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终于找到了亚历克西斯。她坐在墙边第一排，靠近陪审团。她身边似乎还有几个空座位。杰克走过去，然后跟旁边的人说了抱歉，慢慢往中间挪。亚历克西斯看他走过来，把自己的东西移开给他腾地方。杰克坐下之前，捏了一下她的肩膀。
“还顺利吗？”亚历克西斯小声问。
“有点眉目，不过现在不由我控制。这里情况怎么样？”
“跟以前差不多。开始很慢，因为法官要处理一点晦涩的法律问题。第一个证人是诺埃尔·埃佛莱特大夫。”
“那肯定对我们不利。”
“是的。她给人的感觉是受过良好的训练，细心敏感的专业人士。而且她是本地居民，又参与过佩欣斯的抢救。我不得不说，托尼处理得很好。他提问的方式和诺埃尔的回答都控制了陪审团的注意力。我甚至看到那三个家庭妇女点头同意——不是什么好兆头。她的证词基本上跟威廉·塔道夫医生的一样，不过我觉得更有说服力。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遇上她那样的医生。”
“伦道夫交叉询问时表现如何？”
“不像他询问塔道夫医生的时候那么有说服力。不过说老实话，埃佛莱特的表现这么出色，他也没办法改变什么。我的感觉是，他只是想尽快让她从证人席上下来。”
“当时这可能是最好的策略了，”杰克说。“有没有提到管家医疗的问题？”
“提到了。伦道夫企图反对，但戴维森法官全面支持原告的观点。”
“有没有提到发绀的问题？”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如果能做尸检，这是我最想搞清的问题之一。”
第六感促使杰克转过身，看着法庭那头的佛朗哥。他正瞪着杰克，脸上的表情一半像是鬼脸，一半像是个残忍的微笑。值得庆幸的是，从杰克这个角度看过去，佛朗哥的左脸跟杰克一样红。到目前为止，两人扯平了。
杰克在硬邦邦的旁听席上坐定，将注意力转向庭审。托尼站在讲台前，赫尔曼·布朗医生坐在证人席上。法官席前，法庭书记员的手指在打字机上一刻不停地忙碌着，逐字逐句地记录庭审的全过程。托尼正在引导证人复述自己骄人的学术背景和科研成果，已经持续了一刻钟。他不仅是波士顿纪念医院的心脏科主任，而且是哈佛医学院心脏病学系的系主任。
伦道夫几次站起来表示愿意承认证人的专家资格，以便为庭审节省时间，可托尼不肯停下来。他想给陪审团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目的显然已经达到了。所有人都逐渐意识到在心脏病学方面，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证人了。这人的外表和风度让他更具有说服力。与伦道夫一样，他也有一种波士顿上流绅士的派头，但又丝毫没有伦道夫那种居高临下的轻蔑态度。他没有冷漠的距离感，看上去善良而温和：是那种会竭尽全力把雏鸟送回鸟巢的人。他的白发梳得整整齐齐，给人一种祖父般的亲切感。他的坐姿非常挺拔。他的衣着非常整洁，但又不是过分典雅，看上去舒服而随意。他打着一条佩斯利螺旋花纹呢的领结。他有点过分自谦，需要托尼不停地提问，他才很不情愿地承认自己得过哪些奖项，取得过哪些成就。
“这种医学泰斗怎么会做治疗失当官司中原告方的证人呢？”杰克低声对亚历克西斯说。不过这其实只是个反问句，没指望别人回答。他不禁想到诺埃尔·埃佛莱特曾经出人意料地说出她对管家医疗的看法，“我们这些老派的医生对这些管家医生非常不满。”也许布朗大夫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管家医疗的概念与学术界信奉的职业准则格格不入。赫尔曼·布朗大夫比出席庭审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有资格代表学术界。
“布朗大夫，”托尼说着用粗短的手指抓住讲台的边缘。“在我们讨论佩欣斯·斯坦霍普可以避免的意外死亡之前——”
“反对，”伦道夫强调说。“目前就斯坦霍普夫人的死是否可以避免尚无定论。”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宣布。“注意措辞！”
“在我们讨论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意外死亡之前，我想知道你与原告克雷格·博曼大夫是否有过接触。”
“有过接触。”
“你能跟陪审团解释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反对，法官大人，”伦道夫气急败坏地说。“问题与本案无关。或者如果问题与本案有某种令人费解的联系，则布朗大夫对被告可能存有偏见，我反对将其列为本案的专家证人。”
“请双方律师走近法官席，”戴维森法官说。
托尼和伦道夫顺从地走到法官席旁边。
“如果你们重复星期一那套，我会非常生气，”戴维森法官说。“你们都是资深律师。别这么不懂事！你们都知道规矩。至于说到刚才的提问：法萨诺先生！我是否应该相信你目前的提问确实与本案有关呢？”
“当然了，法官大人！原告方的论证重点是博曼大夫对病人的态度，特别是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态度。我请求法庭注意，原告使用‘问题病人’这种贬损性分类法。布朗大夫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态度的由来，帮助我们了解博曼大夫在医学院三年级以及做住院医生期间的表现。后面的证词与佩欣斯·斯坦霍普一案有直接关系。”
“好吧，我允许你这样提问，”戴维森法官说。“不过我希望你尽快将其与本案联系起来。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非常清楚，法官大人，”托尼说着，嘴角泛起一丝得意的微笑。
“别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戴维森法官对伦道夫说。“你的反对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我觉得如果法萨诺先生所说的关联性确实成立，那么证词的验证性将大于伤害性。当然我承认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法官的职责就是做出判断。作为补偿，我将在交叉询问时给被告方尽量大的自由度。至于偏见问题，在庭前取证阶段你有足够的机会发现这点，可你没有提出异议。不过这个问题在交叉询问时还有机会补救。
“我希望庭审能加快速度，”戴维森法官说。“我本来打算用一个星期审理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星期三了。考虑到陪审员和我自己的时间安排，我希望星期五能够结案，除非有突发事件。”
双方律师都点头同意。伦道夫回到被告席的座位上，托尼回到讲台前。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高声宣布。“庭审继续进行。”
“布朗大夫，”托尼清清喉咙说。“你能向陪审团说明你和克雷格·博曼大夫的关系吗？”
“医学院三年级他在波士顿纪念医院内科实习期间，我是他的指导医师。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接触。”
“你能解释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吗？陪审团成员中没人上过医学院。”托尼指了指陪审席，几个陪审员点头附和。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只有那个水管工助理还在研究自己的指甲。
“在医学院第三年，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医学院整个四年的学习中，内科实习都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挑战性的。学生第一次与病人长时间接触，从病人入院到出院全程负责，并在其他医护人员和指导医师的严格观察和指导下，参与诊断和治疗。”
“博曼大夫所在的这个组由你负责指导。这个组人多吗？”
“不多。确切地说，只有六个人。教学非常严格。”
“也就是说，作为指导医师，你跟这些学生经常接触。”
“每天都有接触。”
“这样便于观察每个学生的整体表现，是吧？”
“可以这么说。这是他们一生中的关键时期，标志着他们开始从学生转变为医生。”
“这段时间态度的生成和转变很重要。”
“极为重要。”
“作为指导医师，你对这些态度的生成和转变负有责任吗？”
“责任重大。学生对病人的态度一般都比较积极，而过度劳累、压力很大的医护人员对病人则一般比较消极。作为指导医师，我们需要在这两种态度中谋求平衡。”
“两者有区别吗？”托尼故意做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能解释一下吗？”
“实习医生需要掌握并随时重现的知识量极大，而且每年都在更新。住院医生的压力很大，有时候会忘记工作中最根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人道主义精神恰恰是职业素质的基础。每天面对苦难与生死，也会逐渐产生一种不健康的应对方式。”
托尼困惑地摇摇头。“我这样说你看对不对。简而言之，实习医生有贬低单个病人的倾向，就像是因为过分关注森林而忽视单棵的树。”
“有可能，”布朗大夫说。“关键是不能轻视这种现象。”
“我们都会尽力的，”托尼说着轻轻笑了一下，引得几个陪审员也跟着他笑起来。“现在继续讨论被告克雷格·博曼大夫。他在实习期间表现如何？”
“总的来说很出色。在六个学生中，他总是遥遥领先，知识最丰富，准备最充分。我很佩服他的记忆力。我记得有一次问到一个病人的血尿素氮指标。”
“是血尿素氮的检查结果吗？”
“是的。当时这是个设问句，为了强调熟悉病人的肾功能情况对治疗很有好处。博曼大夫不假思索地说出了检查结果，让我觉得他是编的。学生经常耍这种把戏来掩饰自己准备不充分。后来我查了一下，他说的完全正确。”
“这么说博曼大夫在这门课上分数很高咯？”
“他得了个A。”
“可你刚才却说‘总的来说很出色’。”
“我是这么说的。”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有种感觉一直困扰着我，等博曼大夫到波士顿纪念医院做住院医生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是什么感觉？”
“在我印象中，他的性格——”
“反对！”伦道夫喊道。“根据：证人既不是精神科医生，也不是心理医生。”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说。“作为医生，证人接触过上述领域。原告如有意见，可在交叉询问中提出。证人可以继续。”
“我觉得博曼大夫好胜心很强，对当时的首席住院医师给自己的评价又过分在意，因此将病人视为竞争的手段。他主动寻找最有价值的病人，这样他的报告从专业的角度总是最有意思的，能得到最高的评价。”
“也就是说，你觉得博曼大夫把病人作为自己事业进步的手段？”
“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种态度不符合现行的职业素质标准，对吧？”
“是的。”
“谢谢你，布朗大夫，”托尼说。他停下来注视着陪审团，跟每个陪审员做眼神交流，让大家充分领悟证词的分量。
杰克俯下身子，小声对亚历克西斯说：“我终于理解你对托尼·法萨诺的评价了。他确实很出色。现在不仅是管家医疗，连医学本身以及医疗行业固有的残酷竞争也成了法庭质疑的对象。”
“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把克雷格的成就解释成好胜心过强。他可能估计到伦道夫在交叉询问时会强调克雷格的成就。”
托尼重新开始发问。他将火力集中在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抢救过程上，迅速切入正题，让布朗大夫证明，遇到心脏病突发患者，需要尽早开始抢救，这点至关重要。通过复查病历，可以断定由于克雷格迟迟不能确诊，佩欣斯生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还有几个问题，布朗大夫，”托尼说。“你认识威廉·塔道夫医生吗？”
“认识。”
“他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这点你知道吗？”
“知道。”
“你认识诺埃尔·埃佛莱特大夫吗？知道她是塔夫茨医学院毕业的吗？”
“这两点我都知道。”
“三名心脏科专家，来自波士顿地区三家最好的医学院，一致同意克雷格·博曼大夫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抢救不符合标准。对此你觉得意外吗？”
“不意外。这只能说明大家一致认为心脏病突发病人需要及时抢救。”
“谢谢你，布朗大夫。提问完毕。”托尼收拾好讲台上的文件，走回原告席。他的助手和乔丹都拍了拍他的胳膊，对他的表现大加赞赏。
伦道夫缓缓站起来，走到讲台前。他整理了一下上衣，将穿着厚底翼梢鞋的脚搭在讲台底部的横杆上。
“布朗大夫，”伦道夫说，“大家一致认为，在设施完备的前提下，心脏病突发病人需要及时抢救，这点我也同意。但本案需要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博曼大夫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抢救是否符合标准。”
“坚持去斯坦霍普家门诊，而不是将病人及时送往医院，确实延误了抢救时机。”
“但在博曼大夫到达斯坦霍普家之前，并没有确切诊断。”
“根据原告在取证阶段的证词，斯坦霍普先生已经告诉他，佩欣斯突发心脏病。”
“这只是原告的证词，”伦道夫说，“但被告在证词中说斯坦霍普先生特别强调可以排除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他并没有肯定地说佩欣斯·斯坦霍普有心肌梗死症状，医学上称为心梗。如果不能证明当时是心脏病突发，也就谈不上延误治疗。是吧？”
“是的，可她当时确实是心脏病突发。病历上写得很清楚。病历上还写着她压力测试有问题。”
“可我想说的是，当时博曼大夫并不确定佩欣斯是否有心梗症状，”伦道夫说。“接下来的证词他将提到这点。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下，先讨论你刚才提到的医学院的问题。你自己三年级内科实习的成绩是A吗？”
“是的。”
“跟你分在一组的实习医生还有得A的吗？”
“没有了。”
“他们是不是都想得A？”
“应该是吧。”
“你是怎么进的医学院？此前的课程必须都是A吧？”
“当然了。”
“怎样才能得到在最好的医院，比如波士顿纪念医院，实习的机会？”
“必须是全A。”
“学术界一边谴责竞争是反人道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将整个评价系统建立在竞争之上。你不觉得这很虚伪吗？”
“竞争和学术并不互相排斥。”
“你说的只是理想状态，现实又是另一回事了。在任何领域，竞争都不会催生热情。你在证词里也说到，医学院的学生必须掌握大量的信息，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方面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根据你当学生以及做指导医师的经验，对所谓‘最有价值的病人’的竞争是否很激烈？大家都不愿意应付普通的病患吧。”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做报告的时候得到的评价最高。”
“差不多。”
“也就是说，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好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病人来达到学习和事业进步的双重目的。”
“也许吧。”
“谢谢你，布朗大夫，”伦道夫说。“接下来讨论出门诊的问题。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你对门诊如何评价？”
“我觉得作用有限，工具不全，无法展开及时有效的治疗。”
“也就是说，医生通常都不愿意出门诊。你同意吗？”
“同意。除了工具不全，还牵涉到有效利用资源的问题，到病人家来回要花很多时间。同样的时间，可以用来诊治更多病人。”
“门诊效率低。”
“是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