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郁青/濯缨子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全书小引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小说,刊登《益世报》,肇始于民国九年(1920),徇已故刘浚卿先生之请也。蝉联继续,直至二十一年(1932)始登竣,岁星盖一周矣。十五年(1926)曾出版甲乙两集,十八年(1929)续出丙集,亦仅及七十回而止,自七十一至百回,仍无专书与世人相见也。上年春间,馆中执事,倡印全书,商得鄙人之赞同,从头整理之,错误矛盾之处,均经修改,已由排字房逐日排印。唯以人工不敷,难免迟滞。自李渡三经理继任,百度维新,对《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出版事,尤为注意,指定专工赶作,限于本年九月底出书,并登广告,发售预约。以定价之低廉,购者云集,全书二百余万言,不难克日观成,著者亦与有荣焉,特记其颠末如上。
民国二十五年(1936)季春
下浣濯缨子董郁青
记于斗斋久电灯光下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重刊序一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是董郁青先生所著,署名“濯缨子”,早在1920年开始在天津《益世报》的副刊《益智粽》上发表,至1932年结束,以晚清至民国军阀时期政治轶事为素材,写得比较生动,卷帙浩繁,《益世报》曾为陆续出单行本,当视为以现代历史故事写演义小说的罕见之作。
1923年间,我在学校读书时,看到天津《益世报》,很喜欢看它的副刊《益智粽》。记得最清楚的是《清末民初历史演义》,那时正写到慈禧病重时,向李连英问及光绪情况,李说皇上闻老佛爷病重,面有喜色。慈禧当时大怒说,我不能让他死在我后头。后来果然两宫同时晏驾。这一段写得很生动,因此我对《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有一个时期很感兴趣。我当时家贫,无力订阅报纸,只是抽工夫在学校图书馆看看,以后离开学校,便没有接着看了。等到1928年间,我由同学介绍到天津《益世报》做记者。在报社编辑部,看到一位老者,干瘦,驼背,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埋头写作。有人介绍说这是董老,董郁青先生,就是写《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的濯缨子先生。那时我只有22岁,觉得见到这样一位名重一时的新闻界人物,很以为荣幸,说了些仰慕的话。那时董郁青究竟多大岁数,我并不知道,只见他佝偻着腰,留着两撇胡须,头发有些花白,真是一位老前辈了。当时他负责编辑副刊《益智粽》,每天要写短文一篇,栏目为《弦外之音》,是针对当时政治情况或社会各方面的动态写的。其形式是每篇百余字,末尾一行省略号,意思是意犹未尽。每日定要写一篇,也就不容易了,有的文章也很隽永。他除去写这些小文,还要写《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另外,发稿、组织版面、看大样这一系列工作也一定要做。他写文章一直在红格纸上用毛笔写大拇指肚般大小的字,秉笔直书,不加修改,字体亦清楚整齐。他家在英租界,每日下午二时上班,乘一段电车到东车站前,然后步行到报社。报社当时在意租界小马路,这一段路约半里地。董郁青上班风雨无阻,到班后坐下来一直把工作做完才起身离社。我有一个时候编各地新闻,时间和他工作时间相同,因此有机会和他聊天。
从谈话中我知道他年轻时在北京交际是相当广泛的,他知道许多事情。原来,他是满族,北京通县人,青年时可能中过举,对民初袁世凯做总统时的社会情况比较熟悉,对国会议员活动亦很知情,但究竟他做过什么工作,我没有问过。当时北昆在天津演出,他提起荣庆社来滔滔不绝,特别对荣字辈演员更为熟悉,如陈荣会、张荣秀都是他欣赏的演员。对于韩世昌、白云生也很赞扬,特别对白玉田、王益友有更多详细的评论。至于京戏,他一谈必是谭叫天、杨猴子、路三宝等,看来他年轻时是一个经常看戏的人。可惜我当时对戏曲兴趣不大,也没有将他的议论记下来,现在想来是非常可惜的。董郁青是天主教徒,对宗教的知识也很丰富。总之,这个人似乎是博闻强记自学成才的。
“九·一八”事变后,天津《益世报》的副刊改为《语林》,由马彦祥同志主编,马离社后由我主编。董郁青另办一版,在《语林》版反面,名为《说苑》,只发表小说,《清末民初历史演义》也移到这一版,董郁青每日照写不误。后来,《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结束了,董改写长篇《大明湖》,以济南为小说背景。他还收集了些有抗战意义的历史故事在《说苑》发表。1935年后,他负责检查全报大样,一直到1937年7月28日日军侵占天津。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在看大样时,要在夜间工作,我办副刊,是在午后,我们已不常见面了。)等到抗战胜利,我不知他的下落,后来,听见友人谈,他已故去了,什么时候故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估计他的年岁,可能过了七十。
天津《益世报》是天主教徒集资办的报纸。出版不久,即逢“五四”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报纸一度同情学生,受到社会上好评。周恩来同志在法国为它写了长篇的海外通讯。报纸销路甚畅,一跃为天津报纸首位。董郁青以天主教徒中文化水平较高的文人,在报社从写社论到编副刊、写小说,无所不能,应该说是“五四”以后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在天津新闻界一位知名的人物,而他写的《清末民初历史演义》则是他一生呕心沥血之作。今日看来,虽然书中所述,不尽是历史事实,观点也不尽正确,但据他自己说,许多事是他耳闻目睹的。我和他接触当中,谈到往事,他是不厌其详,但不是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看他所写的恐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怕还都是当时的传闻,当然写小说采用传闻,是允许的。而且,传闻中难免也会有些真实的。董郁青的文笔朴实,不尚华丽,《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每日千余字写了近二十年,笔调一致,这是难能的。我对这部巨著,没有自始至尾仔细读过,凭个人印象,清宫一段写得相当生动,也许因为他是满族人,对清代宫廷情况可能听得多一些。
董的弟弟名荫狐,也是一位小说家。曾在《益智粽》发表过讽刺小说《换形奇谈》,揭发、讽刺当时的政治内幕,颇为尖刻。未出单行本。董郁青在天津新闻界工作了数十年,写了卷帙浩繁的小说,和无数篇短文。长期担任天津《益世报》副刊编辑,称得上天津新闻界耆宿,也应视为小说家。但我从来没有听他自我标榜。至今有人知有“濯缨子”,而不知有董郁青。但是,《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终究是一部实拍拍的大作品,其中多有一些有历史价值的材料。董郁青先生生前留下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即使其生前并未成为“名记者”或“大作家”,但终会有人发现他的作品而为之出版,这也证明历史是公正的!
吴云心(1906…1989)
1985年8月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重刊序二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是先祖父董公郁青所著,初版时署名“濯缨子”,源于《楚辞·渔父篇》,以示愤世嫉俗清高自守之志。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自1920年开始在天津《益世报》的副刊《益智粽》上发表,直至1932年登竣,长达12年。该书以晚清至民国军阀时期政治轶事为经,民间风俗人情为纬,纵横穿插文笔生花,全书一百零一回,约二百余万言。卷帙浩繁广远深博,被视为以现代历史故事编写演义小说罕见之作。
《益世报》曾为陆续出刊单行本,并于1936年以新版分印十一册成套刊行于世,在当年新闻界、出版界均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天津《益世报》是以天主教徒为主,在雷鸣远神父推动下,集资创办的日报,其办报以“益世、益民”爱国护教为宗旨,于1915年10月10日双十节创刊号问世。创刊之初,刘浚卿先生、雷鸣远神父,深知先祖父学识渊博,文笔朴茂,在当时新闻界名重一时,乃诚恳邀聘于报社撰文。报刊发行不久,即逢1919年“五四”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益世报》以同情学生,谴责当时军阀官僚,受到社会上好评。1936年绥远百灵庙抗击日本侵略,《益世报》评论、报道以此为中心,广泛向社会宣传抗日思想,更配合以雷鸣远神父为主的救护队深入战场,向抗日官兵进行慰问鼓舞,并向社会募捐送往前线,此举深为天津新闻界所钦佩。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于7月28日侵占天津,报社被迫停刊。
先祖父汉族人氏,祖籍浙江绍兴,幼年随曾祖父迁居北通州,晚清曾中举秀才,家居时博览群书,贯通经史,亦喜好诗词戏典。民国后迁寓北平市内,平素交游广泛,以诚挚待人、光明磊落为处世之本,对友能肝胆相照,论事则仗义执言,从来不屈服于权势之压迫,而为时人所称道。曾为《京华时报》执笔撰文,以犀利文笔针砭当时社会弊病为己任,故名声日上,友朋益广,举凡当时社会传闻,宫廷密事,政治风云,官场变幻,均循此渠道源源而来,为以后的《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成书,积累了大量素材。先祖父自应聘进入《益世报》社后,严肃认真,事必躬亲。对副刊《益世粽》及《说苑》的组稿、审稿、发稿、编辑版面等,必不辞劳苦亲自安排妥帖,并曾为专栏《弦外之音》每日写一短文,评论当时政局风云、文坛争议、社会动态,其文章隽永辛辣,深中时弊,立论公允,颇得读者之同感。会当此时,《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文思酝酿成熟,即开始执笔成文,书中事均属实,只有文采加工虚中有实,正与正史遥相呼应;真名假名各有意在,读者思忖自有心得,此即“演义”命名之根由也。先祖父当年每日秉笔直书一千余言,文不加点亦不增删,直发排版付印,举凡晚清、民国军阀时期的宫廷、国会、外交、内政、帮派、社会各方面,无不言之有物,栩栩如列眼前,故每一书成则购者云集,被誉为当时之名作。
1935年《益世报》改组,先祖父调任为报社编辑部总稽核,负责检查全报大样,当时曾在天津出版《沽上英雄谱》一书,又应山东出版社之约,先后执笔写成《明湖影》及《义侠薪胆录》等中篇演义小说,在当地出版界亦甚有影响。1937年《益世报》被迫停刊后,先祖父年高体弱,难与报社同迁内地,乃隐居家中,并在天津小修院教授国文,每日带领我去老西开教堂参与清晨弥撒(先祖父曾听雷鸣远神父讲道,于1916年与另五人领洗入教;日后对我的圣召劝勉有加,影响甚大,于1940年我申请加入天津小修院)。先祖父虽曾受日伪迫害拉拢,但洁身自好安贫若素,虽历生活之清苦,难磨胸中浩然正气,至此不再参与新闻界、出版界之事。1944年返回山东济南定居,一九四五年病逝于山东济南,寿享66岁。
缅怀先祖父从事新闻工作数十年,遗留卷帙浩繁的小说和无数篇杂文、政论,长期担任天津《益世报》主任编辑,被誉为天津新闻界耆宿,赞称董老一生虚怀若谷,光明磊落,义无反顾,笔耕为民,亦足以告慰先祖父于九泉矣。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虽为稗官野史,但事必有据,人必有名,正可填补正史之不足,故该书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值此重刊之际,书此序言简介著者生平,希冀能对读者阅看此书小有助焉。
著者嫡孙 董立醇
1988年
第一回 谈气运学究具先知 盼功名村翁训爱子
古人说三十年为一世,每逢过了一世,凡国家社会、风俗人情,无形之中,全许略略地有几许变迁:有时由乱而治,由坏而好,由硗漓偷薄,而进于纯厚朴诚;也有时由治而乱,由好而坏,由纯厚朴诚,而入于硗漓偷薄。反正三十年前,三十年后,总有种种的不同。这种道理,要拿旧学名词来批评,大半归之气运。要用新眼光观察,乃是人类进化的原理。从古至今,递演递嬗,所以才有今日的现象。倘若终古不变,只怕到如今还是太古的顽民,浑浑噩噩,老死不相往来,那世界也就归于消极,还有什么文明可谈,更有什么历史可记呢?所以昔人又说,天道十年一小变,五十年一大变。到底也不要管他三十年、五十年、十年八年,这变之一字总是与时俱进,没有停止的,时间就是进化的轨道,不过有迟速之不同。只要你细心体验,哪管他千变万化,终要有一个远因近果。作书的冷眼观察,但觉我们这中国,无论国家社会、风俗人情,全都变化得很快。近十年以来更是大变特变,甚至把从前的礼教纪纲、廉耻道德,全都变得连一点影子没有了。如此这般,还要说进化不快,只好坐在飞机上放绿汽炮,嗅着一点文明气味,立时能把活人变成死人,那才算快到极点呢!咳,话又说回来,到底有能变的,有不能变的;有当变的,有不当变的。要是一概全变,这其中也有极大的危险,因为在大地之上,立国数千年,必然有一种特立的国性。这种国性,就好比人身的灵魂。人的灵魂离了躯壳,这个人必死;国的特性离了国家,这个国又焉能不亡呢?如今最时髦的新人物,时时刻刻总想把数千年的国性完全取消,非孝倡淫,居然演说于大庭广众之下。其余种种新奇不经的道理,全以一言包括之,叫作新文化。究竟西洋是否以这种新文化立国,据许多宗教中有道德的老先生谈起来却又大大不然。可见这种新文化,在人家欧美各国,不过一部分极端派的主张,尚且不能普通。我们中国的时髦,反要完全效法,推行全国,这事能做得到吗?然而退一步说,见智见仁,各是其是,作书的人也不敢断定那时髦先生准不对,到底你也得以身作则,先行出一个样儿来给大家瞧瞧,然后也好强人从我。哪知道在实际上一观察,却又老大的矛盾。连亲父视同路人,反说是大公无我;连祖国一齐出卖,却美为世界大同。推之其余种种,全是片面的新文化。原来这种新文化是专许他对人家讲,不许人家对他讲的。似这种人,作书的不知会见过多少,听见了若干。如今慢慢地写出来,权当给他们诸位先生作一本世家列传。到底善有善果,恶有恶缘,其中也要寓一番惩劝之意。并不是借着小说,随便拿人开心,那就失了益世的宗旨,作书的人也决然不敢。
闲言少叙,咱们就书归正传。话说山东淄川县,离城二十里有一座蒲家庄,通共有二百多户,其中姓蒲的总占十之七八,多半以务农为业,内有读书人也很不少。因为蒲家在前清初年曾出过一位大名士,就是那著《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先生。这位老先生本是一肚皮牢骚,又生于明末清初,不免有故宫禾黍之悲,便想借着文字泄愤。那时正值专制时代,君主的势力犹如神圣,自有人说一个不字,立时便要罪及三族。因此便发生了许多文字之狱,一牵连便是数百人,活着的斩头,死了的戮尸,种种残暴无道,真难以笔墨形容。蒲老先生亲眼所见,自然怀着戒心,到底他那满腹的学问文章,为牢骚所鼓荡,不能不发泄出来。因此才著了一部《聊斋志异》,满纸狐鬼,其实全是寓言。阅者要认为实有其事,那算被老先生冤苦了。可惜他才学虽好,却一世不曾发迹,寒窗课读,了却终身。因为他是个名士,所以后代子孙还继续书香不绝,到底飞黄腾达却不曾出一个人,不过是青矜食饩,仍以教书为生活罢了。直到前清光绪年间,他的九世嫡孙名叫蒲书号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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