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都在谴责小顺子的胡作非为，小顺子蹲在地上哭出声来，“我是想，中了五百万，我们一起回家。我想家，想我妈。”
看着瘦骨嶙峋的小顺子像一只吃下老鼠药后的小老鼠一样颤抖痉挛，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们的碗和筷子都悬在半空中的手里，就像他们悬空的生活一样。杨树根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月就不要寄钱回去了，实在不够，大伙把节省下的零用钱都拿出来。”
彩票风波后，小顺子就像被霜打过一样，蔫蔫地有气无力地在工棚里做每日三餐。到八月中旬的时候，天热得像闷罐车一样，偶尔有一条丧家之犬在路上经过，那舌头拖得长长的，直喘气。此时的小顺子已没有一条狗的力气大了，他在一个清晨起床的时候，一脚没站稳栽倒在地，苍白的脸上，鼻孔里流出一些稀薄的血。
杨树根和高成海将小顺子送到市里的医院，挂号、验血、做检查，直忙乎到中午，这时小顺子已经醒来了，他对杨树根说：“大哥，我好了，我要回去烧中饭。”杨树根态度温和地说：“等医生的结论出来了，我们再回去。做饭已经安排好了。”
下午结论出来了，杨树根和高成海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再生障碍性贫血”。那位脸上毫无表情的医生问杨树根他们是做什么的，杨树根说是乡下进城的油漆工，医生说：“这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干这活呢？你们知道油漆中的苯和甲醛中毒的后果吗？”杨树根和高成海摇摇头，医生说小顺子这样抵抗力差的孩子最容易在苯和甲醛浓度严重超标的环境下诱发这种病。医生说：“我开一个住院单给你们，先交两万块钱住下再说。”杨树根一听头都大了，说贫血怎么能要这么多钱，医生依然毫无表情地说：“如果配型成功，有合适的骨髓进行移植的话，大概要二十万块钱左右。”杨树根急了，他脸红脖子粗地说：“你开什么玩笑，你拿我们当大款，把我们全卖了也卖不到二十万块钱。”
将小顺子背回到工地工棚后，杨树根向大伙说了小顺子的病情，大家都很放心了，他们都说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贫血，乡下多着呢，多吃点猪肝、花生、红豆，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就行了，而且大家都愤怒声讨城里的医院太黑了，贫血要两万块钱住院费，治好了要二十万块，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不过贫血的小顺子再也不能干活了，要送回家休养，张福贵说让王奎总经理把小顺子的工钱先结了，杨树根说明天我去找王总。小顺子躺在床上气息不均匀地说：“大哥，我不回家，我能干活。”
第二天杨树根走进丰乐大厦公司办公室找到王奎的时候，王奎正在跟袁媛吵架，他听到王奎阴着脸吼道：“我他妈的哪点亏待你了，你又不是我老婆，小刘愿意给我生个儿子，你愿意吗？读几天书就了不起了？”
袁嫒见杨树根进来，就走了。听说杨树根要为小顺子结算工钱，王奎还没从刚才的情绪中缓过劲来，他烦躁地说：“工钱年底一起结！今天这个生病，明天那个怀孕，我这公司还开不开了？”杨树根说：“我们都是男人，哪有怀孕的？小顺子病得不轻，重度贫血，不能上工地了。”王奎从钱包里掏出两百块钱，“拿去买
张车票先回家看病，工钱等他病好了再来结。”杨树根说：“王总，小顺子他妈妈也生病，又没个父亲，家里没钱治病。”王奎横着眼说：“他家里还没老婆呢，我能管得了那么多吗？”
杨树根本想再说—些其他困难，但王总根本不想听，他感到自己渐渐地走进了一个没有尽头的山洞里，越想出去，离洞外却越远。走出丰乐大厦，酷热的阳光下，他站在大街上，身上一阵阵发冷。
第二天，杨树根将小顺子送到长途汽车站，王奎给的两百块钱路费还有八月份节余的三百块生活费全都给了小顺子，小顺子眼泪汪汪地说：“大哥，我对不起你。买彩票的四百五十六块，年底从我的工钱里扣。”杨树根又将几个面包和一瓶橙汁饮料塞到小顺子手里，“回家后到每家去看一看，就说我们在这里很好，让家里都放心。你歇一段时间，病养好了就回来。”小顺子点点头。
小顺子走了，高成海又回到了工棚里烧饭。两天后，杨树根打屯话到老家的村委会问小顺子回来没有，村主任说回来第二天就送到县医院去了，小顺子病得不轻，不像是贫血。杨树根心往下一沉，像掉进了又冷又黑的深井里。
又过了一段时间，杨树根偷偷地又给老家打了个电话，电话里说小顺子出院了，正在家休息，气色不好。杨树根强迫自己相信，出院就是病好了，最起码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可这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在季节进入深秋的时候让他越来越不安了，他经常半夜里从噩梦中惊醒，他梦见自己跟梅来一起坐牢，手铐脚镣又硬又沉，小顺子隔着铁窗跟他要工钱，说他妈妈死了，急等着钱办丧事。醒来的杨树根头上直冒冷汗，他睁大眼望着工棚外工地上寥落的灯光像鬼火一样漂浮在夜色中，整个夜晚到处都是鬼鬼祟祟的倒影。
冬天来了，碧溪山庄也快要完工了，在鲜亮的山庄之外，城市的颜色却一天天灰暗起来。杨树根的油漆队又开始扳着指头数着过年的日子，他们终于要回家了，每天晚上睡在铺上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回家，这几乎成了每天晚上工棚里唯一的主题，而杨树根在此时却在想着工钱结算的事情，工钱成了悬在他头顶上的一根绳子，这绳子跟他当初系在梅来出租屋里那根绳子一模一样，只要头往里一套，一分钟之内就能将他活活勒死。冬天的情绪越来越烦躁，杨树根打断了大伙盲目兴奋的陶醉，“关灯，睡觉！”这是命令，也是无奈，但没有人知道无奈的杨树根将进入又一个不眠之夜。
工地上没有电话，村里也不会打电话过来。所以杨树根收到的是电报，电报上说：“小顺子病重，急需住院。请汇钱。”杨树根攥着电报感到事情肯定非常严重，他呆呆地站在冬天清冷的风中，一筹莫展，“怎么回事呢？贫血这么难好吗？”他自言自语，脚踩住地上的一块断砖，真想踩断。
杨树根在去公司找王奎之前去了一趟医院，这回是一位戴眼镜的女大夫，女大夫在接过杨树根的挂号单后，问他身体怎么了，杨树根说：“我没病，我是帮小顺子问问病情的。”女大夫笑了，她大概是第一次遇到挂号问别人病情的，所以态度就比较温和，杨树根递上前一次的病历和检验单说：“小顺子就是贫血，都三个月了，怎么还不好呢？”女大夫问什么性质的贫血，杨树根说再生障碍性贫血，女大夫看了一下病历，一愣，说：“那还不赶紧住院，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白血病，血癌，知道吗？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的话，没救的。”杨树根问要多少钱，女大夫告诉他需要二三十万块钱。
杨树根梦游一样地冲进了丰乐大厦二十八楼，堵住了正要出门的王奎，“王总，不得了了，小顺子得了血癌，没救了，我们全部的工钱都要拿出来都不够看病。”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头的汗源源不断地往外冒。王奎就像听到工地上少了一块砖头或少了一桶油漆一样平淡，“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轮到谁头上，都没办法。”杨树根要结算油漆队全部的工钱给小顺子看病，王奎说：“年底统一结算。”杨树根说：“我先跟你借一点钱好不好？”王奎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沓资料，“我欠银行二百多万还没还呢！现在还要去贷款，不然连买油漆的钱都没有了，我们的工程都是先垫资，懂吗？”王奎硬是不给，杨树根几乎要哭了，“王总，就算我求求你了，小顺子才十七岁。”王奎从皮夹里抽出五百块钱，扔到桌上说：“拿去吧。”说着转身就走了，杨树根看到办公室里那位叫小刘的女孩依然在那里冷漠地喝着酸奶。 “杨树根回到工地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小顺子的病情，也没有说起过王奎的态度，他只想着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过年了，年底结了钱后再也不干了，他累了，想起离家出走的梅花，想起小慧还有母亲，站在黑暗中的杨树根禁不住潸然泪下。
在大伙的面前，他不能有任何软弱和灰心，他必须拿出队长的姿态和勇气，“这个月结余的三百块钱还有每人十块钱零用钱都给小顺子寄去，反正还有个把月就要回家了，大家都忍一忍吧！”
杨树根第二天给小顺子寄回去了九百八十块钱。走出邮局的时候，杨树根心里好受了一些，那一刻，他觉得也许小顺子的病是误诊，医生经常误诊。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得癌症呢？村里这么多年从来就没听说过谁得过癌症，而且前年还有许多专家来过村里，说村里的土和水都有一种防癌的物质。虽说当初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小顺子的病与油漆有关，为什么这么多人没事，就轮到他呢？越想越觉得不可能，越想也就心里越开朗起来。
是个阴天，抬头看惨淡的天空竟露出了一些阳光，无比温暖。
10
腊月十五一过，工棚里就乱了，砖地上扔满了烟头和一些油漆刷子、脏手套、破袜子，没人愿意清理，烤火用的油漆桶也不再生火，碎木片、锯屑摊在地上备受冷落，张福贵、周山等开始整理自己的行囊，他们将很少的几件衣服反复地捆了又捆，过几天又拆开再穿上。真的要走了，住了一年半的工棚多少有点让他们恋恋不舍，虽不是自己的家，可就像露水夫妻，不能白头到老，毕竟也还有一些感情。
从腊月初开始，杨树根就开始找王奎谈结算工钱的事，王奎态度很暖昧地说：“嘉风公司是从唐城建工集团手里转包的工程，唐城集团的工程款还没付，钱一到我让财务处长黄彪给你们送去。”杨树根等到腊月初十，还没消息，他就去问黄彪，“唐城的钱汇过来了吗？”黄彪说：“你问这干什么？”杨树根说：“王总说唐城的钱一过来，就让你给我们结工钱。”黄彪一脸无辜地说：“王总没对我说呀！”杨树根急了，“我们这点钱，你们拖来拖去什么意思呢？”黄彪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打工的。你找王总去。”
大伙都问杨树根什么时候拿工钱，杨树根说过几天就拿到了。说这些话时，他的心里很虚，说谎一样忐忑。晚上当大家讨论买什么东西回去过年的时候，他再也不敢命令大伙关灯睡觉了，想命令，可话还没出口，全堵在了喉咙里了，堵的感觉像食道癌。杨树根一整夜一整夜地不能睡觉，他在彻夜不眠中两鬓悄悄地白了起来。
杨树根给王奎打电话，约好见面时间，王奎在电话里不耐烦地说：“钱还没到，一到不就结了吗？”杨树
根说：“还有十来天就过年了，不给钱我们怎么回家？”王奎说：“我没钱。”说完电话就挂了。杨树根愣在小卖部里，他感到一个大老板怎么说话这么随便，一种毁灭性的结局像他生活中的女儿小慧一样让他无法拒绝，他的手心里都攥出了水。小卖部老头催他说：“钱，电话费，一块六毛钱！”
看着成片的豪华小区在他们的粉刷下新媳妇一样焕然一新，一股浓浓的悲凉在心里山洪一样涨上来，他知道这是别人的城市，他也不想要这里的’扇窗子，可血汗换的钱却让他束手无策。他自己拿不到钱可以认倒霉，可这么多跟他背井离乡的乡亲离家一年多了，怎么交代？
当他手心攥出水来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开始膨胀，血往脑门上涌，这时梅来监狱里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反复回响着，“再穷再苦都不能违法”。
过了腊月十五后，老乡们在反复收拾行囊后，沉不住气了，张福贵问杨树根，“马上就要过年了，这工钱究竟什么时候结？”一贫如洗的钱多也说话不好听了，“树根，我们是跟你一起出来的，哪怕全世界都是骗子，你是不会骗我们的，是吧？”杨树根竭力想掩饰自己的心虚，底气不足的他只是说：“工钱会拿到的。”这话等于说工钱现在还拿不到，什么时候能拿到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而过年还剩几天了。这时张福贵跳起来说：“杨树根，要是你跟老板串通一气耍我们，我们跟你没完；要是老板耍我们，我们就跟他拼命，这城里人拿我们老百姓当牲口了？”
杨树根不想辩解，也无法辩解，他第一次低着头说：“我明天再去找老板。”
工棚里气氛很沉闷，没有声音，烟雾缭绕中，听得见粗重的喘息声由此及彼像被厚厚的棉被捂住了一样。
杨树根没有给王奎打电话，他直接到了写字楼里的公司。公司唯一的员工小刘对着墙上建筑图纸上的线条和标志发呆，她流产后的表情很空洞，轻飘飘的。杨树根一直不知道她是办公室主任兼人事部长，因此也就缺少必要的尊重，虽说小刘原来做过三陪，但当了领导后正派了许多，只是有时候化妆过分的口红以及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轻浮浪荡的姿态还是流露出了风尘女子的习性。杨树根进去后问王总呢，小刘的目光从墙上的图纸位置挪到了杨树根的脸上，她别有用心地看着杨树根，用猩红的舌头舔了一下更加猩红的嘴唇，“在袁婊子的床上。”杨树根问王总什么时候来上班，小刘卷了一下舌头，“你跟我一起到我的床上等他，肯定能等到。”说着就放肆地笑了起来。
杨树根毫无办法，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打过去，王奎的电话关机。等到中午时分，王奎夹着皮包走进了办公室。杨树根像见到救命稻草似的冲到王奎面前，“王总，我等你一上午了，打电话又打不通。”王奎客气地给杨树根让座，然后又递过来一枝好烟，“来，抽一枝，这是软‘中华’，味不错。”点上火后，王奎继续说：“上午一直在跟唐城集团交涉，他们总是说资金周转困难，我也没办法。”
杨树根似乎早有预料，他大倒苦水，“王总，这帮弟兄是你让我带来的，没有钱，回不了家，你让我怎么做人？只要你给弟兄们把钱结了，我的工钱宁愿不要了。”王奎很为难地说：“这怎么行呢？你是队长，我怎么会亏待你呢？实在是没有钱，要是有钱，我马上就给你，唐城不给我钱，我都想跳楼。”
杨树根不敢回工棚，他坐车到唐城集团问钱给没给嘉风公司，唐城集团一位衣冠楚楚的财务总监说：“今年的三百六十万工程款一个月前早就付给他们了，怎么能败坏我们的名声呢？”杨树根听完这话脑袋炸裂了一样疼痛，他要找王奎质问，为什么耍他？
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杨树根在王奎与袁媛居住的临水苑的一幢公寓楼里将衣衫不整的王奎和袁媛堵在门内。见杨树根找上门来了，穿着睡衣的王奎脸绷得像足球，“谁让你到这儿来的？”杨树根挤进门内，在温暖而暧昧的灯光下，一下子理亏了似的，扑通跪在深红色的木地板上，“王总，我求你了，你给我们结了这点钱吧，我实在是没法跟老乡们交代了，就算发善心可怜可怜我们吧！”杨树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大部分泪水滴落到质地优良的地板上。
袁嫒拉起杨树根，“有话好好说，不要这么激动。”王奎一条腿跷在椅子上，然后拍响了桌子，“你他妈的这是干什么？苦肉计就想吓倒我了？我告诉你，对于不识抬举的人，我十年前就卸过胳膊。唐城的人说钱付给我了，你让他到我面前来说，我就不相信他长了三条腿。”
杨树根的牙齿咯咯作响，他听到了牙齿要相互咬断的努力，不知是愤怒，还是恐惧。他战战兢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