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他确实不应该说出来。换了我是陪审员，本来是来履行公民义务的，遭到这种责难肯定气得够呛，也更愿意相信托尼对整个事件的解释。”
“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吗？”
“很多部分都很糟糕。托尼让克雷格承认，当晚出门诊时确实担心佩欣斯病情突变，这点跟莲娜的证词相符。另外他确实怀疑佩欣斯突发心脏病。他还让克雷格承认，从佩欣斯家开车去音乐厅比从纽顿纪念医院去要快。他很想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入场，可以向众人展示漂亮女友。更糟糕的是，他让克雷格承认在莲娜面前说过很多佩欣斯·斯坦霍普的坏话，包括说佩欣斯死了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天哪，”杰克摇摇头说。“这可不好！”
“确实不好。现在大家都认为克雷格是一个傲慢无情的医生，满脑子想得都是怎么才能按时带情人去音乐厅，根本不考虑病人的死活。伦道夫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
杰克直起腰。“伦道夫交叉询问效果如何？”
“最确切的说法是企图弥补损失。他试图在原告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上为克雷格恢复名誉，从PP，也就是问题病人编号到佩欣斯·斯坦霍普去世当晚的所有细节。你进来的时候，克雷格在说他到佩欣斯家看到的症状，和乔丹·斯坦霍普电话上告诉他的症状不符。伦道夫让克雷格告诉陪审团，他和乔丹通电话时并没有说佩欣斯·斯坦霍普突发心脏病，只说要排除这种可能性。当然了，这与乔丹证词中所说的不符。”
“你觉得陪审团对克雷格的证词反应如何？交叉询问和直接询问时的反应有区别吗？”
“他们比以往更加无动于衷，不过这有可能是我太悲观了。看过克雷格在直接询问时的表现，根本没法乐观。伦道夫前面的仗越来越不好打。今天早晨他告诉我，想让克雷格说说自己的经历，以便反击托尼对他的人身攻击。”
“也好，”杰克说。尽管他对伦道夫的安排并没有多大热情，可对亚历克西斯的同情心依旧没变，觉得说句安慰她的话也好。两人回到法庭原座位上，杰克不禁暗想，如果原告胜诉，对亚历克西斯和克雷格的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从16年前他第一次见到克雷格起，杰克一直不看好这段婚姻。克雷格和亚历克西斯是在波士顿纪念医院实习的时候认识的。两人订婚的时候曾经到杰克家做客。杰克觉得克雷格非常自我，令人难以忍受，而且除了医学没有别的生活内容。现在杰克有机会深入他们的生活，发现虽然目前局势非常严峻，但他俩有很强的互补性。亚历克西斯从小就有点情绪化，喜欢依赖别人，与自恋的克雷格刚好取长补短。在杰克看来，两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互补。
杰克在椅子上坐稳，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伦道夫笔直地站在讲台前，散发着一贯的贵族气质。克雷格坐在证人席上，身体微微前倾，肩膀有点塌。伦道夫的声音抑扬顿挫，口齿十分伶俐。相比之下，克雷格的声音显得有点平淡，像是吵过一架，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
杰克感觉到亚历克西斯的手在他的胳膊肘和腰间摸索着，然后往前移动，抓住了他的手。他回握了一下，两人相视而笑，但笑容转瞬即逝。
“博曼大夫，”伦道夫拉长声音说。“4岁时你得到一个玩具急诊箱，开始跟父母和哥哥玩打针游戏。从那时起，你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不过据我所知，你之所以会选定这个助人的职业，是因为童年的一次特殊经历。你能把这件事的始末告诉法庭吗？”
克雷格清清嗓子。“那时候我15岁，上十年级，是校足球队的经理。其实我很想加入球队，但是人家不要我。这让我父亲很失望，因为我哥哥是明星队员。所以我只好当球队经理，其实就是负责给队员们送水。比赛暂停的时候，我就拿上水桶、勺子和纸杯冲进球场送水。有一次轮到我们队踢主场，有个队员受伤了，教练请求暂停。我照例拿上水桶冲进球场。等我跑近一点，发现受伤的队员是我一个朋友。于是我放下水桶，扔下等水喝的队员们，径直冲到朋友身边。眼前的景象让我很难受。他的腿伤很严重，穿着钉鞋的脚歪在一边，疼得直打滚。他那么痛苦，我却无能为力。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就决定，不光是想当医生，而是一定要当医生。”
“这段经历真让人伤心，”伦道夫说。“但也确实很感人。这个决定不是出于同情心一时冲动，而是真的激励你走上了艰辛的从医之路。博曼大夫，对你来说，成为医生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童年经历所激发的助人欲望必须足够强烈，才能促使你不断跨越障碍，走向成功。你的经历像荷拉修·阿尔杰的小说一样催人奋进。你愿意跟大家说说吗？”
证人席上的克雷格明显挺直了腰。
“反对，”托尼大喊着站起身。“该事实与本案无关。”
戴维森法官摘下老花镜。“请双方律师走近法官席。”
伦道夫和托尼顺从地走到法官席的右边集中。
“听着！”戴维森法官用老花镜指着托尼说。“你的原告直接质询部分是围绕克雷格的人品展开的。当时宾厄姆先生一再反对，我还是让你进行下去，因为你说这点与本案关系密切。我也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要一视同仁。陪审团有权听博曼先生陈述他从医的动机和过程。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法官大人，”托尼说。
“还有，被告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想听你一再提出反对。”
“我明白，法官大人，”托尼说。
两人各自回到原位，即托尼回到原告席，伦道夫回到讲台前。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大声说，好让法庭记录员能听见。“请证人回答刚才的问题。”
“你还记得刚才的问题吗？”伦道夫问。
“记得，”克雷格说。“可从何说起呢？”
“从头开始吧，”伦道夫说。“据我所知，你父母并不赞成你学医。”
“至少我父亲不赞成，我们家他说了算。他并不喜欢孩子，尤其不喜欢我。我哥小伦纳德是足球和曲棍球天才，而我不是。我父亲觉得我是个‘胆小鬼’，有几次当着我的面也这么说。我母亲很怕他。有一次她无意中说出我想当医生。父亲扬言只要他活着，我就休想。”
“这是他的原话吗？”
“一字不差！我父亲是个水管工，鄙视所有专业人士，觉得他们都是骗钱的。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变成这些人中的一员，更何况他自己高中都没有毕业。事实上，据我所知，我父母的亲戚中，连我哥哥在内，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我哥后来跟我父亲一样，也成了一名水管工。”
“也就是说，你父亲对你的学术兴趣并不赞成。”
克雷格苦笑了一下。“小时候我不得不在衣橱里看书。有几次被父亲逮着我在看书，而不是在做家务事，他就追着我打。成绩单也要藏起来，不能给父亲看见，因为上面全是A，所以要让母亲偷偷给我签字。其他同学都是因为成绩太差才不敢给家长看成绩单。”
“等你上了大学，情况是不是好一点？”
“有些方面好一点，其他方面更差。他很讨厌我，对我的称呼从‘胆小鬼’变成‘傲气鬼’。他羞于跟朋友谈起我。最要命的是，我申请奖学金需要填家庭经济状况表。他不但拒绝填表，让我拿不到奖学金，而且一分钱都不资助我。”
“那你的学费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靠贷款和奖学金，而且我什么零工都干过。就这样，我还保持了平均分4。0的好成绩。最初几年主要是在餐馆打工，洗盘子做侍者。临毕业那两年在实验室里打工。一放暑假，我就到医院里打工。我哥哥有时候也会接济我。不过他那时候已经成家了，自己也不宽裕。”
“你对医学的向往和你助人的欲望是不是支撑你度过了这几年最艰苦的日子？”
“当然。特别是暑假期间在医院打工的经历。我很崇拜那些医生和护士，特别是那些实习医生。我迫不及待地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等你上了医学院，情况是不是好一点？经济方面是更加困难了，还是有所缓和？”
“困难多了。开销更大。而且跟大学相比，课程更紧了，基本上天天有课，任务很重。”
“那你怎么办？”
“我尽量借钱；不够的部分就靠在医学中心打工，什么活儿都干过。值得庆幸的是，那里打工的机会很多。”
“你哪来的时间打工？很多人都认为医学院要全力以赴。”
“我基本上不睡觉。当然啦，也不是完全不睡，身体吃不消。我学会了随时随地打盹。确实很难，但上了医学院，总觉得曙光就在前面，所以不觉得太痛苦。”
“你都打过什么工？”
“都是医学中心常见的工作，比如抽血，验血型，血液配型，清理动物的笼子。总之任何能在晚上干的活儿。我甚至还在医学中心的厨房干过一阵。到了医学院二年级，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协助别人研究神经细胞和肌肉细胞中的钠离子通道。目前我还在做相关的研究。”
“日程安排得这么紧，你在医学院的成绩如何？”
“很好。我的成绩排在全班的前百分之十，还是阿尔法—欧米加—阿尔法荣誉学术协会的一员。”
“你觉得你最大的牺牲是什么？长时间缺觉？”
“不是！是没时间社交。同学们都有时间互相交流，讨论。医学院的生活非常紧张。三年级分专业，我不知道是应该选择基础医学研究还是做临床，当时很希望能跟其他同学讨论一下两者的利弊，听听大家的意见。但我没有这个时间，只好自己做决定。”
“你是如何决定选择临床的？”
“我觉得我喜欢照顾别人，做临床能给我一种直接的满足感。”
“也就是说，跟病人接触让你觉得愉悦，有满足感。”
“是的。还有随时做出各种诊断的挑战，以及缩小范围，确定病因的乐趣。”
“不过你最珍惜的还是与病人接触、帮助病人的机会。”
“反对，”托尼说。他显得越来越烦躁。“信息重复。”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的声音有点疲惫。“宾厄姆先生，没必要纠缠这个观点。我相信陪审团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
“说说你做实习医生的经历，”伦道夫说。
“那段时间很愉快，”克雷格说。说着他坐直了身体，肩膀也挺直了。“因为成绩好，我被分配到最负盛名的波士顿纪念医院实习。那里的学习环境很好，而且我开始拿工资了，虽然不多，但至少有钱了。同样重要的是，我不需要付学费了，这样就可以一点点地偿还从大学到医学院积累起来的高额债务了。”
“医生和病人之间必须建立紧密的联系。你是否一直觉得和病人在一起很愉快？”
“是的。到目前为止，这是让我觉得做医生最有满足感的部分。”
“成为主治医生之后呢？据我所知，你好像有点失望。”
“一开始并不失望！一开始主治医生的生活让我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很忙碌但很充实。每天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去上班。不同的病人对我的业务水平是很大挑战。他们对我的努力也很感激。但是后来保险公司开始拖欠医药费，经常对收费项目提出不必要的质疑，让我们越来越难以为病人的利益考虑。收入开始减少，支出却一直在增加。为了收支相抵，我不得不‘提高生产力’，也就是提高单位时间的接诊量。提高接诊量并不难，但时间长了，我越来越担心诊疗的质量。”
“据我所知，这时你的行医方式开始发生转变。”
“彻底的转变。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在从事管家医疗，但身体不太好。他找到我，提出让我做他的合伙人。”
“很抱歉，打断一下，”伦道夫说。“你能再跟陪审团解释一下‘管家医疗’这个词吗？”
“管家医疗是一种行医方式。患者交一定的年费，医生同意限制接诊量，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里所说的更好的服务，是否包括出门诊？”
“可以包括。由医生和病人协商决定。”
“你的意思是说，通过管家医疗，医生可以根据病人的需要来提供医疗服务。是吗？”
“是的。良好的医疗服务有两个基本原则：病人福利原则以及病人自主原则。单位时间里接诊太多的病人跟这两条原则相抵触，因为实在太匆忙了。医生赶时间，就要加快门诊的速度，导致病人不能充分陈述病情，而诊疗的关键依据往往就隐藏在病人的陈述里。而如果是管家医疗，我就可以根据病人的需要和愿望，灵活安排诊疗的时间和地点。”
“博曼大夫，你觉得医学是艺术还是科学？”
“绝对是艺术，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艺术。”
“严格按照书本，能够成为一个好医生吗？”
“不能。世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必须按照每个病人的特点确定诊疗方案。而且，书从写作到出版有个滞后期，书中所包含的信息可能已经过时了。医学知识更新的速度是极快的。”
“行医过程中需要判断力吗？”
“当然。医学上每个决定都需要很强的判断力。”
“根据你的判断，2005年9月8日晚上，针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病情，最好的选择就是出门诊？”
“是的。”
“你能否跟陪审团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她痛恨医院。我都不愿意让她去医院做常规检查。每次去过医院都会加重她的病情，也会让她变得更焦虑。她更希望我去她家里。在她去世前八个月，我基本上每周去她家门诊一次。每次都是虚惊一场，其中有几次乔丹·斯坦霍普在电话上都说她觉得自己快不行了。9月8日晚上，没有人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我确信这次门诊像往常一样是虚惊一场。但作为一个医生，我不能完全排除她确实病危的可能性。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直接去她家。”
“莱特纳小姐在证词中说，你在去她家的路上提到，这次门诊可能真的有情况。是吗？”
“是的。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我只是说我有点担心，因为我注意到斯坦霍普先生的声音里比平常多了一丝焦虑。”
“你有没有在电话里告诉斯坦霍普先生，你觉得斯坦霍普太太是心脏病突发？”
“我没有这么说过。我告诉他，任何胸部疼痛，都必须首先排除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但之前斯坦霍普太太也有过胸部疼痛，事后都没有大碍。”
“斯坦霍普太太有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她去世前几个月，我曾经为她做过一次压力测试。结果模棱两可，不足以说明她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我极力主张她去医院，由心脏科医生做一个更为深入的检查。”
“你跟病人建议过吗？”
“我多次向她建议，可她一再拒绝，因为做检查必须去医院。”
“最后一个问题，博曼大夫，”伦道夫说。“是关于你诊所里PP，也就是问题病人编号的。这样编号的病人得到的照顾更多还是更少？”
“当然是更多！这些病人的问题在于，无论他们的病痛是真的，还是他们臆想出来的，我都无法减轻他们的症状。作为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