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味精。
舌面虽小，却像一个袖珍的摩洛哥，不同位置感受到的味道全然不同。品甜最好用舌尖，吃苦则要靠舌根，中间那一片是“海”，主咸。一粒糖精，放在舌尖发甜，放在舌根上则发苦，味都无定，何况人生。
比较其他几根，舌根比较生猛，尤其是中国人的舌头，从小到大，虽然尺寸上成长得有限，但几乎都在餐桌上经历过无数次开膛破肚的历练，厉害得甚至能不眨眼直面“行刑”全过程，其铁石程度，早巳从口舌武装到心肠。
法国人讨伐中国人吃狗，几乎视同吃人，我每每喊冤——哪有此事，自己未曾吃，更未曾见过。回国那天下了飞机一路急切打量久违的街景，近乡情怯，心如鹿撞，真是既忐忑又兴奋。郭林、天外天、豆花庄倏忽从窗外闪过，埋在心底的蛋白酶渐渐开始活动手脚。及至家门，忽见一匾横空出世，曰“花江狗肉”，以为是自己的方块字生了，眨眼再看，依然如是，好一会儿怔忪，觉得有点对不住法国人。不过相对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人血馒头，这已不知进化了多少。
曾见过最安详的舌根，在五台山。一僧尼托粗瓷钵，吃烧糊的米饭，我走近小声问，这能吃吗？她一脸的满足，笑曰：吃饱就好，吃饱就好，不贪味的。回家的火车上；我数小时望着窗外一语不发，心被那碗安详的糊饭填得满满，回来好久好久不饿。
要有光
眼睛是产泪的地方，这两滴晶莹有时很难理喻。比如，大家对着银幕上的悲欢离合涕泗横流的时候，我常常反应迟钝，倒是看到西藏人转经大拜会毫无顾忌地开闸放水，用文学术语来说，这可能是前世的记忆。
上帝在人间的第一道口令是“要有光”，斩钉截铁，毫不商量，于是就有了光。光的出现甚至先于空气，随后神才创造万物，到了第六天，终于造出感光的器官——眼睛。
第一双毒眼落户在西方，伦勃朗——让中国画家“开光”第一人，我有幸亲自看他，少了书桌灯下的私密，倒有些“近乡情怯”。夏加尔却刚好相反，巴黎歌剧院的天顶，抬头一望即天旋地转，好像顽童把自己送上高处，展开双臂作出飞的姿势对大人夸口：看我！想看第二眼，要先巡视周围找一个能扛住自己的肩膀。
见光的重要，在佛陀那里也不例外。《心经》将眼睛列为六根之首，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后人多谓佛陀喜空，如同没有狂狷垫底单讲中庸，没有古典支持狂说现代派，可怜了善知识的本意。
海伦·凯勒曾经期盼过三天的光明，未能如愿，并不遗憾——第三天她要登上帝国大厦极目远眺，这几乎是在挑战全体美国人民的心理承受力。对于盲人的感受，拍过《ScentofaWoman》（闻香识女人）的美国人并不陌生，片中退役中校的眼睛形同摆设，却能从香水和香皂的气味中嗅出一个女人的信息：多高，什么头发，甚至在哪里可以找到。中校告别这个世界前的几大折腾之一是驾驶红色法拉利跑车狂奔。其惊险度是五星，因为是盲驾。
眼睛被称作心灵的窗口，一直孔武有力地说到今天。孟子甚至用它来断人的善恶：“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嘹焉；胸中不正，则眸子吒焉。”有孟公这样的毒眼，真该协助狄仁杰或警方办案。被古人尊为上贵之人的“神有余”者，眼光清澈见底，顾盼端庄不斜，动作瞻视，安定徐为，这其中的道理至简，但真做到，则至繁。
身体是眼睛的使徒，为它所用，看它所看，却备不出第三只眼来看它。直到2000年，在《小王子》的棒喝下，我才第一次发现了这两个玻璃球的“盲目”。至少我至今没在真天真地中像模像样地生活过，连一片铺满碎花的草原都只是镜头里的奢侈品。也没有在大漠看过星空，更无缘与一只小松鼠对坐（圣法兰西斯的肩头曾站过小鸟）。至于身边有没有可以驯养的狐狸，我也拿不准，有也都披着羊皮，一时还看不清楚。
好在我见到了真正的云，在欧洲，它们漫天舒卷，款款拨风而去，那宁静安谧又瞬息万变的气质包含了整个印象派的传承（总觉得在奥塞博物馆看到的才是印象派，在北京看到的是什么呢，印象活动派？庞大的人流人手一台数码照相机，与大师神交，哪有可能）。我还看见了真正的夜，若干年前在张承志点着的烟头中，他的《静夜功课》冰凉如水，有鲁迅先生和高渐离乐师督学，我第一次上夜课竟没打瞌睡。
人眼原本是贞节的。我们从婴儿开始，看天看地，看人看物如出一辙，所谓赤子之心。日子久了，就看出一个坚固的自己。有一天，我在北京一户普通的三居室中见到一双纯净的眼睛，竟有战栗之感。那双眼睛生活在藏区的一座山上，看山看雪长大，浩浩焉，郁郁焉，完全自足又气象宽阔。我多次想把这双眼睛带来的内心地震形诸笔端，又时时警醒必须绕过任何赞美，以免坏了它的贞节。这种贞节巴洛克音乐中也有，不管是长笛、小提琴还是钢琴都一发而不可收拾得毫无罪恶感，那份简单的乐，其实连乐也谈不上，就是没有心事的喋喋不休，好像在精神上获得了完全的清洁。后人再怎么表情丰富，已经心绪不平了。
什么眼课对应什么样的“看”，我碰巧在巴比松的田间地头站过，简单的没有什么遮拦的视线，想上眼课吗？地平线是先生，心里先自升起鞠躬的旷感。画《晚钟》的那年冬天，米勒家只剩下两三天的柴，其妻马上又要分娩——贫穷又一次逼出大师。尽管如此，枫丹白露高高的橡树，一望无际的麦田，抽着烟斗，使用大量矿物颜色画画的巴比松人还是享受了高级眼课，北京西北的福缘门村也曾聚过一洼子画家，可那周围有什么，至今想不起来。
真天真地，真云真雨如今只栖息在画面上，好久见不到一场痛快大雨，老天也变得羞涩忸
怩不见真面，只在沙尘暴时偶露峥嵘。视线在楼身中，却总想给眼睛放风，盼着在密密麻麻的招牌中挤出一角去看旷野。这可能吗？我猜小王子是专门安慰都市人才说了这样的话：只有用心才看得清楚，真正重要的东西肉眼是无法看到的。老苏干脆更有原版：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听好了，这才是眼课。
臭皮囊
把身体称作臭皮囊，可能会有人皱眉。来时一无所有，顶着一个可以属于任何人却偏偏属于自己的名字，优游世间不满百年，走时想捎点土特产都不可能，这样一个I，在英语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大写。
站在人群中，环顾周围，再大写也可以忽略不计。定要大写，也须是给历史作了路标的人，如路德，如牛顿，如巴赫。大部分人皆是小写加缩写，形同一堆蚂蚁（希特勒可能就是这样诞生的。但一感恩敬畏，路德和巴赫也是这样诞生的）。
喜欢灵魂的人相信，肉体只是一件衣服，高人在庄子笔下吸风饮露作逍遥游，连这样的穿戴都免了。藏区的喇嘛更是传奇，终生修行，最后化虹光而去，连臭皮囊都打扫得千干净净，只余几束毛发，环保到最后一刻。
尽管是“衣服”，却量体裁自造物主。当初，神按照自己的样子，“抟四方之土”造了世上第一个男子，又取下他的肋骨造了第一个女人，然后就诞生了世上最动人的情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环顾四周，现在哪一个爱情说得出？）
女人叛变，天下第一（所有的叛徒都可以溯祖母释怀），偷吃禁果，开了双目，看到自己的赤裸，从此懂得遮掩。“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子里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树木中。因为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在萨特故居旁边的圣日耳曼德佩教堂里，第一次遇见始祖蒙羞，印在朴素的单页白纸上，我竟疑作雨果的篇什，心有戚戚，好像错咬苹果的是自己。老子似乎还在一边附会：“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那一刻，东西方圣贤隔着我在悄悄握手。
天顶画《创世纪》上，米开朗琪罗的神赫然长须，屈膝展臂，一一布置宇宙。我却直想问他老人家，您造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为了让先祖来地球生一堆只想同世界接轨的同胞？（直说多好，非洲也世界，接吗？）为了像浮士德那样最后说—声“你真美啊”？（绝不倒地而死，导演那边喊“停”呢）为了邂逅巴赫、达·芬奇断了自己成才的念想？（谢天谢地，心甘隋愿）
既造了人，为什么又造蛇，既然人如此脆弱，为什么把苹果树栽在人前（栽给牛顿一人足矣），既然栽在人前，为什么不派天使看守？（圣奥古斯丁在一边打断：我宁可不理解而找到你，也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
撇开这些为什么，既成事实是，我们存在了，带着各自的“衣服”。至于自己究竟是什么，法国反革命政治学家迈斯特尔倒有段妙语：“敝人有生以来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等；多亏孟德斯鸠，我甚至知道了还有波斯人。至于‘人’这种东西，我要声明，我这辈子还从未碰到过。”
似乎是在掏心示人——把一切包装零碎全部除掉，内里的存货各归其类，属于自己的竟寥寥无几。我们的身体从一出生就被套进“意底牢结”，历经各种教育，终告成“人”。用迈斯特尔的法眼环顾四周，只见“衣服”不见人。穿上衣服的那一刻起，人已经消失，隔着衣服，艺术只拯救出了一点人味。
几年前在柏林的住处，经常能见到东倒西歪的醉汉，每次双目发直走来，我都在一边毛发直立。地铁上干脆有人哭着叫妈，完全叫出了坐在一边的我的心声。周围的老外更是疯狂，不是挥拳擂墙断了胳膊，就是一手砸掉门上的玻璃……
而在东方，以人口比例而言，我竟很少看到沿街大醉者，更少有人疯到自残自杀。刘小枫的说法是，西人拯救（十字架上甘愿受苦，辛勤救赎），国人逍遥（湖江山间散发弄舟，采菊种花）。
陶公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却肯为采菊的日子折上一辈子，娴静端庄地自我完成，实在风度。另一极的屈原却十分不东方地自杀了，他捶胸问天，最后把自己扔进一条江中，致使后人生出这样的慨叹：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最典型的反例是老苏，背运时，不但不疯，还酿酒炖肉，诗中布满菜谱，隔着年代，垂涎后人。奔走歇息的途中，苏老竟幡然顿悟：“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遂席地而坐，忽得解脱。
这样的随处安歇，西方人哪里会？他们都是硬着颈项奔走而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要么成了（一串名字），要么疯了（也是一串名字），成与疯有时竟难界定。（如何界定尼采、凡高？）
即使是疯，东方也有自己的疯法，八大山人的“佯狂”是一种技术活，洋人的脑力哪里跟得上？真疯，那是完全舍己忘我的状态，要把所有的教养、意识统统卸下，把自己尽数还给自己。我们从小被教导着要舍己利人，该疯（或者该完成自己）的时候，那个大写的身体却坚固如山，硬是舍而不掉。
疯狂即能量，在某种程度上，工业革命就是疯狂的结果。四大发明一完成，东方就电灯、电话、电视、电脑一路享受西方，意识形态上的跨洋使者几乎没有。而我们，即使在最封闭的日子里，也仍然享用着洋人马克思。孔子、老子、孙子，这些硬邦邦的东方骨头今天同胞都啃不动，更何况西人。而这边，德里达、福柯、萨伊德们却操着洋字母毫不费力地争夺了方块字的话语权。在学习继承外来文化上，国人一路师夷之长以媚夷，确实虚怀若谷。西方街头开几家中国餐馆，西人当“乡愁”吃吃，感染点东方情结也就罢了。东方这边，麦当劳、肯德基却像根据地一样遍地开花，国人生生把它们吃成了主打。
西西弗斯是典型的西方人，加缪一开篇就开始发疯：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可否自杀。后来被演绎成，西西弗斯每天反复推石上山，魔鬼前来试探：神总让你这样推上落下，最终是徒劳的。西西弗斯委屈得问神，神却回答，如果没有这样的反复，你如何能生出这样的耐心，这样的毅力，这样的信念？
同样是石头，东方却是另一个版本，不拼实劲拼巧劲，是另一种好。若推石上山的情节出现在东方，会太过刚硬，而串在西方身上，却自然而然，上下贯通。
挥之不去的问题还是浮上来吧，是什么帮助国人如此平衡？是什么导致西人随便发疯？
东方，包子馅在里面，西人却移植到上面。东方，喝茶一定要加盖，西人的咖啡却坦然敞开。东方，一朝成圣，万世师表。西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东方，失意有扁舟茅庐，整理羽毛尺寸足够。西方，断了双腿，却依旧站在船头冲着暴风雨大骂老天狗杂种（《阿甘正传》丹中尉）……
我们可是舌根旺盛的民族啊，难道，是东方美食在帮助国人建立一个多面的消化渠道吗？烦闷时，吃清炒虾仁。思乡时，吃北京烤鸭。孤独，喝酸辣汤，出世，吃白玉豆腐。寒冬对着雪天涮羊肉，夏天吹着凉风麻酱拌面。民以食为
天，天有了，其他的琐事几乎味到事成。
善护念
几年前，我在博士出家的圣地法师那里听到一个关于霍金的故事。
霍金，英国物理学家，声名起自宇宙大爆炸理论。人的缘分真是说不清，还是几年前，我心血来潮画了一张霍金博士的头像，连同一篇介绍文章挂上报纸，后来收到一张霍金的照片，童气十足，在剑桥校园里。
有一个疑问，一直挂怀莫名，为什么神会选择一个轮椅上的人来破解宇宙？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几乎是一个答案。
圣地法师的故事是：一次，霍金与好友猜谜，规则是对方先在心中确认一样东西，霍金去猜。先从大范围猜起，如“动物”、“植物”、“天体”等，对方或摇头，或点头，前后不能矛盾，由此不断缩小范围，使谜底逐渐显影。可是那一次，霍金好友违反规则，事先没有确认这样一个东西，霍金猜谜时，好友支吾闪避，结果变成一方在寻找谜底，另一方为了不使前后矛盾而不得不接近谜底。范围一点点缩小，最后霍金说出谜底时，对方也刚好知道答案。
通常是先有追问，再有答案，在这里却变成，答案与追问同时产生。
我还清楚记得法师最后的话：这表明，世界与我们的认识是同时起来的。必须承认，这个故事击中了我，准星究竟打在了哪里？我暗自发誓必须总结。
枯燥的结论终于被我打捞出来：第一，它深刻肯定了意念的作用——意念决定结果。第二，它极端符合因果律——有心想即有事成。第三，它捏合了分离的两极——问题与答案原本一体。第四，它几乎是在诠释佛法——实相非相，境由心生。
这之后，缘分又一次不招自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近距离不到两米见到了霍金：婴儿般的面庞，波澜不惊，被人缓缓推上讲台。他的“走”过，让我想起一处他笔下的场景：飞驰的火车车窗上，同时映着飞跑的原野和静止的乘客。这个意象一直刻进我的记忆底层，让我深感其中富含金矿：不断变化的生命中有着某种恒定不变的品质，值得人去寻找和把握。令我反复慨叹的是：一个轮椅上寸步难行的人，却走到了宇宙的纵深。还需要解释吗？六根的原理是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