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外表之外，趋同性法则更多地表现在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上。你必须——你只能——你一定要和大多数人有着共同的习性和爱好，否则的话，你就会显得极为另类，与众人格格不入。
通常情况下，这种趋同性的外在识别标志，主要是“酒、色、财、气”等较为直观的方面，但内在的，却体现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与精神状态上。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谁片面地把趋同性理解为不良嗜好的趋同上来，那么你多半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些什么。
首先说酒，历史上官场向来是酒徒出没之地，这是因为官方不事生产，只是负责资源的调配工作，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感，所以吃吃喝喝，就成为了官场上必不可少的程序模式。一个酒量好的人在官场上通常会拥有着较高的声望，但如果在这方面走过了头，那就得不偿失了。
在酒文化上走得太远的，当推大唐诗仙李白。杜甫作《饮中八仙歌》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单只是这诗仙的傲骨，就令后世景仰不已。
然而话又说回来，李白一生仕途坷坎，恰恰是这个酒误了他。盖因这位大诗仙嗜酒如命，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嗜酒症，唐玄宗传他入宫，他居然喝得酩酊大醉，是被人抬进去的，到了宫里后又让杨贵妃亲手煲汤，权臣杨国忠磨墨，皇帝面前的第一红人高力士替他脱靴子……替这几位想一想，这种丢人现眼的差事偶一为之，还马马虎虎，倘若李白得到了重用，难不成大家以后要天天这么侍候他吗？
别说李白，就是皇帝唐玄宗都不好意思这么个享受法，李白的仕途前程，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官场之上，酒固然不可或少，但如果因酒误事，那就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了。
除了酒之外，色是官场上最闹心的事物。须知孔子曾经说过：“食色，性也……”意思是说，好色是男人的本性。无论官场还是职场，都是凡夫俗子的扎堆之地，一大群臭男人聚在一起，虽然一个个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但肚子里转来转去的，莫不是美色这件事。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低俗的话题上表现得过于清高，这就无异于对别人的羞辱，以后必然会有麻烦。幸运的是，绝大多数男人，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多不是“不够色”，而是“太色了”，色过了头，自然会搞到惹火烧身的程度。
明朝时的大才子解缙，曾经做到大学士的位子，因为明朝没有宰相，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了，所以解缙也算是尽抒了生平的抱负。可是有一次，他去驸马府上拜访，偏巧驸马不在家，按说这时候解缙就应该转身离开了，可是公主久闻解才子的大名，心里好奇，想亲眼看看大才子长什么模样，就留下解缙，自己隔着帘子，坐在内室，一边吩咐小丫鬟上茶，一边仔细地瞧解缙的模样。
女人偷看男人，这情形是很微妙的，如果解缙稍微理性一点，正襟危坐，让公主瞧个清楚，这事也就过去了。他毕竟是名满天下的大才子，还在意一个女人偷看吗？可是那解缙，被公主看着看着，突然狂性发作，当场索要纸笔，赋诗一首，曰：锦衣公子未还家，红粉佳人叫赐茶。内院深沉人不见，隔帘闲却一团花。
这首诗写得固然风雅，固然有趣，可是却充满了对公主的戏弄和挑逗。往轻里说，这首诗的意思是在暗示公主芳心寂寞，往重里说，则意味着他在暗示公主对他有情有义，无论是轻是重，对公主来说都是件不名誉的事情。所以公主看了这首诗后，当场就发作起来，一状告到了皇帝座前。
当时的皇帝是成祖朱棣，这是一个性格极为阴沉的皇帝，听了公主的哭诉，他假装不以为然地斥责公主说：“你看你，好歹是个皇家公主，你偷看解缙这个登徒浪子干什么？这都要怪你自取其辱，算了算了，以后注意点儿就是了。”
听起来皇帝很是大度，无意追究解缙调戏公主的过错。其实不然，没过多久，朱棣就另找了个名目，将解缙削职为民，捉拿入狱。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朱棣忽然问锦衣卫统领纪纲：“解缙还活着吗？”
纪纲支吾了两声，退了出来，就开始揣摩皇帝的心思，却是越揣摩越是不得要领，听皇帝的意思，无喜也无悲，不知道皇帝到底是希望解缙活着，还是希望解缙死掉。如果皇帝希望解缙活着，自己却悄无声息地把解缙弄死了，岂不是惹出大祸来？可如果皇帝希望解缙死掉，自己却让解缙好端端地活在大牢里，这事的后果也同样严重。
那么这事如何处理呢？纪纲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带着酒菜去了大牢，见到解缙之后，就殷勤劝酒，让解缙喝得大醉，然后剥光了解缙的衣服，将他丢在雪地里，活活地冻死了。然后报说解缙因为不耐寒冷，冻死在狱中。这样一个处理法，不管是皇帝希望解缙活，还是希望解缙死，都没自己的责任了。
纪纲的心肠固然歹毒，可是追究起来，解缙自己的行为不检点，居然有胆子调戏到公主的头上，这也是才子难以逃脱的宿命。但是说到底，男人碰到这个色字上，因其本性所在，难免要吃大亏，所以应以慎之又慎为保全自己之上策。
再说财，官场，尽是求财之所，古人说千里做官只为财，这话听得刺耳，却是实情。但正因为是实情，所以古往今来，但凡栽在仕途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个财字。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倘若失去水准风度，甚至为同类所不齿，那就失之下作，时日不久了。
五代的时候有个安重霸，是简州刺史，此人贪婪无度，盯上了州内一个卖油郎，于是他每天把卖油郎叫来，安重霸自己坐着，让卖油郎站着和他下棋，这棋一下就是一整天，卖油郎站得两腿绵软不说，还耽误了卖油的生计，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奉上银子，安重霸眉开眼笑地收下，这才放过卖油郎。
比之于安重霸更没品的，是明朝一个叫郑仁凯的刺史，此人好歹也是一个刺史，却盯上了手下一名衙役穿的新鞋，他故意找个事由，让那衙役爬树，衙役要爬树，就得先脱了鞋。等衙役爬到了树上之后，堂堂的刺史大人，竟然趁机偷走了衙役的鞋子。衙役下树后找不到鞋，只好跟郑仁凯诉说，却遭到郑仁凯的破口大骂：“老子堂堂的刺史大人，难道是为你守鞋的人吗？”
像安重霸、郑仁凯这种下作的手段，百姓知道的不多，只是成了官场的笑料。这是因为，官员们相互竞争，相互挤兑，如果竞争对手竟然是使用如此的下作手段，当然不见容于官场。而饶是百姓脑子再聪明，也想不到堂堂的官员，竟然会龌龊到这种程度。
事实上，官场上的道德法则，与百姓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在武则天时代，由于武则天取李氏天下而代之，就不断地找借口诛杀李氏派系的官员，另行委派新官。但派去的这些官，却是素质极差，只顾大捞特捞，全不体谅女皇登基的不易。所以武则天无奈，只好再将这些贪婪过度的新官一个个地杀掉。就这样，武则天等于是为做官的人设置了一个陷阱，往往是一个新官到任还不到三个月，就已经是身首异处。
于是朝中的大臣们就坐在一起交谈，大家都说：“仕途如此险恶，一个官做不到三个月就丢了脑袋，这让大家还怎么做官？”
这时候有个人接口道：“三个月杀一个官算什么？如果只做一天官就杀头，这招还可能管点用，但哪怕是做官做到满一个月才杀头，这官还是要做的。”
众官听了，哈哈大笑。众官之所以笑，是因为这句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以官取财，本是飞蛾扑火，玩儿的就是心跳，这是世上的贪官共有的心声。人在官场，断不可与贪官同流合污，但如果一个仕途中人适应不了这复杂的人性，也万难立得住脚。
最后一个是气，所谓气，就是任性使气。官场中人，最忌讳的就是气字。要知道，人类的社会，就是彼此相互让渡生存空间的一种存在方式，你让我一步，我也让你一步，纵然你不肯让我，我也没必要非和你争长论短，怕就怕心里咽不下一口气，但凡受到一点委屈，就大吵大闹地发作起来，这种孩子气的性格，往小了说，意味着自毁前程；往大了说，保不准会带来天大的麻烦。
汉武帝年间，有一名武将叫灌夫，骁勇善战，名震天下，有一次，他在参加丞相的宴请之时，因为一言不合，与邻座争执起来，起初只是小吵小闹，后来是大吵大闹，最后闹到谁也无法下台，竟然吵到了汉武帝的座前。这时候灌夫的政敌趁机发难，最后，竟然导致了灌夫被灭族——如果他事先知道吵架的后果竟然有如此之严重，恐怕就是有人当面抽他的嘴巴，谅他也不敢吭一声。
官场之上，由于一点点细微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不测的后果，所以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如灌夫那样大吵大闹固然不妥，但如果遭受别人欺凌的时候不敢吭声，也同样不妥当。
那么，人在官场之上，到底应该怎么办，才是最为妥当的呢？
趋同性法则告诉我们：在符合人际关系法则的前提下，你顺应大流，这多半不会有什么差池，但如果官场之上出现了有违人际关系法则的“潮流”，那么这种潮流多半长不了，你不妨来一个特立独行，反而易于赢得别人的尊重。
明朝嘉靖年间，官场上盛行摆派头，按理来说，知府见了刺史一级的官员，是不需要下跪的。但是有许多知府级别的官员，被刺史的派头吓倒，见到刺史就不由自主地下跪，于是官场上迅速盛行这一礼节，几乎没有人能够例外。
偏偏有个叫应贾的小知府，有一次和两名知府同时去见一个刺史，进去之后，那两个知府立即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跪下了，只有应贾昂然不跪，以正常的礼节见过上司。刺史见到这种情况，大为惊讶，就立即向吏部禀报，举荐应贾，并称应贾为“山字知府”，因为应贾两边的人都跪下了，唯独他不肯下跪，这三个人呈现的姿势，就好似一个“山”字。
汉代的灌夫因为负气而被灭族，而明朝的应贾同样也是“负气”，却反而升官，强究起来，都是官场的“趋同法则”在起作用的结果。可如果不知道这一法则的人，就会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人的运气。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所谓的运气，不过是你的所行所为，恰好符合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罢了。
第24章 官场的本能相悦法则
人在官场，靠什么立足？
人在官场，又靠什么青云直上？
有人说是运气，有人说是背景，有人说是能力，也有人说是裙带关系。这些答案到底对不对呢？
清朝末年，张佩纶参加科举考试，恰好是李鸿章做主考，等到发榜之后，张佩纶就去李鸿章的家里，拜见老师。李鸿章很喜欢张佩纶的才学，不留神脱口说出一句：“你的才气，与我的女儿相同。”这句话刚刚说完，张佩纶已经跪倒在地上，口称岳父大人。李鸿章已经无法再推辞了，只好真的招张佩纶做了上门女婿。
我们来看看张佩纶的成功之途，这其中有他自己的才气和能力，也有着运气的成分，但是其人的社会背景与裙带关系，却是因为他的才气带来的，更是因为此人脸皮之厚，出乎李鸿章的意料之外，所以才会有他的“运气”。但在张佩纶成功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却是另外一种东西。
倘若张佩纶的才气稍微差上那么一点点，李鸿章也不会说出“你的才学与我女儿相当”这种话来。同样的，如果李鸿章的女儿不喜欢读书，只喜欢逛街购物的话，张佩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好运气。
如此说来，让张佩纶成功的症因，是他的才学了？
如果有谁这样分析，那就错了。没错，让张佩纶成功抱得美人归的原因，正是他的才学，但他的才学只是一个表象，而非本质或规律。
那么，在张佩纶这件事情之中，体现出来的官场本质或规律，到底是什么呢？
这条规律就是官场的本能相悦法则。该法则的表现形式为：越是高层次，越是专业的思想知识，越是知音者稀；越是浅层次的，越是思想含量与知识剂量低的东西，所拥有的市场越是广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群人凑在一起，如果你谈论男欢女爱，这个话题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如果你将谈话的主题向高拔一拔，谈论一下鲁迅和许广平的伟大爱情，那么能够参与这个话题的人，就明显减少了。如果你将谈话主题再往高拔一拔，谈论《孔雀东南飞》中的千古爱情佳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很难找到谈话的同伴了。
再举例来说，假如你对人谈起有权人、有钱人是如何享受的，你就很容易找到听众。但如果你想谈论一下发财过程的艰难劳作，这个话题的听众，就明显减少。而当你高谈阔论经济学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听众了。
正如我们一再说明的那样，不管是职场还是官场，都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在这两个场合里，曲高必然和寡，阳春白雪，和者寥寥，下里巴人，听者跃跃。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在职场很容易受到孤立，而在官场则更危险。而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很容易发现官场那扇从未曾合拢的密门，就可以撇下兀自在滔滔不绝谈论天下大事的同事，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踏上成功之途。
再回过头来说张佩纶的成功，他全部的成功系于一线缥缈的希望之上，那就是李鸿章的女儿必须恰好是一名才女。但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的才女，远比美女的数量稀少得多，美女是不需要任何付出的，只要她出生的时辰顺风顺水，祖上的基因不要太孬，基本上就算是过关了。可如果要成为一个才女，那就需要对书本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与努力，兴趣可能大家都有，但唯独这个辛苦的努力，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
把话说透了，即便你像张佩纶那样才华横溢，但指望碰到上司家里恰好有一个才女的概率，却是非常之低的。正是因为这种概然率低，所以张佩纶智取李鸿章，才成为了官场上的佳话。
现实中更大的可能是，你在周围找不到一个才女，不要说才女，就连才子都非常地稀罕。我们在官场上最经常见到的，是成群结队的饮食男女、凡夫俗子，真正的才华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得不到赏识的，你必须要借助另外一些本能的技巧，才能够获得成功。
这些本能性的技巧，指的是什么呢？
这些技巧说透了，准保让你眼睛一亮，耳目一新。这扇通往官场成功的隐秘之门，就是人类最喜欢的一些娱乐活动，包括唱歌跳舞、打球下棋，诸如钓鱼书法之类的高雅爱好，就不必考虑了。
对书法绘画等高雅艺术不作考虑，那是因为这一类社会性活动需要下大功夫，不是劳苦大众玩得了的。而唱歌跳舞、打球下棋这一类活动，进入门槛就不是那么高，你很容易先入为主，吸引众人的眼球。
细说起来，唱歌跳舞、打球下棋是归纳入“文体活动”这个范畴的，很少有人会把这一类爱好视为正事，但在官场、上这一类爱好恰恰是最重要不过的正事了。
这是因为，文体活动的进入门槛比较低，所以但凡有什么群体性活动，多半是以这些游戏为主。举办一场卡拉OK大赛，全体同事就会兴奋不已地拿起麦克风，亮开喉咙吼叫个不停，但如果哪个单位搞出一个书画大赛，能够参加的人也就寥寥无几了。
所以，如果有谁在这些不起眼的文体活动上暗下功夫，那么，他就很容易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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