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从他的大公文包里抖抖索索地取出一样东西来，又抖抖索索地塞到她手里：“我买了一个手袋，不敢给你——是水货，却是我真心喜欢的款式。”
毛头吵着要拿虹的水瓶喝水，虹说水太热不解渴，就把瓶子放回到包里，却找出一张零票来，让毛头去买冰棍吃。毛头果真就去公园的小卖部买了两根冰棍回来，一根是红豆的，一根是绿豆的。红豆的递给虹，绿豆的留给自己，“阿姨你穿红衣服，吃红的；我穿绿衣服，吃绿的。”虹忍不住被毛头逗笑了。
毛头是个虎头虎脑的八岁男孩，宽额角，扁脑勺，浓眉阔嘴。眼睛虽小，却有光，宛如暗夜里的两盏小灯笼。咧嘴一笑，那光仿佛被风吹动，四下闪烁流溢开来。不笑时，那光便凝成了中规中矩的一坨。毛头是志文的翻版。两人的相似，不在眉眼，不在脸型，却在神态上。志文打动她的，就是这样的一份凝重。
最初志文来给她父亲看病，仅仅是出于街坊的情义。他大大方方地体恤着她的孤单无援，她也大大方方地领受着他的体恤。后来她才渐渐意识到，领受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体恤。有一天，他给她父亲看完病，天就晚了。她留他吃饭，他竟没有推辞。她下厨房，做了简简单单的三菜一汤，他吃得津津有味，最后撕了一块馒头，将盘底蘸得干干净净。他喝着她端上来的高山毛尖茶，响亮地打了一个饱嗝，说：“下班能吃到这样一顿饭，也是福气。”她说：“这算什么，人家景芫才叫手艺呢。”他叹了一口气，眼里的光亮便渐渐暗淡下来，结成了两潭沉不见底的水。
她是从这样的眼神里猜出了这个男人生命中曲曲折折的故事的。她想这么沉重的目光，得用什么东西才能托得住呢？光嘴不行。光手不行。光身子也不行。得用心——全部的心。
就是那天晚上，在送他的路上，她说她要用她的心来托住他。不是托一阵子，是托一辈子。其实说这话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一辈子到底有多长，她也不想知道。和志文在一起，哪怕是走一条永远也走不到头的夜路，大约也是好的。
他久久地望着她，眼里的水面上渐渐有光亮溢流开来。“虹，”他叫她的时候嗓子有些喑哑，“我这—辈子，错过了太多。我不能再错过你。”
她猜想这大概就是他的承诺了——像志文这样的男人，是多一句话都不肯给的。
当时她完全没有想到，她和志文的一辈子，竟然短得只有一季。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好像是在她父亲去世之后。父亲的丧事，是志文帮她一手操办的。父亲走了，偌大的一个屋子，突然就剩了她一个人。白天上班还好，夜里她睡不着，听着轻风捎带着街尘窸卒地拍打着窗户，看着百叶窗帘从浅灰变成深黑，再从深黑变回浅灰，心里空得没了底。
起初志文还时时过来陪她吃饭。志文来的晚上，她早早就请假下班，精心地设计每一道菜。等到饭菜上桌的时候，志文也就进门了。志文刚坐稳，她就已经在惧怕着他要离开。她一次又一次地央求他留下来过夜，他从来不说他不能，他只是默默地提起他的公文包，默默地开门走下楼梯。有一晚，当他起身提起他的公文包时，她突然打开了窗户。刹那间喧闹的市声如潮水般涌进了屋里，将她堆砌了一辈子的自尊瞬间冲垮。
“你今晚要走，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她指着窗外，一字一顿地说。他吃了一惊，愣愣地望着她，嘴唇抖抖的，却没有抖出一句话来。半晌他才转过身去，缓慢地走下了楼梯。她从窗口探出身来看他，只见路灯把他的背影扯得极瘦极倦，可是他却没有回头，任凭她的目光在他的背上戳出无数个洞眼。
第二天她给他医院打电话，他同事说他出门去了。她打他的手机，手机也关了。无奈，她只好给他家里打。接电话的是景芫。
她慌慌的想摔了话筒，景芫却轻轻一笑，“虹，我知道是你。”片刻的停顿之后，景芫说，“虹，你是知道我们家毛头的。毛头贪玩，我要不去接他放学，他就要在外边瞎逛。有时候在近处逛，有时候逛得很远。可是逛得再远，逛累了他就会回家。志文也是这样。男人都是这样的。” 虹想说：“志文不是这样的。”可是这句话在她的胸腑和喉咙之间滚了好几个来回，越滚越弱，最后滚出来的只是一声连她自己也听不清楚的叹息。
后来志文就再也不肯接她的电话了。有一
天，她忍不住去医院门口堵他下班。她站在对面的马路上，看着志文提着公文包缓缓地走出来，走到路边的公交车站等车。头发被风刮得支支楞楞的，仿佛是田边刚刚扬絮的蒲公英。浅灰色的短袖衬衫系在西装裤子里，松松的似乎找不着身体。
她已经两个星期没见他的面了。她朝他走过去，心里的怨气渐渐升腾上来，化为喉咙口的一团温软，让她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
“志文，你，你瘦了。”
她恍惚听见自己的声音穿透厚重的哽咽，低沉地对他说。他完全没想到她会来医院等他。他急急地拐进了附近的一条小巷，直到确信他已经安全地离开了他同事的视野之后，才转过身来问她：“你到底要干什么？”
她被他激怒了，猛然夺过他的公文包，“砰”的一声掼在地上，对他嚷道：“我不是你的抹桌布，用完了就扔。”她虽然看不见自己的神情，却听得出自己的声音与市井悍妇一般无异。他被她的样子吓了一跳，语气才渐渐有些低软下来，“虹，有的事，你以后慢慢就明白了。”她咬牙切齿地说她永远也不想明白，他摇摇头，不再说话，拾起落在地上的公文包，拍了拍上面的尘土，蔫蔫地走进一街的景致里去。
“你爸和你妈，在家吵不吵架？”虹问毛头。
“以前吵，现在不吵。我爸刚带我妈从海南岛回来，坐飞机，旅行团。闷姨你去过海南岛吗？”
虹如同被人捅了一棍子，心钝钝地痛了起来。那棍子插着疼，拔出来更疼，她只有拿手护着棍子；一丝一丝地往外挪。
志文曾经说过要带着她远离尘世，到“天涯海角”过渔夫渔妇的日子。说这话的时候，他和她正趴在她卧室的窗口看夜空。那天刚下过一场暴雨，长空如墨，星星如豆遍撒其间，风吹过来有说不出来的凉爽。她的身体小小地柔软地消失在他臂膀围成的世界里。夜的颜色风的感觉和他衣领上的汗渍味组成了后来她对他长久的回忆。从那以后，在她有限的想像力里，海南便成了天地万物的开始和极致，是她无数春闺憧隐的归宿。
志文最终抵达了男阡。极致，却不是和她去的。
毛头很快把冰棍吃完了，绿色的汁液沾了他一手一脸。虹从提包里拿出那个细颈瓶来，烦躁地招呼毛头过来洗手。瓶盖依旧很紧，虹颤颤地拧了半天也没有拧开，额上却湿湿地渗出些汗来。
“阿姨，我爸我妈以前总是吵架，吵得真凶。后来我妈说我爸要是再去见那个人，她就要把我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谁也找不着。我爸就不吵了。
虹一怔，手中的瓶子落到了地上。
“后来我问我爸谁是‘那个人’，你为什么不能去见‘那个人’？我爸抱住我，说爸不能去见‘那个人’，是因为爸不能没有毛头。”
虹恍恍地站起身来，整了整毛头的衣服。“我们回家吧，天晚了，你爸要着急了。”
毛头翘起小拇指，让虹钩住，两人沿着林荫道慢慢地往回走去。太阳像一枚硕大的放得太久了的咸鸭蛋，将蛋黄腥腥红红地流了半爿天。下班的街流开始抹黑了城市的地平线。
鸽子带着哨音从头顶低低飞过，惊异地看见了女人颊上的泪痕。
虹走了几步，突然转回身来，将地上的那个细颈瓶子远远地踢到了草丛深处。
滚动的瓶子上画着一只黑色的骷髅，下面有一行小字：工业用硫酸。
无题
■ 周冰心
谨以此文献给我默默无闻的父辈和随后到来的无根晚辈。
我祖籍是长江以北的，老家就在长江边上，那段江叫扬子江，不过那要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了。在那段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祖辈们并不比猪狗鸡鸭活得有尊严，为了果腹和活下去，属于生命以外的东西都被抛掷身后。现在回想起来，飘摇过江到江南去无疑是3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
我家没有家谱，这是因为我家祖上大约没有出现过一个食鼎食、赏韶乐或中状元的人可以躺在故纸里炫耀，替落拓的后人挽回一点“阔过”的颜面，没有家谱的家史记载，也就无法详尽完备地知道搬迁的确凿时日，靠了父亲生前口头上的相禅，我推算出我们家族1937年底严冬那次由江北到江南的迁移时日，因为老辈们都固执地以阴历作为历法计算，所以准确的时间应为来年的初春。
我没有见过祖父，听父亲说他是一个修船匠兼船工、渔民，修船是主业，修那种江上到处游弋的水杉木、水曲柳做的小渔船、小舢板，因其板材稀松，小舢板往往经不起浑浊而不羁的江水颠簸，春夏之交只要几次出渔就被折腾得船体散架。有预见性地在出渔之前到我祖父那儿整饬，重新上铆、刷桐油，然后下水作业；有的迫于生计只得天一亮就下江捕鱼，日复一日，等有一天船在江水中央散了架才被同伴们拖回到祖父那儿大修，有时被拖回来的只是一个船底，船舷、挡板都被江水冲走了，船主捶胸顿足，大声嚎啕，祖父也不相劝，嘴唇翕动几下，不知说些什么，拿起皮尺量过船底就抡起斧头、凿子埋头锯板拼料，甚至连起码的价钱都不说，奶奶说他这是木讷，父亲却说这几年来这是实诚。有时修船生意不好，祖父就划上自己的小船，撑一枝长篙，融进茫茫长江水里，撒网捕鱼。
逃往江南那年，父亲还没有出生，根据口头禅让的本质规律，我从父亲那儿听不到具体的关于当时逃亡时的狼狈和惨状。当时我大叔和稍大的二姑、三姑也只是懵然不知的孩童，日本人吴淞口登陆后，隆隆炮声和天上盘旋的飞机的轰鸣就响彻耳畔，插着燃烧日头旗帜的小火轮沿江一路杀进内陆。在那种万般无奈绝望的心情中，祖父带着奶奶汇人大批难民潮登上过江轮船逃往江南，那只拥挤不堪的轮船所过之处，都是难得的一片整肃，江水上到处漂浮的是沉默的死尸和器物。
我看过县志，祖籍的那个江北城市几乎是与上海一同沦陷的，这也因为那座中国近代工业城市有许多日本人的产业，所以占领以后就盘踞了大量的部队，整日血腥淋漓，生活自然是惶惶不安，祖父可能在日本人到来后，仍不愿离去，但血淋淋的现实逼迫他不得不携儿挈女背离故土。
当时江南沿江是一片滩涂，远没有对岸繁华，祖父一家就这样被日本人用枪口顶出了家乡，到江南滩涂上重新生活。到了江南，祖父才发现日本人同江北一样在杀人，连这片滩涂都没漏掉。他当时的心情我不得而知，我觉得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他会深深地失望，但回望故土已是不归之旅。
县志上记载，那一次次同祖父一样由北而南的逃亡导致死亡、失踪的男女老少像江水里的鱼儿一样，枚不胜举，总之，过江后，丧妻失子的不计其数。而我祖父凭着一身好水性和好臂力，抓住了妻儿老小，奶奶生前曾对父亲说轮船到江心时倾覆在冰冷的江水里，许多人，包括邻居、亲戚，相识的姐妹、孩童都没有在南岸见到，成了乱世里的落水鬼，落水而死是长江两岸人最忌讳的死法，这也是日后我家乡供奉的水太太庙香火最旺的根由，三姑也因为那次冰冷的水激而落下了终身的哮喘。
据奶奶说，年轻的祖父上岸后望着被暮色和江水一同吞没的轮船及同船的乡民，放声大哭，他为了能抓住每一个孩子，只得将随身携带的修船铁工具沉人江底，腾出手来托着孩子踩水过江，郧使这样，水性谙熟如祖父，也吃了几口血水。他还在将妻儿安顿好后，邀人下水捞人，但战时的羸弱老少早已被涨潮的江水吞噬，又兼暮色四合，下水后只救起几个抓住浮木冻得半死的人。祖父在凄凉、号哭的小队伍中一步步挪向萧瑟的江南乡村。
日本人如火如荼地在江南乡村要津处垒筑着一个又一个碉堡，民夫成群结队地在工地上劳作，长相狰狞的日本鬼子端着枪来回詈骂呵斥，圈围起来的铁丝网上挂满了开了膛的孕妇肚子，圆滚滚的肚子里有月份不等发育不全的婴儿镶嵌着；而割头、削手、剜目、枪击而死的男人们据说都是反日分子，空气里弥散着一浪高过—浪的血腥味道，刚在滩涂上建立的简陋小镇也插满它们燃烧的得意之旗，这是祖父上岸后面对的江南场景。我奶奶生前不止一次地谈论这些往事里的画面，奇怪的是，她谈的次数越多，我们这些晚辈竟然越怀疑。
已经无处可逃了。从县里逃下来的人说，镇江—片火海，首都南京血流成河，不日沦陷，到处是一片荒芜，死尸随处壅塞河道，乡村篱笆上都示众着因不学日语而割掉舌头的小孩子，祖父嘴唇剧烈抖动，不禁破口大骂。
据乡民的口碑，我祖父的东邻是一条叫丁三爷的好汉。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在许多年前就笑着默认了，因为我父亲不但跟他熟悉，而且对他了如指掌。他无数次对我重复一句话，你丁三爷是一条硬汉子。丁三爷在我祖父的江南乡村年代是一个传奇人物，专杀鬼子，专劫土豪，教训汉奸，轰炸碉堡，行侠仗义，主持公道，他来无踪去无影，能飞檐走壁，手持双枪，骑一辆日本人的自行车，边骑边打，弹无虚发，臂力过人，日本人围剿了几次都未能如意，本地的伪乡长有三任是被他所杀，历任伪保长都明里暗里跟丁三爷来往着。
“他呀，……只一点不好，就是太花了……”
说到此处，父亲和乡民都一片叹气和惋惜。
乡民们在纳凉冬闲时为我再现了祖父时代的画面，残暴无比的东洋鬼子或矮脚鬼（江南人之所以称东洋鬼子或矮脚鬼，多是讽刺其个子矮小，大约相较西洋人高而言），样子难看，个头矮小，个个毒辣如蛇蝎，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猫着腰身，头、膝向前拱着，臀则往后暴凸着，活像猪拱猪圈时的那种憨丑之态。乡民在为我描绘此般形状时，我想他们已然受到此后几十年来千篇一律意识形态电影文化里反面人物的挪移影响。但有—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东洋鬼子的暴虐作为是乡民延续其丑态的最直接原因。
“他们四处扫荡，连江边芦苇荡也不放过，抢夺一切财物，青壮年则被拉去修碉堡、修公路、办工厂和开矿，他们将工厂产品和矿产源源不断的运向远方同中国军队打仗。那时，工地上每天都有死尸，日本鬼子杀人的手段多种多样，遇河则淹死，遇树则吊死，遇坑则活埋，还有烧死、戳死，被狼狗咬死，甚至还有用开水烫死。最惨的是活埋，眼睁睁看着一个大活人在松土掩上后还在挣扎、喘息，有时随着土层加厚仍然能听到呼吸，但……”
“畜生啊！”
长者们这时要匀一口气或抽一口水烟，以缓解内心涌起的波澜。
“丁三爷原是不花的。”有人这么说。
“可东洋人奸了他怀孕六个月的大肚子老婆，用刺刀挑开了肚膛，将大人小孩一同挂在自家篱笆上，原本老实的丁三爷就拿了土枪、硫
磺，当夜就一个人炸了小鬼子七个人的碉堡，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杀鬼子、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