零八落。克雷格首先是一个医生，凡事以病人为先。她从跟他谈恋爱起就明白并接受这一点，甚至还有点崇敬。因为她自己就在一家大医院工作，有很多一手资料。她知道，做一个医生，特别是做一个好医生，是世界上最难、最有挑战性、最需要人坚忍不拔的工作之一。
问题在于伦道夫私下跟她说，尽管不存在治疗失当，但很有可能这案子会输，至少初审会输。她内心深处知道克雷格肯定不会治疗失当。她旁听了庭审，也知道克雷格总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即使自己不方便，即使是夜里3点。现在的问题是遇上治疗失当和中年危机双重诅咒，让事情变得格外复杂。两者同时发生亚历克西斯倒也不奇怪。她的患者中很少有医生。因为寻求帮助，特别是心理方面的帮助，跟医生的本性相左。他们是给人关怀的，不习惯被人关怀。克雷格这点尤其突出。她一再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特别是他听了莲娜和原告方专家证词之后反应极大。她安排起来很方便，可他就是不去。一星期后，他的抑郁明显加剧，她再次提出让他去看心理医生，结果他勃然大怒。
亚历克西斯还在犹豫是打断克雷格和伦道夫的谈话，还是站在原地继续等。这时她发现众人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