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他们具有一种拒绝被新的国度的举止和信仰感染的免疫力，他们既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所造就，也更为其祖先所造就。有关祖先的梦一直萦绕在他们心际，“那些死去的人并不愿死去，而是时刻在对活着的人施加其影响力。”（127）使得这场游戏的负方和赢方祖先之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境地。例如：久居国外的浪子的父亲虽然坚持要把两个女儿嫁给外国人，以示他在理论与行动上的开放，但内心却又恪守其儿子一定要娶个中国妻子以完成传宗接代的这一重大任务的观点。就连浪子这样一个希冀着要摧毁祖先堡垒的人也盼望着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浪子，不管离家多久，最终要回到家乡，改过自新，与祖宗和好。书中人物莫不如此，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祖先情绪就在小说人物对其祖先身体上的排斥而精神上又为其左右的模棱两可的情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祖先情结”当地意义的揭示
亚历克斯·米勒为深化小说主题思想，还运用了各种技巧。如在每一章节前他都添加了两个中文字“浪子”，其中的用意显而易见。这两个字隐含了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这场游戏的败方，最终不得不离乡背井，成了没有根的漂泊者。同时，书中凤氏家族的凤英文正是phoenix，其意为凤凰，作者恰恰是取凤凰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而获新生之意，旨在说明这场游戏的永久性，对凤氏整个家族史的描写便是最充分的证明。日记体备忘录、回忆录的大量运用更是为了强调“一个人一旦属于某个祖先，就永远无法摆脱”。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论》，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米勒以生动丰富的史实和人物经历大胆地向读者们昭示了亚文化也是澳大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主流文化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其实三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的选取足以表明米勒认为所有进入澳洲的移植文化，都应视作澳洲文化的一部分而予以包容和肯定，而不应视其为“异类”，文化一经移植，就该成为当地的文化。因此，作者在小说中反复咏叹这样一种精神：to be displaced is in place； to be in exile is at home。 这不正是许多移民心境的真实写照吗？尽管作者并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创作意图，但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一位中国朋友，即小说中浪子的原型自杀事件的思考，或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出于对两人之间友谊的怀念，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所谓主流文化的本质了。母国文化的烙印使那些移民永远无法真正属于他所移居的那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母国文化的印记使得他们很容易地被别人认出，而这种不被接受的感觉使他们丧失了奋斗的信心。小说中的浪子就曾愤怒地说：“那项奖，我本来可以得到的，我本可以拿到奖学金去斯雷德的，他们都以为我能得此奖，每个人都这么认为……每个人都说我该得此奖。”（163—164）显然，时间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浪子的经历也足以令许多澳大利亚人深思他与母国英国之间的关系。小说主题的第二个层面——“祖先游戏”当地意义的揭示至此达到了高潮。那就是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在浪子与史蒂文的对话中有生动的体现：
“你是中国人吗？”
“当然！是的！我是中国人！你总不至于认为我是菲律宾华人吧。”
“我不是不相信你是中国人，我是要问你过去是吧，我不知道。”
“……实际上，不管是苏格兰人，还是中国人，有某种东西是相同的。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心灵深处……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模仿。”
这里所说的某种东西便是祖先留给其后代的根深蒂固的烙印，尽管他们都称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仍属于自己的母国文化，这些在澳的移民既有种找到家的快乐，也兼有被别人抛弃的痛苦，澳大利亚人又都是非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文化是一种错位的文化，一种几乎没有个性特色的文化。在澳的移民游离于祖先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无根的感觉成了他们的现状。从整体角度来讲，他们都是澳大利亚人，但就个体而言，他们又可能是“来自雪河的人The Man from Snowy River是1995年著名民谣体诗人佩特森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中的人物。”、爱尔兰人、中国人或是别的国家的人。这也正是为什么澳大利亚人难以为其民族身份下个确切的定义。小说没有过多地描述移民在澳努力地要融入主流文化的物质历程，诸如语言、服饰、生存环境等，而着重刻画了人物在追求文化融合过程的心路历程，表明文化上的分裂性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精神伤痛远远胜过物质保障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无疑反映了移民们的一种渴望：即各个种族人们之间的和平共处。从澳大利亚文化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都难以真正实现，唯有多元化主义是条出路，而这又不能仅仅止于口头空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祖先游戏》不仅仅是一本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化特点的小说，而且是一部对澳大利亚未来充满希冀的作品。
“祖先情结”暗指意义的揭示
这部小说第三个层面的内涵也通过几位主人公的经历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渲染，作者通过使用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达到了进一步挖掘拓展祖先游戏内涵的目的。表面上，作者叙述了几个祖先与其后代不相容，而后代又都踏上的漂泊之旅的故事。实际上，作者巧妙地传达给读者这样一个启示：澳大利亚与其母国英国之间不也存在着这种祖先游戏吗？这个游戏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故事中后代与其祖先之间矛盾冲突的程度。
据记载，澳大利亚早期的定居者中多数是触犯法律者。“于1788年在杰克逊港登陆的1000多人中，四分之三是流放犯，他们以及后来到的一些人都是因触犯法律而被逐出英国的。”Geoffrey Sherington； Australia's Immigrants。 NP： George Allen & Unwin Australia Pty Ltd； 1980； p。3。这些早期流放犯赋予早期澳大利亚以“浪子”色彩，他们仇视英国，离开故地而定居在南半球的异域。英国将这些犯人流放到澳大利亚也是基于想将这些犯人看作是这个国家可利用的奴仆，而不想让他们成为国家的负担。因此，从一开始，澳大利亚就在英国的控制之下，是按英国的想法来塑造的。这就像书中的浪子一样，他必须接受传统的中国式的教育以满足他父母和外祖父的心理要求。但是由于澳大利亚距英国太遥远，所以，这些早期的“浪子”不得不依靠自己获取所需的一切，他们都成了自己的“救世主”。可尽管如此，他们在心理上仍视英国为其故乡和家，在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英语，遵从英国的政治和社会习俗，遵守或违犯英国人的法律。虽然相距很远，但英澳仍彼此视对方为友邻。二战期间，澳大利亚士兵被派往欧洲与英国士兵并肩作战。再往后，澳大利亚大部分出口产品销往英国，进口商品则来自英国。澳大利亚过多地依赖英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英国的复制品，以至于它完全忘记了自己邻近亚洲的尾部，以及大洋洲诸岛的地理位置。而现今，当澳大利亚逐渐从一个蹒跚学步的孩童步入成熟期后，它的民族身份感也渐渐觉醒，于是，它便陷入了小说人物所面临的境地。一方面是英国仍欲控制这块南半球上的大陆；另一方面是居住在此的人们渴望摆脱母国，获得自由。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便是要放弃或至少减弱澳大利亚与英国间的联系。这一游戏愈演愈烈直至共和制的建立在澳成为一种强烈呼吁。
但祖先那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使得共和制的实现仍有障碍，至少老一代澳大利亚人就反对建立共和制。因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其传统性和稳定性成为凝聚社会的主要因素，是一种祖先的象征，时刻萦绕在一些澳大利亚人的心中，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祖先情结。英国作为澳大利亚的母国一直想要依其意志来塑造澳大利亚，而事实上，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也一直因为自己是英国的一员，并按其路线而发展倍感自豪。从母国那里，澳大利亚获得了归属和家园感，正如威廉姆·查尔斯·温特沃斯1823年在他题为《澳大利亚》的一首诗中所说的：
祝愿最后降生的婴儿能崛起，
以此慰藉父母的心，回报他们的关注；
澳大利亚将以迎风招展的旗帜，
成为新世界中的新英国！
可是彼此间地域上的距离毕竟构成了寻求真正联系的障碍，特别是对于年轻的一代人。事实上，回归毕竟不同，因为过去就像异域，但与人类无数神话一样，咒骂可能会变为祝福，漂泊实际上是某些人唯一能忍受的境遇——能够成为创作或提出质疑的源泉。日渐成熟的澳大利亚追求独立的愿望虽日益强烈，可对母国的态度也模棱两可起来。既渴望摆脱英国，完全独立，又难以割舍与母国的最后一丝联系，其处境与小说中的浪子是何其相似啊！
《祖先游戏》精心设计的情节向人们宣告：共和制在澳大利亚是大势所趋。君主立宪制过去在澳大利亚有过不斐的业绩，它帮助澳大利亚经历了世界大战、度过了经济危机、克服过历史上的困难，但它缺少作为民族象征的主要成分。像史蒂文、浪子、格鲁特一样，澳大利亚有朝一日会站起来，成为自己的救世主。
小说的现实意义
倘若共和制在澳不可避免，那么在其切断与英国的联系后命运何在呢？《祖先游戏》间接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米勒竭力塑造一个四代亚洲家庭与澳大利亚联系的良苦用心明白地告诫了人们：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寻求与亚洲源远流长的联系，把亚洲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合作伙伴。透过作者创作的小世界，读者不难感受到这场变化的发生是要付出代价的。
把一个四代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亚洲家庭作为作品的叙述主线旨在颂扬主流文化中的亚文化，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祖先游戏》是将以亚洲为叙事中心的小说创作推向高潮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历史和人类史上长期而复杂的交往。读罢小说，人们会对澳大利亚文化有全新的认识。米勒客观、冷静地描述使人感到澳大利亚成熟了，它敢于面对自己的责任，勇于承认自己在历史上的过失，诸如对非欧洲移民的歧视和白澳政策的实施。米勒所采用的不按时间顺序排列、迂回式的叙述方式很好地表达了他想要说明的“人类之事并无定论” A。 Rimer； Exiles from the Past；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Saturday； 15 Aug； 1992）。的观点。正因此初衷，作者在小说结尾处给了读者们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并没有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间画一条明晰的界线，有关间离、两态性、边缘人的观点在小说中都有清楚的体现。米勒如剥笋壳一般，一层层剥下去直至核心，正如南亚英语出版发行界的一位权威人士而言：“我们长久以来一直盼望着有一本像《祖先游戏》一样的书问世，我们并不认为澳大利亚人真的能改变对亚文化的态度，但这毕竟是我们理解和喜爱的一部作品，它将永远改变我们对澳的看法。” The Writer's Game； Age Saturday （20 Nov。 1993）。
（陈凯：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56）
存在的困境
秦丹丹
摘要：本文拟从存在主义的视域，运用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本体论以及以“向死而在”把握“此在”这三个哲学命题来分析《无名的裘德》中裘德、淑以及“小时光老人”三个主要人物生存的困境和其存在的悲哀。文章认为裘德的存在体现了“存在先于本质”、“自为的虚无化”以及“自为”和“自在”的冲突导致其悲剧结局；淑的一生体现了“自由本体论”、自由的“介入”性以及“自我承担责任的伦理学”；“小时光老人”的死亡情结及其冷漠反映了人存在的危机和悲哀。从存在主义角度去审视小说所呈现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的生存困境，旨在揭示主人公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遭际，及其浓郁的悲剧意味。
关键词：存在主义 《无名的裘德》 生存 选择 死
《无名的裘德》讲述了一个被压迫者的宏伟理想与残酷现实发生冲突而造成悲剧的故事。这部现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经典的长篇小说，以其犀利的社会批判笔触、自然主义的对人物生理、心理复杂性的捕捉、“方舞”式叙事结构、对追求自由、向往独立的新女性的刻画以及现代主义因子等艺术魅力吸引了众多评论家的关注。本文认为，小说所表现的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对符合人性的人类生存发展、自我创造、自我选择这种由“存在”走向“本质”的必然否定。处于“自为”状态的人总是想超越目前的自我存在，把自己投向将来。然而，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偶然的、甚至敌对的“自在”世界。追求本质的他只能无奈地始终处于“困境”之中，以致酿成悲剧。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视域探讨《无名的裘德》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裘德、淑和“小时光老人”的生存困境及其悲剧成因，以期更好地揭示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
一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对人的存在有过精辟的论述：“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受到自己在这样做。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页。在萨特看来，人之初空无所有，人是后来自己规定自身的。没有创造人的上帝，也没有规定人的先验的普遍本质。人先是出现在世界上，也就是活着，只是到后来才自己规定自己，想成为这样的人，而不是那样的人；决定自己的本质、追求个人的目的。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
虽然出身乡野，但好学上进的裘德并不甘心一辈子都屈从于卑微的身份。他的一生，是不断规划、不懈追求的一生。小说目次中的五个地名，都依次见证了裘德不断“模铸自己形象”这一存在主义第一要义的艰辛历程。当他还是一个干杂活的村童时，他就像个小大人似的严肃认真地思考着人生奋斗这一深沉的问题。老师临别赠言，唤醒了他规划自身的意识。裘德开始绘制他的第一幅“自觉性的设计图”。为了能进基督寺，他夜以继日地勤奋自学着拉丁希腊文法。婚姻失败的打击只是暂时的，然而，基督寺学院院长冷漠的回信再次击碎了裘德天真的幻想，他终于看清了学院大门对像他这样自学的贫苦人是如何的森严了。在牧师的帮助下，裘德逐渐萌发研究神学的理想。这一决定，斩断了他延续了十二年的求知生活，开始了第二条追求“本质”的艰辛征程。在追求神职的路上，他依旧走得义无反顾。但现实的残酷再次击败他的雄心。遍尝人世辛酸的裘德辗转重回故地，感慨万千的他当众即席讲的一番话，正是对“生命的存在→自我选择、自我创造→获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