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很浓的。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国人波塔宁等，都曾从中国拿走大量文物，在中国学者的记忆里都是久久的伤痛。学界的悲哀在于，在了解西部历史的时候，有时就不得不借用洋人挖掘的材料。王国维、罗振玉的西域史研究，就
是参照了西方探险者提供的文物资料的。许多空白，是西方探险者所填补。作为文史研究的学者，当然是有耻辱感的。
当刘半农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与斯文赫定接触后，他的强硬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两人用法文熟练地交谈，涉猎的领域想必很多。那一刻彼此的距离缩小了。刘半农从这个瑞典人的目光与语态里，感受到了一个学人的世界性的眼光。一个个体的科学家的自我意识，毕竟不等同于异族的民族意识，也许正是在互相关心的话题里，彼此找到了沟通的桥梁。他们后来成为朋友，不再存有戒心，是否是气质上和专业理念的接近所致，也未可知。我自己以为，这个事实本身，可以解释清民族主义与人类普世情怀可以化解的可能。鲁迅与日本人，蔡元培与德国文化界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
颇有艺术天赋的刘半农，如果不是因为留过洋，也许只能成为激情四溅的文人。法国的生活使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持、利用有了深切的认识。回国后有一些精力是用到考古与古物保持工作上去的。1927年发起了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次年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北考古学协会会议”；不久又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专门委员，国民政府指导整理北平文化委员会委员。他的兴趣由文学而转向文物整理，在个人历程中实在是一件大事。因为知道空头的论道，乃会误入歧途，遂以勘察为己任，寻找认知历史的新入口，那境界就不同于以往了。艺术可以放荡为之，不羁小节，而科学则需小心地求证，不得半点虚夸。他与斯文赫定由猜疑到相知，渐渐脱开民族主义的阴影，后人不太深说。然而这里却有那一代人的心结，刘半农辞世前的学术活动，是被一些文学史家看低了的。
由于那一次西行，刘半农和斯文赫定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他虽没有加入到那个队伍，但一行人中不断和他联系，其影子一直随于其中。后来竟为斯文赫定而死于考察之途，一时震撼了北平学界。魏建功曾这样写道：
民十五，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博士将入新疆作科学考察，乃与北京团体合作，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先生代表北京大学，参加组织，折冲磋议，被椎为常务理事。中外学术界独立合作，及与外人订约，条件绝对平等，实自此始。适当北伐时期，考察在北京政府范围，经济艰窘，且西北地方政权分裂，团员自蒙入新，中途屡遭险阻。先生外而严正持约，内而周旋接济，事无巨细，莫不就绪。团员发现汉人简牍，归先生与马衡教授斯文赫定博士三人研究，整理才什一。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寿，瑞典地理学会征文为祝，先生拟实测平绥沿线声调，著文纪念。于是有绥远之行，遽罹回归热不治而死，悲夫！
因科学考察而死，在民国间他是不是第一人，尚不好说，但他的辞世，对后人的刺激是那样的大。前几年我看他女儿刘小惠著的《父亲刘半农》中收录的资料，内有胡适、陈垣、梅贻琦、钱玄同、马裕藻等人的文字，实亦觉出科考代价之深。不过那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实验与探险的关系。我读鲁迅悼刘半农的文章，也只是肯定其文学革命的一面，而对其学术之路默而不谈。在我看来，刘半农后来的选择，实在也是该细细总结的。其作用，难说不比《新青年》时期大。不知人们为何很少谈及于此。如果细察，是有诸多深切的话题的。
3
那一次大规模的西部行动，徐炳昶是个重要人物。如果不是斯文赫定的出现，也许他还不会卷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跋涉中。而他一生的命运，与此次远行关系深切，竟由北大的哲学系教授一变为考古学家。
徐炳昶生于1888年，宇旭生，河南省唐河县人，早年就读于京师译学馆，曾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20世纪20年代任职于北京大学，是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猛进》周刊的主编。鲁迅曾和他有过友好的交往，那篇谈论“思想革命”的著名《通讯》，便是两人友情的象征。1927年夏，徐氏赴西部考察时，鲁迅已南下，离开北京了。待到次年冬从西北返回北京时，他接到了鲁迅转来的《东方杂志》编辑的约稿信，于是便有了《徐旭生西游日记》的诞生。1930年夏在此书问世之际，徐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东归之后，东方杂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迁延复迁延，直延到一年多，这篇东西还没有写出来；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现在因我印行日记的方便，把这些东西补写出来，权当作日记的序言，并且向鲁迅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衷。
按鲁迅的性格，大学里的教授能被看上眼的不是很多。摆架子者和绅士态的作秀乃读书人固有的毛病，这一些徐炳昶均无，自然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徐炳昶在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学问的深且不说，就《猛进》杂志的创刊而言，他的功劳不浅，《猛进》几乎和《语丝》前后诞生，风格不同，思想却是锐利的。文学史上一般不太谈及《猛进》杂志，对徐氏亦是语焉不详。其实若翻看这一个旧刊，引人的地方很多。有的文章甚至比《语丝》更具有爆发力，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论坛。就当时讨论问题的特点而言，与鲁迅等人实在是相近的。
青年时代的徐炳昶热力四溅，在北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其实按那时的学问程度，他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教授，在学理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但偏偏愿干预现实，喜欢写一些时评的文字，看《猛进》上的文章，抨击当局者为数不少，见解常常在别人之上。比如攻击段祺瑞政府的杂感，讽刺章士钊、陈西滢、杨荫榆的短章，几乎与鲁迅相同。难怪鲁迅的一些杂感也发表于《猛进》，他在这位主编身上看到的是绅士阶级没有的东西。民国初，留学欧美的学者有一些染有贵族之态，与国民与社会是隔膜的。然而徐氏身上没有这些，你看他看人看己的态度，都本乎自然，明于常理，毫无依附他人的奴相。他对西欧哲学的本质，以及东方哲学的把握，可谓一针见血，由此而反诘自我，拷问汉文化传统所无的东西。徐氏文章常有妙论，往往单刀直入，切入实质，给人惊喜的论断。比如他说中国哲学无论哪一派，全都带有历史的性质；欧西的哲学无论哪一派，全带有数理的性质。因为数理的缺乏，科学不得畅达，故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十本书的目录时，他列举了六种几何学，四种伦理学，并以为中国人如不经过严格的逻辑训练，文化则会停滞不前的。
我在徐氏的墨迹里几乎看不到自我的陶醉。学问不过是为人生的，且为改良人生而献力的。每每见其言说伦理与历史，便隐含着深深的忧患感。他讥刺当下政客与学人几乎都有阿Q态，语气绝无宽容的地方。重要的一面是，文章甚至也鞭笞着自己，那清醒的警语，是唯有健全的智者才有的。1925年7月，他在《我国知识阶级真太不负责任了》写道：
说话以前，有两句话预先要声明：一、我个人就是这一阶级的人，该骂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二、我这句话同丁文江说的一样，但丁文江骂知识阶级，是因为他们太唱高调，不负责任，至于我，我觉得他们不惟没有唱高调，并且没有调之可言，他
们的错处——简直可以说是罪恶——就在于无论什么全不作，任群众走到哪里是哪里。
我读到徐氏的这番话，忽地明白了他后来何以走向野外考古之路，将学问从象牙塔里移到了民间，说不定也是摆脱绅士阶层的鬼气，或是向内心的惰性的挑战？中国的学者向来耽于书本的文字游戏，从文本到文本，概念到概念，千百年间玩的不过是那点小游戏。考古学注重的是探险与实物发现，从可移动或不可移动，地上与地下的文物中，寻找历史血脉的触摸点。每一个细小的遗存的出现，都可能改写旧有的记忆，它的不可预测性里闪动着已逝的灵魂的光泽，或许正是那新奇的光泽，把一个被掩埋的历史还原了。
当1927年5月9日他乘着火车向大西北进发的时候，他和几个中外学者或许没有想到，此次的行程将改写中国读书人的历史。那一次西征共有二十八人，十名中国学者，六名瑞典人，十一名德国专家，一名丹麦专业人员。这是一支混杂的考古队伍，欧洲队员除了有考古学家、气象学家外，还有电影摄影师、人种学专家、医生等。与徐炳昶同行的中国学者中，袁复礼是清华兼北大教授，系地质学家，黄文弼是北大的考古学家，丁道衡乃北大的地质学家。其余的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有正在北大读气象专业的学生。关于此次的西行，《徐旭生西游日记》有详尽的记载，斯文赫定、袁复礼、丁道衡等亦写过回忆文章。我在王忱先生的书中，看到了那时的一些照片，心被什么揪住了一般。他们曾怎样地挺进了沙漠深处？旧有的史学观在那一次冒险里改变了吗？探险队员的姿态绝无今天旅游者的惬意。我在斯文赫定、徐炳昶的表情里，看到了疲倦的神态，脸色黑黑的，似乎也营养不良。那一群人的表情毫无作态，但你透过每个人的目光，倒可看到升腾的精神，市井里的俗影与书斋里的死气荡然无存。他们的心和古老的沙漠紧贴着，可以感到背景的阔大。几乎就在那背影里，梦一般的诗，被他们写就了。
4
只是在读《徐旭生西游日记》时，才会感到西去的艰难。风沙、烈日、强盗、军阀、迷津，等等，在等待着他们。千百年汉人的书籍很少关注过这些，一切都谜一般地隐在大漠深处。徐炳昶等人不是没有心理准备，而探险的过程比预料的还要复杂，一群为学问而来的人，遭遇的却是非学问的风风雨雨。一路上奇遇不断，像一幕幕电影，给人的是未定的、神异的图景。徐氏笔下的西部不仅仅是苍凉，对人的不同境况的描述更让人动情。无数逝去的亡灵带走了种种智慧，在残垣断壁与枯树里，留下的仅是记忆的片断。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交错的遗迹，有着中原文明少有的气象。这是一个让人忘掉世俗的地方。当探险队出现在无人的地方，除了心与天地间的交流外，还有什么呢？徐炳昶说自己对科学很有兴趣，但却是个门外汉。许多考察的常识他并不具备，懂得的只是历史的片断。久在书斋里的人，突然走到蛮荒之地，精神便显得异常别样，种种刺激与想法也联翩而至了。我翻看他的日记，觉得像心史一般，忠实地记录了一路的见闻、思考。这本奇书全无卖弄做作的痕迹，一下子将人拉到一个寂寞之地。所有的思绪都是切肤的悸动，那里已从学院式的冥想跳到历史的血脉里，每一块石头、古木和铁器，都诉说着被湮没的故事。较之于附庸风雅的士大夫诗文，西北大漠里的旧迹闪着更为动人的词语，每一个随队的团员，在一踏上征途时就感到了。
那是一次让后人久久倾怀的跋涉。不仅仅是新奇的记录有珍贵的意义，重要的还在于，东西方学人在此找到了对话的内容。关于西部秘密的探索，欧洲人的科学手段起了很大作用。放探测气球、画路线图、历史纪年的表述、图像的拍摄等，都是几个洋人帮助完成的。徐炳昶在此遭遇了诉说的尴尬。对于一个逝去的文明，我们却缺少发现的目光，而域外思想的参照，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动力。儒学传统在这里显得多么苍白，我们文明中的因子，能提供现代性的警悟吗？中方队员在周旋、摸索与合作里，意识到了数理与人文结合的意义。而过去的史学研究恰恰是缺少这些的。对新石器时代旧物的鉴定、对铁矿的发现、对湖泊的定位，大家完全选用了洋人的办法。斯文赫定与众人商谈的片断，我很感兴趣。那时候中方队员已与其颇为融洽，仿佛已无国界可言了。但一个中国学者，诸事还要靠外人的援助，那也有点自尊的伤害吧？在有一天的日记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录：
续读《希腊之迹象》。书记德人四次到吐鲁番，共运走古物四百三十三箱！披读之下，中心邑邑。我固一非国家主义者，且素主张科学——知识，为人类的公产，然吾家旧物，不能自家保存整理，竟然让外人随便地攫取，譬如一树，枝叶剥尽，老干虽未死，亦凄郁而无色；对此惨象，亦安能不令人愤悒耶！
一方面有民族的自尊，一方面是对西方科学主义的追随，就难免没有内心的冲突。徐炳昶一路上工作、读书，甚至还学习德语，思想在东西方间游荡。片言只语里，也有悲凉的蠕动。这一切都融入冷寂的月夜和炽热的沙浪里。我看他的考察记录，觉得沿续了五四学人基本的思想，那便是对旧有文明的批判和旧式文人的告别。在兵乱、匪患四起，文人潦倒无知的岁月，科学理性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伟力，那一代人心里清楚。”唯有用了科学实证的目光和个性化的思想，才可以开启通往新路的大门。队员们也许没有想过，他们血汗下的小路，已延伸到了那扇精神之门。
徐炳昶知道自己在读一本无宇之书。所到处与听感处，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一路上读王国维遗著，看蒙古史，翻阅洋人杂著，体味固然多多，然而风尘里的考察所得，已非书本的东西那么简单。他甚至发现了王国维的失误，洋人的漏洞。这些都是先前所未料的。感染徐氏的是科考的过程，这对他完全是陌生的领域。他也于此触摸到了西学中重要的优长，一日的日记有这样的文字：
夜中颇暖，最低温度零上二度八。早餐后看赫定先生同哈士纶上船。赫定先生量船长，量水流速度（岸上量一个底线，掷一物于水中，看它走几秒钟，做三四次后始定）后始上船。哈士纶则赤足裸四肢，只着一毛背心，一短裤，俨然一水手，在后持棹管船。此时颇有风；落叶飘飘，黄流滚滚，二人乃乘一叶扁舟沉没于河湾林中，这是什么样的境地！并且对于这事件，他们还有很可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于万无可设法之中，总要自己设种种法子，去达到目的；一次两次不成功，能试验到五次六次；别人不能帮助，就自己亲身下去！他们一定要用船游额济纳河的计划，我们中国人现在还有笑他们的，然后知中外人的局度器识果不易相及也！再者他们这一次的游，在科学上也有大的关系，因为从前的人永远没有在船上作一幅额济纳河的详图，赫定先生此次所作图还是一种新东西。大家总是觉得治科学的人的生活太嫌枯燥，缺乏荚感，我从前对于这一类的意思就不很相信。今天的感觉就是科学家的生活与美术完全相合，因为他们的目标全是自然界也。
文中透露出的，是唯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者
才有的心绪。徐氏对洋人的敬佩，毫无媚气。忧患深深的人，一旦看到摆脱旧路的新径，如果选择了它，则会有满沐春风的冲动。西行的路上，他们吃了无法想象的苦头，疾病、险境、饥渴在徐氏笔下均轻描淡写地一过。他特别爱写内心的学术体悟。比如西北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