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脊梁- 第168部分

　　　　乡大夫、乡先生接见冠者时，要对冠者有所教诲。如何教诲，《士冠礼》未曾提及。所幸者，《国语·晋语》对赵文子行冠礼后往见诸卿的情况有详细的记载，可以弥补《士冠礼》的阙失。赵文子先去见栾武子（栾书），武子说：“我曾与你的父亲赵朔共过事，他这人有些华而不实，希望你今后注重务实。“又去见范文子（范燮），文子说：“从今以后你要懂得戒惧。有贤德的人，在恩宠加身时总是更加谨慎，只有德行不足的人才会因恩宠而骄奢。“又去见韩献子（韩厥），献子说：“记住！你成年之初就应该向善，要不断地由善进入更善的境界，这样，不善就无法靠近你了。如果你一开始就不能向善，不断由不善进入到更加不善的地步，那么，善就与你无缘了。犹如草木的生长，事物总是依类相从的。人之有冠，好比宫室之有墙屋，要勤加修整。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又去见智武子（荀罃），武子说：“孩子要记住：你曾祖赵成子的文采，祖父赵宣子的忠诚，难道可以忘怀吗！孩子要记住：有赵宣子的忠诚，再加上赵成子的文采，侍奉国君就没有不成功的。“最后去见张孟，先把前面几位的教导叙说了一遍，张孟说：“他们说得太好了！如果你听从栾书的话，就可以达到范燮所教导的境界，就可以弘扬韩厥的告诫，将来就可以成就圆满。如果你牢记智罃说的道理就好了。这都是先王的阴德在滋润你啊！“冠礼与教育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

　　　　六、古代社会中的冠礼

　　　　周代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在位的帝王去世，嫡长子无论年纪长幼，都可以即位。但是，只要即位的新王没有成年，就不能执掌朝纲。例如，周武王去世时，成王尚在襁褓之中，虽然入承大统，但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只能由周公摄政。直到成王成年之后，周公才返政于成王。原因很简单，未成年者不具备南面之资。又如赢政十三岁就即秦王之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直到九年后的四月巳酉，也就是二十二岁时，才“冠，带剑“，开始亲政。可见，对于帝王而言，冠礼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如此，一般的士人如果没有行冠礼，也不得担任重要官职。据《后汉书·周防传》，周防十六岁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椽史试经，见周防“尤能诵读“，欲拜为守丞。周防因尚未行冠礼，不能从命。

　　　　西汉王朝对于帝王的冠礼非常重视。据《汉书·惠帝本纪》，汉惠帝行冠礼时，曾经宣布“赦天下“，这是历史上因帝王行冠礼而大赦天下的开始。其后，又有因太子行冠礼而赐民以爵位的，据《汉书·景帝本纪》，景帝后三年正月，“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又据《汉书·昭帝本纪》，元凤四年，昭帝加冠，“赐诸侯王、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令天下酺五日“。颇似普天同庆的节日。

　　　　为了与臣下的冠礼相区别，汉昭帝的冠礼还专门撰作了冠辞。据《博物记》（《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所记，其冠辞为：“陛下摛显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禄，钦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邦域，秉率百福之休灵，始加昭明之元服，推远冲孺之幼志，蕴积文武之就德，肃勤高祖之清庙，**之内，靡不蒙德，永永与天无极。“这是后世帝王另撰冠辞之始。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次子马防，在肃宗时担任过卫尉，其子马钜常跟从左右。据《后汉书·马防传》，肃宗六年正月，马钜年及冠龄，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至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可惜，史书中皇帝亲临臣子冠礼的记载仅此一见。

　　　　从南北朝到隋唐，冠礼一度废而不行。柳宗元在答韦中立的书信中谈到，“冠礼，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说当时有一位名叫孙昌引的人，“独发愤行之“，冠礼毕，仿当年赵文子见栾书等的故事，次日上朝，希望众卿士能对他有所教导。到外廷后，孙氏荐笏对卿士说：“某子冠毕。“不料众卿士莫名其妙，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说：“这与我有何相干？“文武大臣哄然大笑。可见，朝廷的大臣已不知冠礼为何物。

　　　　从唐到宋，“品官冠礼悉仿士礼而增益，至于冠制，则一品至五品，三加一律用冕。六品而下，三加用爵弁“。（《明集礼》）可知唐宋时代曾在品官中实行过冠礼，按照品阶高下，加不同的冠。

　　　　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痛感佛教文化是对大众层面的强烈冲击，造成固有文化的迅速流失，主张要在全社会推行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司马光痛心疾首地说：“冠礼之废久矣。近世以来，人情尤为轻薄，生子犹饮乳。巳加巾帽，有官者或为之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矣。彼责以四者之行，岂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长，愚呆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朱子家礼》引）认为废除冠礼，使得人情轻薄，自幼至长不知成人之道，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司马光在他的《书仪》中，制订了冠礼的仪式，规定：男子年十二至二十岁，只要父母没有期以上之丧，就可以行冠礼。为了顺应时变，司马光将《仪礼》的《士冠礼》加以简化，使之易于为大众掌握。此外，还根据当时的生活习俗，将三加之冠作了变通：初加巾，次加帽，三加幞头。《朱子家礼》沿用了司马光《书仪》的主要仪节，但将冠年规定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并从学识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义之方，然后冠之，斯其美矣“。

　　　　程颐也极力倡导冠礼，认为“冠礼废，则天下无成人“。《左传·襄公九年》载，晋悼公宴请鲁襄公时，问及鲁襄公的年龄，季武子说只有十二岁。有人援引此例，主张将冠龄提前到十二岁，遭到程颐的坚决反对，说：“此不可。冠所以责成人，十二年非可责之时。“认为，既行冠矣，就必须责以成人之事，否则就成了虚礼；如果冠礼之后不能责以成人之事，则终其一身都不能期望他成人，因此，“虽天子诸侯，亦必二十而冠。“（《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一》）

　　　　据《明史》，明洪武元年诏定冠礼，从皇帝、皇太子、皇子、品官，下及庶人，都制订了冠礼的仪文，《明史》中有关皇帝、皇太子、皇子行冠礼的记载很多，说明在皇室成员中依然保持着行冠礼的传统，“然自品官而降，鲜有能行之者，载之礼官，备故事而已“。（《明史·礼志八》）可见在官员和民间已经很少有人行冠礼了。清人入主中原后，政府颁定的礼仪制度发生很大变化，虽然还有五礼的名目，但长期作为“嘉礼之重者“的冠礼不再出现在“嘉礼“的细目之中。

　　　　折叠编辑本段女子的笄礼

　　　　古代男子有冠礼，女子则有笄礼。《礼记·曲礼》说：“女子许嫁，笄而字。“可见女子是在许嫁之后举行笄礼、取表字。笄礼的年龄小于冠礼，《礼记·杂记》说：“女子十有五年许嫁，笄而字。“如此，则许嫁的年龄是十五岁。如果女子迟迟没有许嫁，则可以变通处理，《礼记·内则》郑玄注说：“其未许嫁，二十则笄。“笄礼的仪节，文献没有记载，学者大多认为应当与冠礼相似。

　　　　到了宋代，一些学者为了推行儒家文化，构拟了士庶女子的笄礼，司马光的《书仪》以及《朱子家礼》都有专门的仪式。《书仪》，女子许嫁，笄。主妇女宾执其礼。笄礼行之于中堂，执事者用家内的妇女婢妾充任。席以背设椸栉总首饰置卓子上，冠笄盛于盘中，上面蒙以帕，由执事者执之。主人于中门内迎宾。宾致祝词后为之加冠、笄，赞者为之施首饰，宾揖笄者，适房，改服背子。既笄，所拜见者仅限于父及诸母、诸姑、兄姊。其余仪节都与男子冠礼相同。《朱子家礼》的笄礼与《书仪》大体相同。女子许嫁，即可行行笄礼。如果年已十五，即使没有许嫁，也可以行笄礼。笄礼由母亲担任主人。笄礼前三日戒宾，前一日宿宾，宾选择亲姻妇女中贤而有礼者担任。陈设，在中堂布席。厥明，陈服，如冠礼。序立，主妇如主人之位。宾至，主妇迎入，升堂。宾为将笄者加冠笄，适房，服背子。为笄者取字。笄者见尊长，最后礼宾，仪节与冠礼相同。

　　　　公主的笄礼，文献语焉不详，《政和五礼新仪》的《冠礼》没有提及，而《宋史》有之，皇帝亲临于内殿，估计是仿照庶子冠礼制作的。明代笄礼不见于记载。

古代婚嫁（）　
旧式婚姻多为封建、包办买卖婚姻，表现在礼俗上十分繁琐，民国以后，渐兴文明结婚，至解放后才废除旧的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

　　　　说亲

　　　　旧时婚姻多凭媒妁之言，都由男方请媒人先往女方提亲，称“报吉”。女方同意后，交出写有女儿生辰八字的红帖，即“庚帖”，称“出帖”，俗称“出八字”。男方取得庚帖后，压在祖宗牌位前的香炉下三天，称“压庚”，然后请算命先生算男女生辰八字是否相克，称“合婚”。如五行相冲相克，则退回女方“庚帖”，并附送一些礼物示歉。新社会实行婚姻自主，但农村不少地区仍流行说亲。城市男女青年大多数为自由恋爱，也有经人介绍而相识，征得家庭同意确定婚姻关系的，称之为“找对象”。

　　　　折叠编辑本段订婚

　　　　嘉兴订婚旧称“安心”。合婚后，如婚姻可成，男家即送“安心礼”至女家。富家送“安心礼”，用一块金玦，上镌吉祥花纹，还有一个金锭、一对金如意，取“决定如意”的口彩。女方受礼称“受茶”，并向男方答礼，然后请至亲吃安心酒，公布婚约。贫家送礼视经济情况而不同。民国时期，城市有地位人家，订婚亦举行仪式，也有男女双方交换照片的。旧时男女双方“文定”即订婚后，逢节日男方应送礼到女方家，如棕子、月饼、鸡、鱼、猪蹄膀、糕点等，用竹篮或木篮装盛，故称“送礼篮”。此俗建国后城乡仍流行，但城市为简，一般在中秋和春节男方向女方馈送一些礼品。

　　　　折叠编辑本段准日

　　　　即男女双方确定婚期。据《嘉兴府志》记载：“……将婚请期曰准日”。又据《古禾杂识》记载：“……请期曰准日，则男宅投之以茶，女宅报之以糕，糕必返半焉，谓之两头高”。民国时期，此俗似流行，富裕男家须购办首饰（金戒、手镯等2至4件）、果盒（盒内分两框，一置桂圆，一置茶叶）及聘礼数十元至数百元，由媒人送至女家。女家亦备糕盒及和合（传说中的和合二仙人）一座（置玻璃盒中为绸或纸制成），座下红绸包庚帖，回赠男家。在准日之前，媒人先须“话亲”，即男家托媒人往女家提议迎娶，女家故意不允，至少往返三次才答应。农村礼仪较简，男方选定结婚日期，提早半年通知女家，称“对盘”，又称“行大盘”。托媒人送礼，有绸缎、布料、首饰及礼金，礼金为数亦甚可观。也有女方讨价还价，至使男方送追礼的。此俗建国后农村仍流行，时有为追索聘礼，男方因贫穷，无法满足女方要求，造成婚姻纠纷，不少男方为行聘负债累累。

　　　　折叠编辑本段迎娶

　　　　据《古禾杂识》记载：“禾俗重亲迎豪家富室必盛驺从，鸣锣喝道，居然官长也。新郎虽白衣亦蟒服数珠，甚至僭逾有戴红顶者。戚友少长，衣服甚都，导于舆前，谓之陪娶。新娘乘彩舆，灯光映射，婢媪随其后，手爇安息香，氤氲之气达数百步”。这是清代嘉兴城豪富之家结婚迎新的排场。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结婚，新娘仍乘花轿或彩船，新郎着长袍马褂，也有穿西装的。新娘戴凤冠霞帔已少见，一般着粉红绣花旗袍，有些用兜纱，为粉红色。迎娶至男家，新娘出轿后举行文明结婚仪式。有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司仪、傧相等，只行鞠躬礼，不跪拜。当日宴请宾客，摆宴席多少桌，视经济状况而定，多请厨师到家中操办。建国后，70年代前，城市迎亲仪式从简，新郎新娘或步行或骑自行车迎娶。婚礼在男方家中举行，中午新郎由亲友陪同，在新娘家吃喜酒，晚间则在男家宴请亲友宾客，酒席不过数桌。干部结婚仪式更简，一般只向亲友同事分送糖果，宣布结婚。70年代后期婚礼渐趋奢华，迎娶用三轮车（人戏称“大篷车”）数辆满载新娘嫁妆，结队而行，引人瞩目。80年代中期后，大操大办之风兴起，迎娶都用小轿车，有的滥用公车，少者一二辆，多者七八辆，车前玻璃窗上贴大红双喜字，新郎新娘由傧相陪同，迎娶时鸣鞭炮，虽新房近在咫尺或新房即在原地，必乘汽车沿街游驶。新娘大多披白色婚纱，新郎则穿黑色西服。晚间男女双方家长及亲友同至酒家饭店赴喜宴，新郎新娘由傧相陪伴，立酒家饭店大门前迎候宾客，新郎向宾客一一敬烟，新娘手持钱包，对小辈分送礼金，一般数十元。酒席价每桌数百元（80年代末一般每桌200元至250元），由男女两家合办，费用由男方负担。酒席毕，剩菜如鸡鸭鱼蹄膀等大菜，由双方各自拿回家去。80年代末，时兴拍摄婚礼录像。

　　　　农村婚礼民国时期大多沿袭旧俗，迎亲前女方索礼，如“谢娘篮”、“请坐礼”、“抢舅礼’’等，甚至女方父母有索“肚子痛钱”的。俗称“发轿还要银百元，媒人随轿送五盘”。男方娶亲要挑选已婚青壮年人抬轿或摇船，如花轿迎娶，轿前要由父母双全的两童男提灯。迎娶或派人或新郎亲迎，必须见门作揖，女方才将一道道门打开。女方上轿前，先隔门槛由女方亲戚传递嫁妆，男方候接，嫁妆一般少于男方礼金。然海盐澉浦一带，历来讲究嫁妆的丰盛，称女儿为“赔钱货”。嫁妆中马桶必备，俗称“子孙桶”，红漆，内放一包花生，两个染红的半熟鸡蛋。当新娘上轿时，轿前铺芦席（或米袋），新娘踏着上轿，意为不带走娘家的泥土，也有舅父或兄弟抱上轿的。新娘上轿必须哭，称“哭发哭发”。一般新娘是小声哭泣，母亲是大声哭泣。新娘上轿后，先由母亲喂饭，然后由兄弟扶轿杆，起轿旋三转，才于鼓乐声中抬往男家。乘船迎娶时，有的地方船上置两根带泥的青竹。新娘上船后，急速行驶，竹篙撑岸，以不沾水为吉。船出港后，本村青年往往先在船必经的桥上讨喜钱，称“拦水港”，不满足要求则阻挠不放行。至男家门前时，依次铺五只麻袋，喜娘扶新娘踏麻袋进门，传递麻袋铺路，称“传代”。用五只袋，兆“五子登科”。新郎新娘拜天地、祖先、父母及互拜之后，“吃寿面”，父母朝南坐（如有一亡故，也要虚设盅筷），新郎新娘跪着敬酒。礼毕，新郎持红绸带牵着新娘，由两青壮年持一对花烛导入洞房。洞房坐床男东女西，传说新娘坐床面积多，兆婚后怕老婆；新郎坐得多，则兆婚后妻子伯丈夫，故互不谦让，紧靠而坐。坐床后，新郎用秤杆（寓称心如意）或甘蔗（寓节节高，老来甜）挑起新娘盖头的红纱巾。喜娘将枣子、花生、糖果等向新房床帐内四处抛撤，称“撤帐”，也有的撒到新房四角和客人面前。海盐一带有《撤帐歌》：“撤帐东来撤过东，夫妻双方多和睦，撤帐南来撒过南，人丁兴旺子孙多……”。平湖农村，旧时有吃“小夜饭”的习俗，即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