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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本集中的《法衣》里迷惘的新教牧师，感到不仅与天主教的爱尔兰失去联系，而且感到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系。《死于耶路撒冷》，探讨宗教在世俗世界中的地位，对天主教和新教人物予以同样富有同情心的描写。从其作品来看，特雷弗似乎没有明确的宗教观，也可能有意在作品中隐去自己的观点。他更多的表现为宗教上的怀疑论者，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感觉到上帝那种操纵一切的力量。
特雷弗作品中的人物都被赋予自然精确的描写——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似乎每个人的故事就像是一首代代相传的歌谣，具有某种原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笔下的人物类型之多令人震惊。在特雷弗的短篇中，人物与地点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似乎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他们所居之上的土地塑造的。尤其在以偏远的乡村为背景的小说中，个人似乎完全是他们所出生的狭小世界的产物，甚至失去意志的自由，失去别处谋生的决心。短篇小说集《山里的单身汉》中的题名故事十分突出地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思想。
该故事讲述的是一个29岁的儿子鲍利，为了取悦寡居的母亲，接受了令自己生畏的那一点地产，回到地处偏僻的小农场。现在的爱尔兰妇女们宁愿到加油站或化肥厂打工也不愿嫁给他们这样的单身汉，过令灵魂麻木的艰辛生活。就他这样的爱尔兰人来说，对先主们的认知却又是他们所不能放弃的。鲍利是英雄？是傻瓜？抑或仅仅是温顺的儿子？如果说他代表了爱尔兰的过去，模棱两可；如果说他代表爱尔兰的未来，这绝不可能，单身汉没有后裔，他们所代表的一切将不再继续。这样的前景如同古代爱尔兰的民谣，内容已经朽去，形式尚且存在，却不会延续。
受乔伊斯的影响，特雷弗的许多作品注重象征性细节描写，放弃戏剧性编排；幽思，怀旧，氛围十足又往往含而不露，并使用乔伊斯小说中典型的“淡出”式结尾。例如《浪漫舞厅》、《山里的单身汉》、《家庭罪恶》等。总的说来这种影响是正面有益的，但有时这种结尾给人的感觉是缺少某种活力。
特雷弗还创作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例如《影集里的风光》（剧本）、《茱丽叶的故事》（儿童文学）等。根据《老校友》改编的舞台剧于1971年上演，随后他又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创作了许多成功的舞台剧和电视剧，几乎每年都有一部舞台剧或电视剧在伦敦上演或播出。
特雷弗目睹了爱尔兰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乡愁的源头滋养着80年漂泊的流程，创造了爱尔兰文学的又一辉煌，他不愧是爱尔兰文学园中的月桂树。
（朱骅：上海水产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00090）
写书是一种艰辛的苦力
［英国］杰西卡·曼／访 邹咏梅／译
在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新作《克莱夫特》（The Cleft，2007）出版之际，英国作家、记者杰西卡·曼（Jessica Mann）对多丽丝·莱辛进行了采访，该访谈原刊登于2007年2月号的英国《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杂志。
多丽丝·莱辛素以不喜接受采访而出名。到达位于西汉普斯特得的莱辛家中时，我的心情颇为忐忑不安，出乎我的意料，莱辛热情地迎接了我。莱辛的家舒适宜人，房间里铺着华丽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色彩浓郁的20世纪油画，还有非洲雕刻、卡片、花儿和堆积得摇摇欲坠的各种书籍。莱辛博学多识，阅读范围广泛，口才雄辩。莱辛已是一位87岁的老人，但仍言辞犀利，极具反叛精神。冷战时期，莱辛曾是一名共产党人；在1950年代的伦敦，莱辛因其作品而被冠以“愤怒青年”称号。莱辛虽是女权主义者，却鄙视女权主义者的言论；虽是现实主义者，却仍相信心电感应；虽是理性主义者，却对灵魂转世半信半疑；虽是个叛逆传统的作家，却接受了无数的奖章与荣誉。其传世名作《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1962）堪称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创性著作。莱辛的新作《克莱夫特》已于2007年1月出版。《克莱夫特》是一部标新立异的创世神话，描述的是人类先祖走出远古的洪荒后所发生的故事。
曼：您将女人称为“克莱夫特人”、男人称为“斯奎尔特人” “克莱夫特人”、“斯奎尔特人”系译者音译，cleft的英文原意为“裂缝”， squirt的英文原意为“喷流”。英国《观察家报》刊登评论文章，认为莱辛用这两个词为小说中的男女命名，分别喻指了两性的生殖器。，一些读者会反对这样的词汇。我想知道，在您的笔下，为什么只有男人才有好奇心、有活力，女人却是如此的消极、被动？
莱辛：两年前，曾广泛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女人才是原始人类的祖先。这种奇怪的观点深深吸引了我，我在思索：男人是如何出现的？男人出现以后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里面基本没有进化论的成分，突然之间，男性婴儿出生了，人们开始充满好奇，到处孕育着勃勃生机。而几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在岩石边悠闲地生活，她们没有产生好奇心的理由。
曼：您的这种说法会激起女权主义者的愤怒。
莱辛：我认为女权主义对我没什么用处。《金色笔记》一出版便成了妇女研究的一部分，这使得男人厌恶这本书，这对我并没什么好处。
20世纪60年代曾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位知识女性，因厌倦了家务，对着一个啤酒桶默默哭泣，我差点就变成漫画中的这位妇女。所以，我觉得《金色笔记》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你可以将从未有人表述过的东西写进去——比如：生活与性、母性与情感等。那个时候还是传统盛行的年代，人们觉得有些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说出来。《金色笔记》的出版可以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至今我还记得。一年之后，拉金说出了“性交开始”这样的言论。
我不是个固守传统的人。60年代是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时代，她可是个极重传统的人。
［莱辛出生于波斯（现称伊朗），6岁时，全家迁居非洲罗德西亚（现称津巴布韦）。因父亲生病，生活困苦，母亲对生活产生不满。14岁时，莱辛辍学做了保姆，不久开始在南非的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19岁时，莱辛结了婚，生下两个孩子。离异后，莱辛嫁给了带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戈特弗里德，这次婚姻最终以离异而告终。1949年，莱辛将两个年长的孩子留给他们的父亲，自己带着小儿子和她第一部小说的手稿来到伦敦。一年后，莱辛带到英国的手稿《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出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我父母是大英帝国的忠实拥护者，是骨子里渗透着传统的英国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就是阅读英国文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我觉得上大学害了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学过英语的作家。他们的才能受到了抑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损失。我刚到伦敦时，整个社会充满了求知欲，人们就一切事物进行争辩。每个人都在讲政治，每个人都在看书，并且看了各种各样的书，我记得激烈的辩论总是随时发生。我所写的就是那个时代人们谈论的大众话题，女权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是个共产党人，你就会不自觉地讨论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这是个一直都在被谈论的话题，你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辩论是何等地激烈。就连给戈特弗里德倒一杯茶，我都会问：为什么不是他给我倒茶呢？
曼：《金色笔记》出版后，这种争论在我读来还是变革性的。
莱辛：问题是，现实中女人在谈论男人，实际上她们一直在谈论男人。我这一辈子总是亲耳听到女人在谈论男人、男人在谈论女人。在一个农场里，男人说，女人是多么糟糕，说她们如何无法承担生活的重担，而女人呢，其实也一直在谈论男人。只不过当我把这种谈论落实到纸上之后，人们却认为是惊世骇俗的。
曼：我知道您还写过几个剧本。
莱辛：其实剧本创作是我的最爱，但我不是一个好剧作家，我用词太多了。好的剧作家总是能为当地剧团开启幕布，比如哈罗德·品特。
曼：20世纪70年代末期，您开始写科幻小说，您自己认为这类作品与现实密切相关，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仍属于故事领域。但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些故事是发人深省的警告。
莱辛：全球变暖、星球未来这类的话题一直是我关注并思索的题材。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但并非新生事物。科学家们一直在谈论人类对世界的影响，不过，对政治家来说这些可能还是新话题。
曼：在对您的作品进行学术研究时，部分学者抱怨您从现实主义作品转向科幻作品来得“太迅速、令人难以预料”。
莱辛：我一向喜欢科幻小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都看科幻小说，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在看。
曼：您有没有留意过人机交互的网上世界？
莱辛：我不会用计算机，虽然从理论上说我应该用，但那种蹲在那儿的机器总是出些小毛病。我曾用过一台，当时我朋友的办公室里淘汰了一台计算机，我对他说：给我用吧。以前，我曾以打字谋生，现在我有自己的打字员，全靠他能把我书写潦草的稿子整理出来。
曼：您是不是又在计划写下一本书？
莱辛：是的，刚开始写。但我跟自己说，好了，现在是最后一本了。
曼：您以前也说过这话吗？
莱辛：不，以前从未说过。不过，我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写书也是，一种艰辛的苦力——我如此自愿地写书，简直是太荒唐了。但我确实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书，我想写写我的父母。我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不幸地是，他们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战争完全毁了他们的生活，在我父亲身上尤为明显，在我母亲身上稍好一些。如果没有一战的灾难，我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我很想写一写。战争压在我的心头，像是一场噩梦一样，因此写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的想法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
曼：您是通过写作体验自己的想法，还是表达自己的想法？
莱辛：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有些东西是超乎自己想象的。
曼：您下笔的时候就知道结尾吗？
莱辛：哦，这可不一定。我写上本书的时候，本来已经构思好了紧凑的故事情节，让我没想到的是，其中的一个人物自己蹦出来了，这可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他把整个故事情节都破坏了，突然之间，他控制着整本书，我该怎么办？整个故事都走样了，然后我就想故事本来应该是这样发展的，这才找回了原来的故事结构。
曼：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必须舍弃一些已经构思好的东西？
莱辛：哦，是的，经常有。谢天谢地，我总能将它们撕成碎片，不受它们的影响。
曼：您平常写日记吗？
莱辛：是的。谁想要，我就留给谁吧。
曼：您的两本自传才写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
莱辛：这个有点难度。60年代，我像大地母亲一样为人所熟知，我的屋子里总是挤满了14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已人近中年、有些已是知名人士，所以那本书我不可能接着写下去了。我写了《最甜的梦》（The Sweetest Dream，2001），在那本书里有60年代的风情，但我把一些真实的人物剔除出去了。
［从那时起所发表的自传性作品，不论是纪实体还是小说体，都没有涉及到莱辛的个人生活。有些作品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展现了有关莱辛的一切，其实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信息。］
曼：曾有人未经您的授权写过一本您的传记。
莱辛：哦，那个人确实不好对付。那位女士想当然地以为，我很乐意由她来写我的传记，她已经跟出版商签了合同。她脑子里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会不同意。没办法，我就跟她说，等着吧，我会跟我的朋友说不要配合。接下来，她就走访了很多地方，找到了很多人，有的我只见过一次，有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些人向她提供了我的各种信息。这本书里的东西极不准确，她也根本不关心这个。
曼：网上还有一个您的个人网站。
莱辛：是由我早期的一个书迷管理的，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这个网站做得很棒，有些过奖之处。我一般不看，因为我知道那会令自己陷入无休止的争议之中。有很多东西，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仍在变。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从未对任何东西保持一贯的看法。
（邹咏梅：山东警察学院，邮编：250014）
桑塔格传（节选）
［美国］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著 姚君伟／译
卡尔·罗利森（Carl Rollyson）是美国桑塔格研究专家，主要著作包括《桑塔格传》（与夫人莉萨·帕多克合著，2000）、《阅读桑塔格》（2001）、《女性偶像：从梦露到桑塔格》（2005）等。此处节选的是《桑塔格传》第六章。
——译者
桑塔格回国，里夫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时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讲师。1950年12月，桑塔格在该校读大二时在课堂里与他认识，10天后两人结婚，里夫28岁，桑塔格17岁。桑塔格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毕业后，在全美大学妇女联合会的资助下，赴牛津大学做研究，撰写博士论文。1958年年底回国时，论文未完成。到机场去接。他们拥抱。他们朝车子走过去。他车子尚未发动起来，她便提出了离婚。他们坐着，他们哭了。结束了。
里夫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个比较极端的人，表现得就像柯尔律治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作品有《古舟子咏》等。笔下对参加婚礼的宾客述说着自己的痛苦的古舟子。他的心似乎在滴血。哈佛大学丹尼尔·阿伦教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安慰他这位同事。里夫在他的论著——《弗洛伊德：道德家的心灵》——几次再版中，都把桑塔格的名字从鸣谢名单中画掉了。
桑塔格26岁时从里夫父母手上要回了6岁大的大卫，1959年元旦带他抵达纽约。她记得，当时他们仅有2只箱子和70美元。“我激动万分。我就像《三姐妹》中渴望去莫斯科的艾琳娜一样，心里能想的就是纽约！纽约！”
在欧洲，桑塔格的博士论文没写多少。她向资助者全美大学妇女联合会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感谢联合会对她的研究多年的支持，“对我来讲，这是很有价值的一年，或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珍贵的一年”；同时，也感谢她们对女学者的支持。她的博士论文“断了的线头得回过头去接上”。她说要很快写完博士论文，可她终究没能完成。
独自一人，桑塔格得马上找个栖身之处（她在韦斯滕德街350号1栋2居室小公寓住下），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