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山村的那天晚上，杨树根将女儿小慧拉到一条腿麻痹的母亲面前，将家里仅有的二百二十块钱留给母亲一百四十块，然后对六岁的女儿小慧说：“在家听奶奶的话，我去找你妈妈，好吗？”不懂事的小慧兴高采烈地嚷着，“妈妈给我买饼干了，过年时妈妈跟我说买最甜最甜的饼干。”杨树根抱起小慧，“对，妈妈给你买饼干去了。”说着说着自己就流下了眼泪。母亲坐在昏暗灯光下的水缸旁，像水缸一样地沉默和冷漠。屋外的呼啸的山风由远及近地漫过来，杨树根听到了风声中许多树叶提前败落。
第二天走的时候，杨树根又掏出十块钱放在灶台上，用一只缺口的碗压住。
杨树根怀揣着七十块钱背着一卷肮脏的铺盖跟在梅来的后面出发了，清晨的薄雾笼罩着面目含糊的山村，他回头看一眼居住了三十年的村庄，什么也看不清，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一丝留恋，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轻松。梅来说：“狗不嫌家穷，狗在家里没吃的，屋外还有屎吃，这山里连屎都找不到。”
赶到乡里时已是中午，啃了两个干冷的大馍后，他们爬上了开往县城的一辆农用车，农用车冒着黑烟将一车生硬的石头和两个活人运到了县城的一处工地，驾驶员要收他们两块钱，梅来说：“你又没多花力气给你一块钱也是白赚。”一脸油污的驾驶员说：“那我就免费把你们再带回乡里。”梅来跟他吵了起来，杨树根说：“两块就两块吧。”他从口袋里摸出两块硬币塞到驾驶员手里。梅来走的时候还对驾驶员说了一句，“心太黑了！”驾驶员很不服气地回了一句，“坐客车你要花四块钱呢。”
他们日夜兼程赶到苏宁市已是第二天晚上，从没出过远门的杨树根被城市活蹦乱跳的霓虹灯弄得头晕脑涨，城市像一个风骚的女人浪荡而轻浮，杨树根看到许多女人的大腿和乳房在广告灯箱里蠢蠢欲动，伤风败俗的画面层出不穷，让他心惊肉跳的是，身边走过的人讲话的腔调和语气跟骗走梅花的那个尖嘴猴腮的贩子一模一样，因而这里的每个人都成了拐走他老婆的仇人，他真想揪住他们的衣领让他们交出梅花，可每个人都轻松地经过他的身边，柔软而琐碎的方言理直气壮。杨树根脸上直冒火，敌意和仇恨的情绪让他烦躁而窒息。情绪很好的梅来像个城市主人一样地向杨树根介绍城市的繁华，诸如这是肯德基、超市、步行街，那是娱乐城、宾馆、茶楼，一路娓娓道来，仿佛这个城市像他开的一个小杂货店一样，货架上的每盒火柴的位置都烂熟于心。杨树根问：“肯德基是公鸡还是母鸡？”梅来不假思索自以为是地说：“肯德基就是要用嘴啃的鸡，烧的不是太烂，有点夹生，城里人跟当年的鬼子差不多，喜欢吃半生不熟的。”
到了废弃的铁道边上的梅来租住的破屋，打开门，一股霉味和死鱼的腥味扑面而来，点亮蜡烛，杨树根看到了屋子比山里的还要破烂，砖头砌起来的床铺上摊着一床黑乎乎的被子，一个早巳熄灭了的蜂窝煤炉缩在墙角，地上还有一个没盖的变了形的铝锅，一个缺口的塑料盆和两个风干了的萝卜相依为命地挤在一起，梅来从被窝里掏出一个塑料水瓶对杨树根说：“新的，我花三块五毛钱买的。”这也是屋里最值钱的家当，其余都是从垃圾场捡来的，可好面子的梅来指着墙角里的那些破锅烂碗说：“都是城里朋友送的，当然不会太好。”
梅来在隔壁房东老头那里换了一块烧得通红的蜂窝煤，生了炉子，烧了一瓶开水，两人每人啃了两个大馍，还吃了一个煮鸡蛋。“凑合着住吧，不贵，五十块钱一个月。”梅来很轻松地说着，仿佛这些小钱对他来说轻如鸡毛。杨树根在梅来提到钱的时候，顺手摸了一下上衣里面的口袋，他的手在胸前僵住了，脸色全变了，梅来问怎么了，杨树根声音痉挛着嗫嚅着，“钱，钱没有了。”梅来先是一惊，脸上掠过一丝恐怖，既而又镇静下来，说：“没关系，不就六十多块钱嘛，明天我们就要自己挣钱了。鱼档老板对我特别讲义气，我让他再给你一份从车上卸货的活，一月少不了三百块钱。反正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在县城车站时，杨树根当初要自己掏钱买票，梅来非要他买，他只说了一句，“我妹妹对不起你，我要对得起你。”他们研究分析后认为，钱是在苏宁下车出站拥挤的时候被小偷偷走的。
这天夜里，杨树根做了一个梦，他挣了一麻袋钱扛回了村里，全村人都帮他数，怎么数也数不过来，杨树根站在门前的石碾上大声地说：“不要数了，每人都抓一把回去。买上几包味精，那东西烧莱很鲜。”梅花从屋里跑出来说：“不行，那是我买摩托车的钱。”杨树根扬眉吐气地一把拉过梅花，“我裤腰带上还有钱呢。”在他低头掏钱的时候，梅花不见了。他抓着大把的钱喊着梅花的名字……剧烈的敲门声敲醒了杨树根的美梦，他好半天回不过神来，揉揉不愿睁开的眼睛，见屋外一缕清淡的阳光射进屋内，屋内被分割成明暗对立的色块，房东老头将枯瘦的手伸向还没睡醒的梅来，“这个月五十块钱还没交呢。”
杨树根跟在梅来的后面去菜市场鱼档，一路上他再次感到了自己被这座城市的方言所伤害，他看到每一个人都不怀好意地经过他的面前，他们操纵着这样
的语言就是偷他的钱的小偷，就是拐走梅花的骗子，他们干净整洁的衣服里面隐藏着一颗歹毒的心，他们随时准备掠夺山区里的良家妇女，这种感觉让杨树根愤恨而无奈。他的腿里像灌进了铅，步子远没有离家时那般轻松，现在他跟在梅来后面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源自于一种妄想，他确信梅花就在这座城市里，总有—天，他会与梅花狭路相逢，那时候他会对梅花说：“小慧说你出门给她买饼干了。”
梅来买了一包三块钱的香烟交给杨树根，“见到老板时，要叫他吴经理，不要叫大哥。有身份的人才能叫经理。听到了吗？”杨树根接过烟点了点头，梅来的无微不至让他不恨梅花了，他恨自己，是他的无能让梅花没能过上安心的好日子。梅来又眉飞色舞地炫耀说：“我们老板，不，我们吴经理对我可好了，经常送鱼给我吃。”杨树根并不知道送的是死鱼。
此刻，城市的马路上，形形色色的车辆像一条条活鱼一样在他们的身边迅速滑过。
鱼档里的鱼全都批发完了，鱼档吴老板一身鱼腥味，他正嘴里咬着香烟，很困难地沾着唾沫数着粘着鱼鳞的票子。梅来站到鱼档老板身后的时候，小心谨慎地叫了一声，“吴老板，我来了。”吴老板歪过脑袋，吐掉了嘴里的香烟屁股，恶声恶气地吼道：“你他妈的还晓得来呀，那天夜里鱼虾到岸的时候，你连个鬼影都见不到了，批发的时候，被狗日的多提走了一水箱活鱼。损失了我六百多块。”梅来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对不住你，吴经理。要不是我妹妹给骗子拐走了，我就多呆一天再走了。”吴老板嘿嘿一乐，拍了拍梅来松软的肩膀，“是我对不起你，让你看鱼档把妹妹给人拐跑了。”梅来错误地理解了吴老板的冷嘲热讽，胆怯地问道：“我今晚就来看鱼档，那半个月的工钱不要了，行吗？”缩在梅来身后的杨树根不识时务地掏出烟，卑微地抖着手递过去，“吴，吴经理，孬烟，抽一枝。”吴老板推开杨树根陌生的胳膊和香烟，理也没理，扔下一句，“回家种地去吧！”说着就扬长而去。
梅来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比被拐走了妹妹还要难堪。他木桩似的站在湿漉漉的菜场里，就像一个盛过鱼的旧塑料袋一样被扔在鱼档前血腥的空气中。
3
城市里彻夜回响着寻欢作乐的歌声，有钱的人们沉沦于灯红酒绿的光线中，享受着醉生梦死的幸福时光。
废弃铁道边长满了杂草，潮湿阴暗的小屋里，昏暗的烛光照亮了几只饥饿的苍蝇在发霉的空气中徒劳地盘旋，梅来和杨树根坐在砖铺上如同两块僵硬的砖头沉默不语。杨树根觉得城市是为富人和骗子们建造的，大山才是穷人生根的地方，绝望的心情在梅来被鱼档老板赶走后异常尖锐。梅来在床头的砖头上掐灭了烟头，他故作轻松地说：“没事的，城市大着呢，明天我们出去找活，最好能当个保安，没人敢欺负。”
人才市场比菜市场还要热闹，川流不息的人们穿着干净整齐的衣裳与要人才的单位讨价还价，跟菜市场买菜很相像。梅来和杨树根衣衫陈旧头发蓬乱地混迹其中，人们很警惕地捂紧了自己的口袋，一个拎着警棍的保安，眼睛像刀子一样盯着他们的手势。
梅来很盲目地挤到一家房地产公司招聘台前，对一位穿西服打领带的年轻人说：“兄弟，不，经理，我们想当保安。”
穿西服的年轻人愣了一下，迅速对他们的服饰和表情作出准确判断，年轻人手里转动着一枝黑色水笔，“学历学位证书？技术等级证书？又不是赵本山，玩什么幽默？”
梅来和杨树根面面相觑，他们就像听外语一样糊涂。杨树根反应比较快，他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急忙递上去，“有证件。兄弟，我们都是好人，就想当个保安，没别的要求。”
这时又有人递上红本子准备洽谈招聘的事，梅来和杨树根被挤到一边。尾随在后面的保安终于忍无可忍地用电警棍指着二人说：“出去！”
保安的呵斥并没有给梅来带来痛苦和紧张，相反的他正全心全意地欣赏着保安深蓝色的保安服和大盖帽，手中那根警棍让梅来无比神往。此时的杨树根隐隐感受到这里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在梅来陶醉于保安警棍威风的时候，他看到了房地产公司招聘岗位是建筑工程师、环境设计师、销售经理。
杨树根拉了拉梅来忘乎所以的袖子，悄悄地说了声：“大哥，我们走吧！”
正在这时，又一个保安冲了过来扬起手中的警棍说：“想走，往哪儿走？跟我们走一趟！”
两个人被带到了人才中心地下室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里几个穿保安制服的人反复打量着梅来和杨树根。一个显然是头目的胖保安用警棍顶了顶帽檐，像一个伪军一样围绕着不知所措的梅来和杨树根转了两圈，最后他的目光咬住了梅来衣服上少掉的一个纽扣处。突然他一警棍抽在桌子上，喝道：“快说，皮包藏哪儿去了？！”
梅来一脸迷惘，说：“我们没带皮包，也没有皮包。”
胖保安扬起一颗蛮横的头颅，对身边的瘦保安命令，“把手铐拿过来，给我铐上他们！”
瘦保安进里屋拿手铐的时候，又一个保安边跑边喊着进来了，“找到了，找到了，那个博士将皮包放到小轿车的后备厢里了。”
胖保安此时脸上的表情顿时缓和下来，他连忙掏出香烟给梅来和杨树根递过去，嘴里反复地说着，“误会了，误会了。”
梅来和杨树根顿时全明白了，他们的脸上没有愤怒，只有平反昭雪后的轻松，梅来接过了香烟，但杨树根没接。梅来诚恳地说：“我们只是想找一份保安的活，没想到找错了地方。”
胖保安拍了拍梅来肩膀，一脸平等的表情，“你们确实找错地方了，这是人才交流中心，你们又不是人才；只能去劳务市场、职业中介所找工作。”
杨树根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没有被当作小偷，这使他们很体面地走出了人才中心蓝色的玻璃大门。
回到出租屋后，他们一晚上都很沮丧。杨树根倒在床上，望着阴暗的屋顶回忆起山里风声，他忽然有了一种感觉，穷是有罪的。沉默很久的杨树根从嘴里冒出一句话来，“大哥，人穷被人欺，对吧？”
梅来看到杨树根像一团松软的旧棉花一样躺在床上，他没有说话，然后用勺子搅拌铝锅里的稀饭，稀饭的味道和脚臭味你来我往，心里也就乱七八糟。从那以后，梅来再也没提过找保安工作的事，也没说过“保安”二字了。
此后的日子里，梅来和杨树根分头去大街小巷的黑中介去登记，登记一次要交二十或三十块钱不等的中介费。没登三五次，梅来口袋里的钱只剩下六十多块钱，吃饭已成了最严峻的现实。梅来将最后三十块钱交给了一个号称“为民中介所”的老板娘手里，老板娘是一位粗俗而臃肿的中年妇女，她嘴里嗑着瓜子对梅来说：“再过三天来看看，会帮你找到活的。”梅来有些急了，“大嫂，我四次都交了一百二十块了，每次你让去面试的单位都不合格。”老板娘吐出的一粒瓜子壳从梅来的耳朵边飞过，她大着嗓门说：“没问题，这次准成。”
梅来最初看上这个中介所是因为门头上挂着“为民”的塑料门匾，他读过小学四年级，知道“为民”就是
“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所以倍加信任这位臃肿得跟门板一样粗糙的老板娘，梅来觉得她像山里人，肯定不会坑人。但前三次给他推荐的单位都在郊区的一些旧仓库或废弃的厂房里，坐车要花一个多小时，而面试的人怎么看都不像正经办工厂的人，让他回去等消息，待他到职介所来问时，答复是：不合格。梅来曾问过老板娘，“合格的条件是什么呢？”老板娘说：“不知道，那是厂里的事。”以梅来的城市经验，他根本不可能破译黑中介欺诈的任何一个细节。他一次次责怪自己没有文化，因而就更想挣钱让念小学的一双儿女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可他想不通的是，他本来找的就是没有文化不需要技术的苦力活，为什么不合格呢？
杨树根独自一人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四处找工作，但所有的工地和工厂都拒绝了杨树根从一双开了裂的解放鞋和一头乱如稻草的头发里酝酿出来的城市妄想。他有些灰心了，他想回家，他想也许梅花已经回到家里了。梅来说：“不行，混不出名堂回去要被人笑话的。”说完这话时，梅来的口袋里只剩下三块六毛钱了，他买回三斤面条，日子从这个晚上开始陷入绝境。杨树根对这摇摇欲坠的晚上充满了忧虑，他觉得让梅来以这种惨淡而危险的方式为梅花赎罪是不公平的，所以就说：“大哥，就是梅花再也不回来了，我也不会怪你们家的，明天让家里寄些钱回来做路费。回去吧！”
梅来很夸张地作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早就跟你说过，天无绝路之人，不对，是天无绝人之路。”说这话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三角儿硬币。
三天后的早晨梅来没吃饭就出门了，他将最后一点面条留给了杨树根，他对杨树根说：“我出去买早点吃，你吃面条吧。今天你再到东大桥那里碰碰运气，看那里有没有要搬运工的。”走上大街，整个城市都在吃早点，然而所有的早点铺子对梅来几乎是形同虚设，三角钱硬币在他裤子口袋里如同三粒毫无用处的沙子。
午后的阳光照耀着梅来缺了一粒纽扣的皱巴巴的卡其布中山服和脚上一双张开嘴的旧皮鞋，这是一个标准的城市盲流和乞丐的形象，没有人注意到他脸上还残存着最后的倔强和不服输。在一个苍蝇很多的小吃部前，梅来的肠胃在食客们大吃大喝的声音和姿势的暗示下咕咕噜噜地叫了起来，他一闪身挨进了店内，目光瞄准了已经站起身来的妇女和小女孩，小女孩的一大碗面条吃了还不到三分之一，正在桌上冒着热气，梅来咽了咽唾沫，眼睛都直了，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站起来的时候还对梅来甜甜地说了一句，“叔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