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我马上过来。”我挂了电话,匆匆出了门。
走到门口按门铃,他走过来开门,只见他已穿戴整齐,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再一低眼,门边正放着他常用的皮箱。
我心里明了,只淡淡地问:“什么时候的飞机?”
“中午12点。”他的回答有些局促。
我点点头:“还有时间吗,我有件事想问你。”
“进来。”他将我让进客厅,我转身,他双手背在身后,望我,仿佛严阵以待。
“我今天听说左辉被双规了,是你干的吗?”我直奔主题。
他的眼神有些失望,脸上却很淡定:“是的。”
“为什么?”
“反腐倡廉,是国家的政策。”
“就像你说的,他只是个办事员,何苦拿他开刀?”
“不拿他开刀,我如何才能整到他的上司?他自己站错了队,跟错了人,不能怪我!”
“原来你去北京,就是为了这件事?”我有些不满。
“当然,如果只是想让税务局罢手,我根本不需要跑到北京去四处游说。说实话,这件事,真正想害我的,是林启重。我不能整他,但我想让别人看看,帮他做事的人,会有什么下场。”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没有想到你会对这件事感兴趣。”他的表情越来越倨傲。
我一时气结,反驳道:“自己偷税漏税,还怪别人不能查,你这是强盗逻辑!”
“做我们这一行,哪个能说自己没有干过这些勾当,他查我,就是整我。你是个律师,怎么会这么幼稚?”
以往当我不快时,他总是相当克制,今日竟咄咄逼人。我瞪着他,他站在那里,表情漠然,眼神却无比锐利,我忽然感到他是那么疏远陌生。
我们之间沉寂下来,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由于走得急,溅上一些泥点,格外碍眼。
虽然很不情愿,虽然有失颜面,但当我想到左辉即将面临的漫长痛苦的双规生活,我还是鼓足勇气,抬头问:“你可不可放过他?”
“不可以!”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第一次听到他对我说出这三个字,第一次,他如此强硬地拒绝了我的请求,第一次,他在我面前完全占了上风,第一次,他的表情如此决绝,就像要亲手将我抛弃。
应该甩门而去吧,这样,才显得我气宇轩昂,与众不同,但是,我望望他,再望望他身后的那个皮箱,想到这一次的分别,意味着什么,气馁、伤感便交织在一起,让人虚弱。我强硬地瞠视着他,内心其实已失去主张。
他似乎想避开我的目光,别过脸,望向窗外,许久,黯然地说:“我以为你来找我,是知道我马上要走,来告别,或者来挽留,或者,哪怕你来骂我贪图权势,骂我玩弄了你,骂我不负责任、卑鄙下流,我都会很感动。可能真正贪心的人是我吧,我一直都想在你脸上看到嫉妒的表情,但我从来就没有看到。”
他转头望我,我的表情其实已经僵硬了,但不知如何才能松懈下来,心里虽有千般反复,耳里却只听由他继续说:“在你心中,有个天平吧,我和左辉,各占一端吧,不管谁落难,你都会难过,你都会出头,因为,我们都一样重要,对不对?”
我对他的爱,比起曾经与左辉的爱,何止千倍,我为他所受的煎熬,比起当年与左辉分离的痛苦,更是完全不可比拟。我不表达,不代表我没有承受。可是,他这样揣测,这样比较,令我失望至极。
我的斗志在瞬间苏醒,我一扬下巴,利落地答道:“那么,在你的心中,也有个天平吧,我是不是很荣幸地,也和那个江心遥各占一端呢,不管谁不高兴,你都会想法讨好。当然,我可不敢说我和她一样重要,因为,你的选择,已经说明了一切。”
林启正表情愕然,他可能没想到我会还击。
而我,勇气已在内心冒头,爱情开始退居其次。我拂了拂头发,潇洒地说:“你要整左辉,随便你,现在你也该去机场了,祝你新婚快乐,早生贵子。”说完,我大步向门边冲去。
他冲过来,拦住我的去路,仿佛指责地说:“你打算就这样和我说再见吗?”
我抬头看他,镇定地问:“那要我怎么样,要我哭吗,要我求你别抛弃我吗?要我拉着你的衣袖,让你赶不上飞机吗?这样有用吗?你会改变你的决定吗?到底是我幼稚还是你幼稚?”
“你没有试过,怎么知道我不会?”
“我不用试,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不会!你很想看我出洋相,是不是?”
“那是出洋相吗?说你爱我,说你想和我在一起,是出洋相吗?”
“难道不是吗?去要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会惹人耻笑。”
“如果真的爱,就会去争取。如果不够爱,就可以无所谓。当初我问过你,如果我什么都不要了,你还会不会爱我,是你say no ,不是我!”他大声地回答。
我退后两步,同样大声地反驳:“林启正,你别把责任往我身上推,现在不要,以后也不要。我们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让我做那个劝你吃苹果的蛇,对不起,我不会干!而且,我还要说,到目前为止,你的选择完全正确,马上你就要接管江家的生意,这就是证明!”
他逼近一步;“你都知道了?很荣幸得到了你的肯定,我是不是应该说谢谢?你从来不和我讨论我们的将来,从来不向我要任何承诺,那你和我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如果我用爱也讨好不了你,用钱也讨好不了你,那么,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两个人开心就在一起,如果不开心,如果无法两全其美,那就各走各路!”
“两全其美?是指你,还是指我?”
“我们都能两全其美,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
“我不要!”他逼近我,盯着我的双眼,大吼起来。“我从来就不想两全其美,我永远不会同时爱两个女人,你也不能,绝对不能!”
我忽然无言了,从他的眼里,我看见他内心的痛苦,和我一样,那种正在沸腾的,无法压抑的痛苦,折磨得我们只能这样彼此猜忌与指责。这是何苦呢?
我的心软下来,伸手过去,轻轻抚摸他的下颏,就像是要安抚一个满心委屈的孩子。这个举动,几乎令他崩溃,他猛地伸手过来,将我紧紧地抱在怀中,口里喃喃地说:“邹雨,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会失去你?总觉得你有一天会离开我?总觉得你看着我的样子,就像随时想要跟我说再见?……”
我还来不及回答,只听见门铃炸响,他放开我,转身走到门边,镇定了一下情绪,打开门。
门前站的是傅哥,见我和他站在门内,有些不好意思,提过门边的皮箱,低声对林启正说:“时间不早了,林董已经出发了,我们可能得快点。”
“好,在车库等我。”林启正闷声答,再度把门合上,走回我身边,说:“一起走吧,你去哪里,我送你。”
我的心在往下沉,往下沉,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我望着他,摇摇头:“不,我宁愿在这里和你分手,也不要在你去机场的路上和你说再见。”
他马上答:“不是分手,我很快就会回来,一个月以后,我就回来。你要等我!”
我轻轻地点头。
他双手扶着我的肩,表情郑重地说:“而且,虽然你从不问我,但我还是想说,请你给我三年时间,我会自立门户,离开我父亲,也离开江家,到时候,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他将放在我肩上的手用力按了按,仿佛为这个承诺作一个注脚,然后,立刻转身出了门。
门在我面前,轻轻地合上,门锁发出了微弱响声。
我望着那扇门出神了几秒钟,转身走上阳台,尽管只是12楼,尽管有着齐腰高的护栏,但一眼望下去,仍旧让我直冒冷汗。我只能死死抓着门框,尽量探出头,盯着车库的出口。虽然我知道我能看见的不过是一台吉普车,但是,那毕竟是未来的一个月里,我与他之间最近的距离。
不一会儿,他的车缓缓地驶上了坡道,傅哥的车跟在后面。上了坡后,他的车开始加速,往右一拐,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
我抓着门框,看着正午奔流不息的车河,心乱如麻。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畏惧的离别吗?为什么会如此结束,曾经想像的那些缠绵伤感〃奇〃书〃网…Q'i's'u'u'。'C'o'm〃、痛哭流涕的场面都没有出现,甚至可以说是不欢而散。有爱就够了吗?有爱就有信仰了吗?有爱,就可以熬过一个月,熬过三年吗?有爱,就可以永远地相信,永远地等待吗?
我一片茫然。我想,林启正的内心,也是一样。
(五十八)
我以为未来的一个月里,我会沉浸在痛苦的想象中,想象着远方那座繁华的城市里,我最爱的人是如何与另一个女人喜接连理,我也会因为这种痛苦的想象而夜不能寐,寝食难安。
但是,让我寝食难安的远非此事,就在我和林启正道别后的那个夜晚,接到家乡的电话,母亲突发大面积脑梗阻,住进了医院。
我们三姐弟连夜兼程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送进了特护病房,医生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家属吗?来,签收病危通知书。”
我颤抖着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之后的十多天里,我长驻在医院里,除了几个小时必须的睡眠,剩下的时间里,我就守在母亲的身边,昼夜服待,她已无法发声,无法进食,意志也几乎完全丧失,更严重的是,由于肾衰竭,她身体内无法正常代谢,任何药物对她都是新的伤害。我曾想过让她去省城的大医院,可是,以她的身体,如何熬得过几个小时的颠簸。
邹月和邹天更是毫无主张,经常无助地问我:“姐,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只是满心懊悔,也许,我把母亲接到身边,积极地寻医治疗,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无望地看着她,慢慢地萎缩,慢慢地向死亡走去。
林启正的电话还是每日必至,我努力掩饰着,不让他知道我的状况。没有必要吧,在他新婚燕尔的时候,告诉他这样不快的消息。
高展旗经常会千里迢迢地赶来探望,努力说些打趣的话让我笑笑。有一天午后,邹月邹天都被打发回去休息,他陪我坐在病床前,手舞足蹈地与谈起他新认识的一个女朋友,我忽然疲惫地说:“老高,别说话了,让我在你肩上靠一靠。”
他顿时安静下来,努力地挺直脊背,我将头轻轻地靠上去,闭目养神。
许久,我开腔:“老高,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说真的。”
“我做你的朋友做太久了,待遇可不可提高一点?”
“不可以。在我这里,朋友是最高待遇。”
“那个待遇比较低的人知道这件事吗?”
我明白他指林启正,摇摇头说:“不,我没告诉他。”
“为什么?”
“他没必要知道。你也别说,好不好?”
高展旗忽然叹了口气:“唉,邹雨,其实你过得真辛苦。”
谁说不是呢?我的眼眶潮红了,闭着眼睛,靠着他的肩,不再言声。
十一月五日的凌晨五点,我的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我们。医生将白布遮住了她的脸,邹月和邹天跪在床前,痛哭流涕。我却一时头脑空白,只会呆呆地站着原地。
二舅走过来对我说:“邹雨,大姨、三婕,还有表叔他们都在等消息,你赶快给他们报个信吧。”
我懵懵懂懂地一个人走出病房,来到外面的停车坪里,开始拨号码。
电话通了,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四声,看来大姨他们睡熟了,这时候报死讯,真是惨忍。
我正准备挂机,忽然,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喂,这时候还没睡吗?”
——是林启正!我以为我拨的是大姨家的电话,谁知,在下意识里,我竟把电话拨到了他的手机上。
“对不起,我打错了。”我连忙说。
“没关系。可是你怎么这时候还没睡,出什么事了吗?”他关切地问。
漆黑的夜晚,我孤独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坪,深秋的寒意使我瑟瑟发抖。他温柔的问话击穿了我强撑的神经,我颤抖着声音,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启正,我很难过,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都是我的错,我早点带她去看病,我早点送她去换肾,我多陪陪她,和她说说话,就好了……我后悔死了!……都是我的错……怎么办?”
“邹雨,别急,出什么事了?谁出事了?你慢慢说。”他在电话那头依旧镇静。
刹那间,悲伤开始决堤而下,我双腿一软,坐倒在水泥地上,开始放声哭泣,边哭边对着电话里的他喊道:“启正,启正,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妈妈了!我妈妈死了!我再也没有妈妈了……启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妈妈死了,我该怎么办?……”
林启正应该被我吓到,在那头不停呼喊我的名字,试图安慰我,我哪还有理智与他交谈,只知蹲在黑暗里,抱着手机哭个不停,直到手机因为没电而彻底关机。
早上九点多,傅哥赶到了医院,在太平间找到我。
我和他走到门外,他气喘吁吁地说:“这个地方不好找哦,我查了好几个医院。邹律师,节哀。林总打长途回来指示我,全权代表他过来帮忙安排,有什么可以做的,比如说,用人,用车,你尽管说。”
“他在哪里?”这是我首先想到的问题。
“在美国,好象是芝加哥,上次听他说过。”傅哥回答。
此时我才想到推辞,我诚恳地说:“傅哥,不必了,我母亲只是一个小学老师,亲戚朋友都不多,所以明天的追悼会很简朴,没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还是回去吧。”
傅哥连连摆手:“那可不行,林总指示我守在这里,我可不敢抗旨,当然,我站在这儿也不合适,有事你就打我电话。”说完,他好象想起什么,回身到车里,拿出一个崭新的手机。“林总还让我带个手机给你,估计你的手机没电了,让你换上。在路上我用车充已经充满电了,你放心。”
我不肯接:“不用,我有充电器,可以充电。”
“好了,好了,拿着吧,林总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要,他反倒不高兴。”傅哥边说边将手机硬塞到我手里,转身上了车。“有事打我电话!”他挥挥手,将车开出了医院大门。
当痛痛快快哭完以后,我其实就已经后悔告诉林启正这个消息,也不知那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会不会给正在蜜月旅行中的他带来不必要的困扰。所以,我低头看着那个崭新的三星手机,暗自决定暂时不会让自己的电话开机,干脆打不通,反而令大家省心。
身后,忽然有个声音在问:“姐,傅主任怎么来了?”是邹月。
“哦,他找我问一个合同的事。”我随口答,连忙将手机塞进口袋里。
在太平间守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点,我们捧着母亲的遗像来到了殡仪馆。走进追悼厅,大家都被吓了一跳,整个追悼会场摆满了上百个用黄白两色的菊花扎成的花篮,层层叠叠,衬得气氛隆重而肃穆。
我凑上去看那些花篮上的落款,都是我听都没听说过的单位和公司,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邹天站在我旁边悄悄问:“姐,这些花篮是哪里来的?”
我摇摇头:“不知道,也许是妈的学生。”
邹月面对着摆在最前面的一个花篮发楞,我走上前一看,上面写的是:致林集团总公司敬挽。
忽然我醒悟道,这都是林启正的安排。邹月回头,用恶毒的眼神看着我,我百口莫辩。
大姨走上来,握着我的手说:“小雨,你母亲一定很高兴,她走得多风光啊,她养的孩子有出息啊!”
我无话可答,只得点头称谢。林启正,林启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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