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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者看到这里，一定说项子城叫他两人见面，必是为陈美珍私逃的事，叫正义到天津踩缉。其实内幕却又大大不然。原来当时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而且这件事里边牵掣的人又太多。项子城为永久消灭证人证物起见，同赵秉衡秘密商议，此事非霍正义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因此千方百计把他调来。要不然，仅仅为一个陈美珍，何至这样小题大做呢！若问这件事是怎样一个起因，作者一支笔难说两处事，只好倒叙一番，也好使阅者彻底明了。原来项子城知道民党中人，在上海租界设有机关，专心一意地为对付他个人。他心里很以此事为虑，特特将赵秉衡唤至自己私室，同他商量防患未然之法。秉衡说道：“这件事不能不用辣手段了，古人说得好：‘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民党中人虽然为数甚多，然而内中最有机谋、最善调度的仅仅就是宋樵夫一个人。此人年纪虽轻，而智略比何人全大。当今年春天内阁改组，我曾向总统建议，无论如何不放他出京，派他一件优差，把他软禁在京城以内，他就是有主意也没地方去施展。哪知后来他高低秘密离京，跑回广东去，纠合同党中人，事事与总统为难。如今只需剪除他一个，以后自然风平浪静，再没人捣乱了。”项子城道：“你的主意固然很好，但是要实行去也恐怕很不容易呢！”秉衡道：“事情并不难做，秉衡一个人就可包办。不过我长久蹲在北京，这个事可办不了。”他说到这里便附在子城耳边，低低说了几句，子城点头，说：“很对很对！这件事我就完全托付你，你下去听命令吧。”秉衡告辞下来。未出两天，公府便发表一道命令：“冯国华着调为江苏都督。直隶都督着赵秉衡补授，此令。”赵秉衡外放了直隶都督，在不知底细的听着很觉诧异。因为秉衡是大总统的股肱心膂，一刻也离不开的，此次何以突然外放？有的说秉衡恩宠已衰，这次外放无形中便是遭贬。有的说总统见秉衡家境不丰，特放到外省去，正所谓暗中调剂，也叫他捞摸几个钱，早晚仍然还调回来的。
不提众人议论纷纷，却说赵秉衡自外放都督之后，一天也没停留，便走马上任。他到了直隶都督任上，别的事倒不甚注意，第一就是要物色一个精明干练，同黑暗社会接近，能驾驭一班流氓光棍，可以指挥如意的人物。果然过了不多日子，就被他采访着了，此人姓黄名显宗，本是前清时一个候补道，后来到了民国，又改为简任职分发直隶委用。他面子上本是一位老官僚，又兼他能书善画，还会作几句诗，便又兼上一份名士的招牌。其实骨子里，他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流氓，什么这个帮，那个会，全同他有交际往来。在各会中也是良莠不齐，不见得全是安善分子。他便利用内中的败类，插圈弄套，吃事讹人。自己公馆中俨然成了一处万恶渊薮。赵秉衡是何等精明的人，当年他在天津做巡警总办时，所有天津的黑幕他是至纤至悉，无一不知，又兼他手下养着一班侦探，全是有经验阅历的老手。所以他到了天津，未出半个月，黄显宗的种种情形早就有人报告给他。他不动声色，反倒特特下了一道委令，委黄显宗为督署秘书。显宗受宠若惊，接到委令立刻便上院谢委。秉衡特特把他请到内花厅，见面之后，显宗当然是逊谢再三，说：“蒙都督栽培，职员才疏学浅，恐怕不能当此机要重任，以后还得求都督随时教训，显宗自当勉效涓埃。”秉衡满面春风，着实地奖励了他几句，两个人倒是越说越投机。后来秉衡忽从抽屉中取出十几件公文来，说：“你看看这个，应当怎样办理，好代我拟批，这也是你们秘书应有的责任。”显宗接过来，自己还以为都督是有意试验他的学识手笔呢。哪知翻开一看，把脸全吓白了，立刻手足无措，浑身乱颤，要没有椅子托着，几乎就吓倒在地。原来这许多公事，一半是告他的呈文，一半是调查他的报告书，把他勾结匪类，残害善良，种种劣迹差不多全都和盘托出。这一来，可把显宗真吓坏了。秉衡却冲着他嘻嘻地冷笑。显宗此时哪里还坐得住，连忙站起来朝着秉衡双膝跪下，说：“职员罪该万死！只求都督笔下超生。”秉衡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问道：“显宗，你是愿意领打，还是愿意领罚？”显宗道：“请示都督，是怎样领打，还是怎样领罚呢？”秉衡道：“你要领打，我按军法处治你，当时把你绑出去枪毙。”这几句话才说完，显宗吓得软瘫在地上，咕咚咕咯地直磕响头，说：“这样打法，职员可实在不敢领。”秉衡道：“你既不领打，当然是要领罚了！实对你说，领罚是叫你戴罪立功，如果把事情办好了，不但前罪一笔勾销，我还可以保你一个现任道尹。”显宗一听这几句，又如涸鳞得水，枯木逢春，立刻有了生气，连忙叩头道：“都督有什么差委，职员赴汤蹈火，破出这一条性命去，也必给都督办成。”秉衡道：“这样好极了，你起来坐下说吧。”显宗叩谢了都督方才起来。秉衡叫他把座位搬到自己面前，两个人用最低的声音谈了有一刻钟。显宗道：“这件事并不甚难，职员在上海方面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此人姓殷名桂生，乃是黑社会中一个头目，从前在安徽做过知县，因被参革职，他便流落在上海，专结交各路有名的英雄豪杰。一方面对于官府，他也极力联络历任的上海道上海县，租界的会审公堂，以至各工部局，各国有名的法官律师，全同他格外要好。外边的朋友，无论做了什么案作，只要投到他家里，隐藏起来，便可以安然无事，因此大家全在他手里纳供奉。他家里平日养着许多打手，谁要得罪了他，他略一示意，便有人出来结果对方的性命，替他出气。因此无论哪一界，只要提起殷桂生来，没有不害怕的。职员跟他是同乡，从前又在安徽同寅，彼此很是要好。都督说的这件事，除去此人再没有第二个能办了。不过他肯办不肯办，还没有十分把握，纵然肯办，也怕他要提出什么条件来要求职员应许，不知都督可能代表总统完全做主否？”秉衡笑道：“我既然托你，当然可以完全做主。并且我预先还可以告诉你，他如能将此事办成，愿意做官呢，不出两个月，准保总统下令，放他一个简任职；愿意得钱呢，太多了我也不敢应许，十万块钱一准可以从我手中擎领。至于事前，当然也得用几个钱，你问他用多少，我可以从银行指拨。”黄显宗见都督这样慷慨允许，心中十分满意，说：“既然这样职员下去就办，都督静候好音吧。”秉衡点头说“好好”。
显宗退了下来，当时就用密码电拍与殷桂生。第二天便接到桂生的复电，说：“此事关系太重，我本不敢贸然去做。但是既有总统密令，第一将来无论出了甚样纠纷，得求总统保我生命的危险；第二未下手之前，必须先募死士，钱少了谁肯冒这个险！最低限度得求都督先拨三万元；第三事成之后，我也不想做官，请都督赏我十万元。这十万元也不是我想下腰肥己。因为我在上海，造的孽太多了，久已就想归隐故乡，闭门忏悔，只因我手下养的游民太多，要不把他们遣散了，我是一步也离不开上海。将来有了这十万元，我按大小股份分给他们，叫他们各奔他乡。我仅仅留上一两万元，拿回家去买几亩薄田，了此一生。我半世游侠，得了这样一个好结果，总算出于都督之赐，也不枉我最后效了这样大力。请你把我这意思说给都督，如承金诺，复到即行。”显宗拿着他这一封回电去见秉衡。秉衡看完了，哈哈大笑，说：“殷桂生真不愧是一位英雄，我真佩服他。所要求的这三个条件，我可以完全应许，请你给他复电，最好早早下手，愈速愈妙。三万块钱，我拍电给镇守使署，叫他面见镇守使支领，省得从银行汇去，露了马脚。”显宗答应下去，立时便给桂生去电。三万块钱果然未出三天，就过付清楚了。
桂生从他手下的豪客中，选了一个姓吴的，叫吴伯雄，此人枪法极准，百发百中，送他五千块钱，请他包办这件事情。吴伯雄慨然应许。也是活该出事，正在他们定好计策之后，宋樵夫随着华自强从广东到上海。他们下船之时，吴伯雄挤在人群中观看。两人下船后，步行走过码头，华自强在前，宋樵夫在后。吴伯雄特特把华自强放过去，对准了宋樵夫的腰间便是一枪。枪子儿略低一点，从腰下正贯入他的小腹，樵夫“哎呀”一声，说：“不好，我中枪了！”自强听见枪声，忙回头观看，见樵夫弯着腰，捧着肚子，皱着眉头，像是着了重伤的样子。连忙过去扶了他，又招呼左右随从，赶紧招呼一辆汽车来，把樵夫搀上去。自己陪着一直送到医院医治。却说码头一旁的巡捕，听见枪声，大家蜂拥过来。有一个眼快的，早看见吴伯雄向人丛中奔跑。他的脚力非常之快，从后面追上去，同吴伯雄嘴尾相连。他向前一探身，用两只手抱住了伯雄的腰，连伯雄的胳臂挤在背后，恐怕他还过手来掏枪。伯雄此时见有人抱住他，便下死力挣扎，两个人全都摔在地上。紧跟着后面的巡捕也追到了，大家七手八脚把吴伯雄用绳子捆起来，摸他的衣袋中，一支七星子手枪还在里面藏着，当时也叫了一辆汽车来，连人带枪一直押往工部局。工部局因为是谋杀重案，不敢停留，只略略地问了几句，便送至公堂开审。也是活该，因为一支手枪当时不曾扔掉，要想抵赖是很难了。于是吴伯雄慨然招认，是受殷桂生驱使行刺宋樵夫。
这一来事情可就闹大了，公堂的法官全知道殷桂生是上海天字第一号的大流氓，手眼通天，爪牙四布。因此不敢派法警去传，恐怕他闻风远遁，特特派了两个外国高等包探，带着八名法警，到他家里连传人带搜赃。也是桂生太大意了，他虽接到吴伯雄被擒的信，却认定了伯雄决不至往外咬他，纵然有一个意外，公堂中他有的是朋友，也必然有人给他送信。万没料到出其不意，来了两个外国包探，带着八名法警，一直闯进他的家中，先把他上了法绳，紧跟着又一搜，连黄显宗的复电一齐搜出来了。这一来可真把桂生吓坏，硬着头皮只可随他们到公堂打官司。所好的是公堂中外法官，差不多都同他有交情，面子上的公事固然不能不办，至于饮食起居，却是一点罪也不会受着。不过黄显宗的复电既被抄去，闹得通国皆知，连赵秉衡带黄显宗，全都成了案中要犯。公堂一样行公事到天津，添传这两个人，好根寻此案的起因。幸而是赵秉衡真有智略，一方面运动外国公使，授意上海公堂替赵、黄、殷三人开脱，把罪过全坐在吴伯雄一人身上，一方面密电上海道同镇守使，多多地许给吴伯雄家中银钱，叫他翻供，把罪过全归到自己一个人身上，认为与殷桂生挟嫌栽诬。本来外国人谁犯得上管中国这笔糊涂账，乐得顺水推舟，且作人情。吴伯雄一想，打人的本是自己，纵然多拉出几个来，自己的罪过也不见得准能减轻，因此得罪了殷桂生，将来侥幸出来也绝难在上海立脚，倒莫如做一个整人情，完全由自己承认起来，遇着机会，他们一定肯给为力，或者也许不至于死；纵然死了，殷桂生也决不能亏负我，他必替我募化许多银钱，作为养赡，家中得许多银钱，父母妻子也不愁没有饭吃了。因此他咬定牙关，把前供一概推翻，认为自己与宋樵夫有仇，并不干他人的事。枪是从殷桂生家中偷出来的，桂生并不知情。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硬翻前供。公堂上面子上不免要三推六问，所为遮掩耳目，其实问来问去，也没问出所以然来。过了几天，宋樵夫因伤重身死。吴伯雄在监狱中也病故了。究竟他是否因病身死，我们也不必深谈。大概看小说的诸君，一定都能明白这种道理。自吴伯雄死后，这案子便一天一天地松懈下来。会审公堂因为受了各方面的情托，将此案高高悬起，既不判结，也不追问。日子长了，殷桂生家里上了一张呈文，说桂生被人诬攀，郁愤成疾，在狱中奄奄一息，请准保释出来进医院看病，将来病好之后不误传唤。公堂居然批准，桂生便安然出狱。一场惊天动地的谋杀案子，就这样轻轻地告一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