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不！我怎么能下去，太危险！！”她的声音抖得厉害。
我上面的那个老头也起来了，浓重的南方口音响了起来：
“坐车如坐监狱啊，如今这日子没法过了。”
老头下来了，机警地往过道那头走去，我看见他身上缠着一条花蛇，蛇头被他握在手里。
“你看……你看……”女孩朝他的方向努着嘴，身子探出床外。
我心有余悸地回想起刚过去的恐怖之夜。杨处长睡得沉沉的，她那张长脸像被打歪了一样，右边的鼻翼和嘴角都肿了起来，呼吸也很困难，但她绝没有要醒来的迹象。她下面的箱子已经静下来了。我抬起头来同女孩搭讪，想使她镇定下来。
“你们村里有多少人家？”
“啊，不要问这种问题。我们村已经不存在了，我要忘掉它！我告诉你啊，那不能算一个村子的，那里总共只有三个人，我，还有另外的两个。我们住在三间茅屋里，刮台风茅屋就被吹倒了，又得重新盖。下面这位阿姨打起鼾来就像刮台风，所以夜里我特别害怕。我跑出来，以为逃脱了，没想到火车上也和我们那里一样。”
我听见她在用脑袋撞木板间隔，她的苦恼没法解脱。
杨处长一直睡到下午，列车到达目的地进站了才醒来。这时我们上铺的两位早已在中途下去了。她的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头发像鸡窝草一样乱，而且精神也显得很委靡。
“忆莲啊，我看不见，你得扶着我出站。”她说，“我们要小心这些列车员。”
银城是一座败落的城市，这里的人们以醉生梦死闻名。已经有好多次了，我在这些破烂的小巷里穿行，将那些低矮的瓦屋想象成自己的家。这里给我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可是今天，当我搀扶着杨处长，两人磕磕绊绊走在麻石
路上之际，我感到路边矮屋里的人们向我们投来敌意的目光。杨处长执意要到路边去打个电话。我们走进卖小五金的铺子，那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她是打给阿莲的，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阿莲不是在家里，却好像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她还同阿莲约定了晚上见面呢。店主过来同我们搭讪。
“银城生活方便，吃的玩的应有尽有，来了的就不想走。二位要吃火锅吗？对面大马路上那个小竹楼里头就有，还可以洗温泉，提供全套按摩服务。”
我对这个斗鸡眼的老头很厌恶，拉着杨处长离开，但杨处长却对他的话有兴趣。
“你说我们也可以进去玩吗？那该是青年的娱乐场所吧？啊，昨天夜里我真是累坏了，在火车上有那么多的问题要我处理，我现在眼也花了，头也昏得厉害。”
她竟向这个陌生人诉起苦来了。在家里的时候，阿莲叙述中的杨处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严谨的女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她是怎么变得这么紊乱的呢？那老头很高兴有人听他说，于是又说起竹楼后面的旅馆，说那里每天半夜都要发生抢劫案，但客源还是很充足，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是不是人们都想寻刺激呢？
老头说话时杨处长不停地用手捅我，似乎要暗示我什么事，我却一点都不懂得她的暗示。我打量她，看见她还是头发蓬乱，嘴上长着黄泡，她激动些什么呢？
“真的吗？真的每天夜里都有抢劫案发生吗？”她突然提高了嗓门。
“千真万确。二位要去那里住宿吗？我劝你们三思而行。”
杨处长兴冲冲地掉头就走，我紧随其后，思忖着这个女人怎么一下就变得心明眼亮了呢？瞧她走得多么快啊。
我们进入那竹楼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哑着嗓子大喊：“阿莲回来了！”但是大堂里空空的，—个人都没有。我看来看去的，发现了墙角的鸟笼，原来是鹦鹉在喊话。杨处长也发现了，她笑得直不起腰来。杨处长像换了个人似的，目光炯炯，脸上泛出油光。
竹楼里头尽是空房子，看上去好久没住人了，但是既没有温泉，也没有按摩院，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我们提着行李从楼下找到楼上，然后又下来找；还是一无所获。我想将行李放在后面天井里，空手去找人，杨处长制止了我，说这样做太危险，因为她已经感觉到这楼里有人。“万一是土匪呢？我们的行李不就丢失了吗？”她嘀咕道。
一回到大堂，鹦鹉又叫起来：“阿莲回来了！阿莲回来了！”杨处长说这只鹦鹉把我认作阿莲了，因为我们两个长得太相像。我觉得她在胡说八道，难道阿莲来过这里吗？杨处长不理会我的质疑，预言说：“你总会明白的，什么事都有可能。”我问她怎么办，要不要换一家旅馆。她激烈反对，说我是个贪图安逸、省事的人，还说既然出门在外了，就要把发生的一切事都当作猎奇，充分享受旅游的刺激。说着话，她又跑到大门那里向街上张望，好像在等人似的。这时我想，鹦鹉不会乱说话的，莫非阿莲真的来过了？
杨处长真是个让人惊奇的女人，出门在外，她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蓬着一个鸟窝头，眼泡浮肿，我记得今天早上她连脸都没洗呢。她大言不惭地说她要猎奇，是不是猎奇的人都是这副走火入魔的样子呢？瞧，她打开自己的行李包，将毯子铺在竹地板上面，好像打算在这里安顿下来了——她居然在那个巨大的行李包里头放了一床毛毯！她铺好毯子之后，就用一个指头朝自己鼻尖勾了勾，召我到她面前去。
“我要睡觉，我昨天夜里累坏了。你就在这里值班吧，发现情况就叫醒我。”
她说完就倒下去闭上了眼。我虽然心里老大不乐意，也只好在这个空空的大堂里走来走去的。闲得无聊，我就去辨认竹墙上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那一根根竹子上刻下的不是字，而是一只只眼睛。我很快就感到自己被各式各样的眼睛包围了。是谁这么执著，非要刻这么多眼睛，就好像同谁较劲似的呢？看起来，那人满腔仇恨，因为他刻出的每一只眼睛都是深深地陷下去的，瞳仁上涂着绿色，迫使人一旦看见就摆脱不了。接着我又听见了很多杂乱的声音，看来这竹楼里头并不是空的，而是有很多人，只是我看不到他们而已。那些声音似乎是都在讨论一个很急迫的问题，有人在反复地说“血案”这两个字，声调越来越高，忽然，有一只大眼睛里面的绿色瞳仁闪出了磷光，我害怕得倒退了几步，但它紧盯我不放。
“你没有勇气生活吗，忆莲？”杨处长在那边大声说。
我回过头一看，看见她是在说梦话，她的一只手挥动着，好像在赶开蚊蝇。
再回过头来，那只眼睛不见了。周围的窃窃私语似乎在催促我去干一件什么事，但每个声音都是欲言又止，它们称我为“盲妹”。不知怎么，我觉得这些声音都是我的邻居和同事发出来的，但具体是哪个人却又弄不清了，只是感到特别熟悉。
鹦鹉在笼子里烦躁地扑打着翅膀，杨处长已经坐起来了。她盯着那只鸟，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样子。
“这竹楼里头很不安静啊。”我说，“杨处长，您是第一次来吧？”
“当然是第一次。这墙上的每一根竹子都让我想起我的家乡，真是触景生情啊。我出来以后就再没有回过家乡。我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出来的，那年我十三岁。当时到处都是隆隆的炮声，我回头一望，我的渔村已经消失在灰雾当中了。其实我们那里并没有竹子，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一听那老板说起‘竹楼’这个词马上就想起家乡来。思乡是—种病，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我从小就生长在城里，只是短时间离开过，没有这种体验。”
“怎么会没有这种体验呢？”她责难地瞪了我一眼，“阿莲就有这种体验。”
“阿莲同我一样也是在城里长大的呀。”
“她夜夜梦见—个礁石岛，从三岁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这样。你怎敢断定她没离开过城里！”
说话间她已经换上了宽大的睡衣，穿上了拖鞋，就这样在大堂里走来走去的。我想，莫非她准备去洗温泉了吗？温泉在哪里呢？她又到大门那里向街上张望，也不怕人家看见她这一身打扮，一副倚老卖老的派头。她到底等谁呢？
往年我到银城来，这条街上到处都是灯红酒绿，家家旅馆几乎都客满，时常要跑好几家才可以找到一个住宿的地方。虽然旅游事业兴旺，却不知怎么回事，这里的人都很穷，到处是贫民窟，除了我们所在的这条主街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一栋像样的建筑，甚至连楼房都少见，全是那种土砖砌的矮屋，屋门口坐着眼圈黑黑的老人。我听办事员告诉我说，其实这些土屋的主人都很有钱，之所以生活如此清贫是因为他们憎恨享受，他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享受。“是吸毒吗？”我问办事员。当时他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样。我又追问了好久，他才说了三个字：“白日梦。”他说，就是那种梦把银城的人害苦了，害得他们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清，时常连亲人也不相认了，一味地坐在黑屋里苦思苦想。“想些什么呢？”我问。办事员说，他们想的不是一件具体的生活上的事，而是如何将生活上的事从脑子里排空。有时候他们躺在家中执
著地望着天花板，试图让自己的视线洞穿天花板到达阴沉的天空；有时他们又会跪在鸡笼旁倾听母鸡的咕咕低语，决心从那咕咕声中分辨出某种古老的信息。总的来说，银城人是禁欲的、生活清苦的，可他们却任凭外地人到此地来过放荡的、挥霍的生活。我想回忆起我在银城走街串巷的日日夜夜，可是我仅仅记得起一些模糊的片断，一些面目不明的人影。我是去搞社会调查的，我本应同他们直接接触，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却有看不见的屏障隔在我同他们之间，我在笔记本上记下那么多虚幻的数字，而这些影子发声时，往往伴随阴森的、地窖里的回响。不，关于银城，我死也得不到一个踏实的印象，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将这里作为旅行的第一站的原因吧，我想利用另一位见多识广的女性的大脑来作出明晰的判断。然而这一切好像正在落空。
“啊，啊！”杨处长口里发出吃惊的声音，朝街对面的小巷挥着手。
我连忙凑过去看。除了那个小五金铺子，我什么都没看到。
天黑时我们才走出竹楼，去街上的饭馆。这条繁华不再的长街令我感叹不已，这里就连街灯也变得稀稀拉拉，零星的行人大部分时间走在暗影之中。我心里不断地涌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那个银城？当然是，这些旅馆、餐厅，还有这些商店，这座形态独一无二的梯形的监狱，难道还会有错吗？
“我们要大吃一顿。人乡随俗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杨处长说话的语气有点怪，冷冷的，像说别人的事一样。我想去我常去的那家叫“银城地下餐厅”的饭馆，但杨处长不准我去。
“你没闻到从那下面冒上来的死尸的气味吗？傻瓜，那里是个黑帮窝。”
“可是我常去那里吃饭的。”
“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才没出事。他们对不知情的人采取长期观望的策略。”
她拉着我跑过马路，又跑了一气才停下来，说是要躲过那些人。当我们再回头看时，看见“银城地下餐厅”里头的灯全黑了，有人从里头冲出来大喊“救命”。
“您是如何知道那里是黑帮窝的呢？”我心有余悸地问。
“闻出来的嘛。我刚才不是说了有死尸味吗？你不要问了，我们快回竹楼。”
她闷着头往前冲，我只好也加快脚步。我们又经过了好几个餐馆，可是杨处长连望都不望，像逃难似的。
回到竹楼，摸进黑洞洞的大堂，她才松了一口气。她在她的旅行包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摸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说里头是吃的。原来是半个冷馒头，已经干了，说不定是她在火车上买了，没吃完剩下的。折腾了这一番，我实在饿极了，就三口两口将半个馒头吃了下去。这时我听到她在窃笑。
“难道其他餐馆里也有黑帮？”我不以为然地问。
“当然。不相信你可以去试试，我在这里等你。”
她在角落里铺好毯子睡下了。我感到饿得慌，就试探着向外走去。
我走进离得最近的一家快餐店，打算进去吃一碗凉面。
“我们不卖凉面。”女孩说。
“那就炒饭吧。”
“我们不卖炒饭。”
“你们卖什么呢？”
“我们什么都不卖。”她举着小圆镜开始化妆了。
“这里难道不是快餐店吗？”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她朝我翻了翻白眼。
我看见两个穿黑衣的壮汉在里面门洞那里探了探头，不由得身上起了鸡皮疙瘩，连忙转身就走。我在心里感叹：“真是今非昔比啊。”
大概是由于受了惊吓，我肚子也不饿了，对于吃饭的事也心灰意懒了。我决定回竹楼去休息，到了明天再说。这次旅游就这样变成了阴郁的、身不由己的活动，我干吗要同杨处长一起来呢？实际上，我早就厌倦了旅行，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同意这个老女人的提议呢？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盼望发生转机吗？这个杨处长，还有我的表妹，她们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也许，我暗暗地向往那种生活而自己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在阴影里低头快走，有人喊我的名字。声音是从那栋梯形监狱前面的办公室里传出来的——原来我于慌乱中走过了竹楼，快到街尾了。我不想停留，可是我身不由己地站住了，好像腿出了毛病似的。木屋前站着一个干瘦的老头，他在向我招手。
“你想见你的表妹阿莲吗？”
他脸上浮起淫邪的笑容，他是一个独眼龙。
“阿莲？”
“是啊，她自动投案了。五年前的那桩案件——她连你都瞒着——使她的良心没有一天不受折磨。我是负责她的案子的警察，说实话，我倒希望她永不归案！”
“她在哪里？”
“你在屋里坐一下，我这就叫她出来。”
木屋很矮，但里头收拾得很干净，墙上还贴了好看的壁纸。壁纸的花纹十分独特，但我不敢多看，怕从里头看出些别的名堂来。现在我得处处小心了。十分钟过去了，老头还没回来。桌子上的玻璃板下面有老头和家人的照片，每一张照片上老头都穿着警服，很威严。他的妻子也是警察，两个儿子瘦骨伶仃的，好像长期受到虐待似的，眼神惊恐。我忽然发现有张照片上头有阿莲，阿莲同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在外人看来，她就像这一家人的女佣，低着头，双手放在膝头上面。我从未见过阿莲这种样子。这张照片的背景是监狱，远远的还有一只大狼狗立在监狱门口。我看照片之际，听见房门“咔嚓”一响被人从外面锁上了。那老头在外面说话了：
“我怕你乱跑，干脆把你锁在我的办公室。桌上有部电话机，你拨‘3’就可以同阿莲通话。她会同你谈她的案情。”
他说话间将窗户上的铁栅敲得当当作响，也许是在暗示我什么事。后来他就走了，说要值班去了。不知从哪里跑出一大群狼狗，叫个不停，还撞击我所在的房间的房门，有三只还趴在窗户的铁栅上头，朝我张开血盆大口。然而只过了几秒钟，它们又像一阵风一样消失了。我抚着“怦怦”乱跳的心窝，战战兢兢地拿起电话机。我还没有拨号，话筒里面就发出一声尖叫，那不是阿莲的声音，是一个陌生女人。
“阿莲吗？”我问。
“我刚才踩到一条蜈蚣，”她说，她的嗓音很粗，“这地方啊，无奇不有！我说忆莲，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