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则非常之薄弱，做个简单的模型，如果我军拥有步兵一万名，那么如果我们的正面拥有200人则侧面只有50人。 那么步兵的优势又在那里呢？ 无论是对于重甲骑兵还是骑兵射手，步兵战胜他们的杀伤利器都在于强弓硬弩。因为在作战中，步兵缺乏战术机动能力，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只有比骑兵的机动更快同时必须是远程（因为为了形成战斗力，步兵必须保持严整的阵型），才能有效战胜骑兵，而这种武器的特征正是强弓硬弩所具备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对于强弓硬弩的态度，我们会很容易的发现，以轻骑兵为主力的蒙古人对于强弓硬弩愤恨之极，一怒之下，居然下令废除强弩的制造技术（呵呵，看到蒙古人这么豪爽的行为，我现在还想废了核武器呢！）；在欧洲中世纪，出于对于骑士地位的尊重，也曾下令禁止使用强弩，因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农民就可以用一把强弩杀死一位勇敢的骑士！当然，仅仅凭借强弓硬弩是不能战胜骑兵的，还记得我们在上面的文章中提到的长达三丈的矛吗？四个经过短期训练的战士，在骑兵突击前，在自己的前方树起高3米，宽1。5米的橹，三个战士半跪在地上，用头和肩膀支撑橹（橹自己本身就有支架，用战士支撑是为了对抗骑兵的冲击）另外一个手持环首刀站在侧面，用以斩杀落马的骑兵，至于矛是通过橹中间的一个小孔透出的，末端插在地上用于支撑。那么是不是骑兵在冲击的时候面对的第一层阻力就是这些巨盾士兵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些巨盾战士的前面还有一道木制拘马构成的防护线，而拘马前面还有宽2米，深1。5的壕沟，在壕沟前面还有大大小小内制锋利木刺的陷阱和鼠洞般大小的拌马。 OK，到了这里相信大家经过如此繁复的介绍，对于当时的骑、步兵都有了初步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后勤补给。 凡是军队出发，（怎样）在敌人那里得到粮食，是最要紧的事务了。运粮不但开销大，而且情况不容许走远路。有人曾经计算过，一个人背４０公升米，一个士兵自己带五天的干粮。一个民夫负担一个士兵的军粮开销，一次可以走18天；（４０公升米，1个人每天要吃１。３４公升米，两个人一起吃，18天就吃完了。）如果把回程算在里面，只能往前走九天。两个民夫负担一个士兵的军粮开销，可以走26天；（８０公升米，3个人每天吃４公升，8天以后一个民夫背的米吃完了，给他6天的粮食让他回去，后18天两个人每天吃２。６公升米加干粮）。如果把回程算在里面，只能往前走13天（前8天每天消耗４公升，后5天和回程中，每天吃２。６公升加干粮）。3个民夫负担1个士兵的军粮开销，一次可以走31天（１２０公升米，前6天半4个人每天吃５。３公升，然后减去一个民夫，给他4天的粮食，后面17天三个人每天吃４公升米，又减去一个民夫，给他9天的粮食；最后18天，两人每天吃２。６公升米加干粮）把回程算在里面，只能往前走16天（前6天半每天吃５。３公升米，中间7天每天吃４公升，后面11天和回程每天吃２。６公升加干粮）3个民夫负担1个士兵，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出兵十万，辎重部队要占去三分之一，能真正参加战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已经要用30万人运粮了，再要增加就难了。（途中回去的民夫要有士兵护送，因为运途中有死亡和生病的，人数会略有减少，而且所减掉的人数所少消耗的部分粮食，正好给护送士兵用）。运粮的时候每人背４０公升米，这是用总数来算的。其中队长不背米，管打柴和汲水的要减半，这些人的部分就要平摊在其他民夫身上。如果（途中）有死亡和生病的（民夫），他们所背的米，又要平摊，所以每人所背的量，常常要超过４０公升。所以军队里不能有人吃白饭，多一个吃白饭的，就要有两三个人为他负担军粮，还有可能会不够。如果用牲畜车辆来运粮，那么骆驼可以运２０１公升，马和骡子可运１００公升，驴子可运６７公升。比起人运来，虽然运得要多而消耗要少，但是（路上）不能按时喂养和照顾，牲畜很容易消瘦死亡，一头牲畜死了，那么就要连它所背的粮食一起扔掉，比起用人运粮来，好处和害处各居一半。骑兵就更多，因为还要加上战马的草料，在作战期间，战马是绝对不能放养吃粗料的，那么每匹马3斤/天的草料，兽医所需的补给，和马匹的给水（自己去算算费用吧，看了我写的这么多，也该劳动一下了）。 好了，本来打算把骑兵作战中的一般流程也写出来的，但现在忽然失去了写的热情（上面的文章连写带抄用了3个多小时，达到极限了），下次再说吧。 最近一直在追看猛子的《大汉帝国风云录》，记忆里面这还是本人第一次对一本小说如此关注。这篇文章也是特意为此书写的。所以除了除了猛子，谢绝其他人转稿，谢谢。 补充：长戟，汉代最主要的格斗长柄兵器，骑步都离不开它。而与长戟同样重要的，还有矛，都大量使用，也都已经 是钢铁制品了。短柄兵器是刀和剑，出土的钢剑中有的可长达124CM，刀是汉代开始兴起的，战国时期还未出现， 汉初时铁剑仍是主要短柄兵器，但刀出现后，就逐渐的把剑排挤出去了，成为广泛使用的兵器。汉初的防具主要仍是 铠甲和盾牌。盾牌有木制、皮制和铁制，常见的样式为底缘齐平，上端由两重弧线组成葫芦形，中脊隆起的形状，大约 相当士兵的三分之一身高（50~60CM），后来在铁盾上再安装上上下两个利钩，就成了一种新型兵器——钩镶，可攻可 守。汉代的甲胄主要是“玄甲”，也就是铁铠，它逐渐完善并排挤了传统的皮甲，由甲片镶嵌而成，而当时所使用的 铠甲片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大型长条甲片（某出土的高23。4CM，宽4。4CM），也称甲札，其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变短；第二类甲片比第一类小得多，形状也更接近正方形（高4。6~5CM，宽2。7~3。4CM，重10克），一般下缘 较为平直，上缘两角成圆弧状；第三类，体型最小，更接近正方形，高不及4CM，宽不到2。5CM，这种甲片的另一种 样子是作成槐叶或柳叶形状。用上面三种甲片可编成两类铠甲，就是由大型长条甲札编成的札甲和用中小型甲片编成的 鱼鳞甲，另外札甲中又有无披膊和披膊之分，骑兵大多使用无披膊的。皮甲成为铁甲的配角，但仍作为重要的辅助性防具。
正文 貂蝉的七种下落
更新时间：2011…06…04 18：07：15 本章字数：1149
貂蝉的七种下落 曾经耗费大量笔墨渲染貂蝉义举的罗贯中，对貂蝉“长安兵变”后的下落，始终保持沉默。在历史价值被榨干之后，她遭到了主流文人的抛弃。但仍有一些作者在孜孜不倦地追问她的下落，继而任意虚构故事，以致其结局形成了“惨死”和“善终”两大系列。 “惨死系列”至少包含了四种不同的版本。昆剧《斩貂》细述吕布在白门楼被曹操斩首，其妻貂蝉被张飞转送给了关羽，但关羽拒绝受纳这位污点美女，怕其水性杨花，朝三暮四，难免为他人所玷污，只有一死才能保全其名节，于是乘夜传唤貂蝉入帐，拔剑痛斩美人于灯下。 另一出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是说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使其为自己效力，遣貂蝉前去引诱。貂蝉使出浑身解数，上下挑逗，关羽心如磐石，为了自己不受魅惑，杀死了貂蝉。 基于儒家文人的悉心改造，明代以来，貂蝉和关羽的形象，日益贴近士绅阶层的伦理标准。第三种版本出自明剧《关公与貂蝉》，剧中的貂蝉向关羽痛说内心冤屈，详述其施展美人计为汉室除害的经历，赢得关羽的爱慕，但关羽决计为复兴汉室献身，貂蝉只好怀着满腔柔情自刎，以死来验证自身的政治贞操。 第四种版本陈述貂蝉在怜香惜玉的关羽庇护下逃走，削发为尼，曹操派人追捕，为使桃园三兄弟不再重蹈自相残杀的覆辙，貂蝉毅然触剑身亡，一缕幽怨的香魂，追随国家大义而去。 “善终系列”则有三个核心版本，一是貂蝉出家为尼，以佚名方式写下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向世人言明自己的政治贡献，最后在尼姑庵里寿终正寝。 第二种版本则宣称关羽不恋女色，护送貂蝉回到其故乡木耳村，而貂蝉则一直守节未嫁，终于熬成了一个贞烈老妪，被乡人建庙祭奠。为谋生和丰富群众文艺生活起见，貂蝉还组织戏班演出，她所搭建的戏台，曾是该村的一个诱人景点。 第三种版本称貂蝉被关羽纳为小妾，并送往成都定居，本想在功成名就后慢慢享用，不料自己兵败身死，可怜的貂蝉从此流落蜀中，成了寂寞无主的村妇。 自杀说：在央视三国中貂蝉（陈红饰）在吕布杀死董卓后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当她被吕布发现时早已身亡了，在海外的日本三国志和横山光辉三国志这两部著名作品中貂蝉的结局和央视三国版的完全一样，董卓被杀死后自己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因此貂蝉选择了自杀。 最近有新闻称，某老人曾于成都北郊拾得一块古碑（１９７１年），其铭文约略为：貂蝉，王允歌姬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葬于华阳县外北上涧横村黄土坡……这是有关貂蝉下落的最新证据，却无力证明任何东西。这里的“炎帝”，疑为“关帝”的讹记，公元１６５２年，清顺治帝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此后民间才会出现“关帝”的简称。成都发现的墓碑，最多只是清代好事者的伪作。貂蝉的下落，依旧是个不可索解的悬谜。
正文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更新时间：2011…06…06 16：50：56 本章字数：7076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汉末三国处于秦汉统一向魏晋南北朝分裂战乱的过渡期。东汉王朝在著名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开始走向瓦解，历史进人群雄角逐、割据鼎立的三国时代。关于东汉王朝的灭亡、三国局面的形成、对峙、终结原因及其三国政治军事的成败，多年来学术界已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诸多方面多有讨论，给予了深入的研究。但任何历史活动都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理环境和生态背景之下的，汉末三国历史也不例外。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东汉的灭亡与三国时期的军事战争、民间宗教试作新的分析。 一、自然灾害与东汉王朝的危机 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三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东汉末年格外突出的生态突变现象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与此同时，东汉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地震、风灾、雪灾、蝗灾记载异常增多。东汉恒、灵以后，异常地理现象突出，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黄巾农民暴动恰好利用自然灾害与社会恐慌乘机起事；其中瘟疫流行肆虐是导致黄巾民乱的导火线。 瘟疫虽主要作用于人体，为人群流行性强、社会危害性大的传染性疾病，实际上也是人地关系中生态失衡所致，与气候、水灾、早灾等生态变异背景有密切联系。汉末人们对此已有所认识。曹植《说疫气》即明确说流疫发生是因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也属于自然灾害范围。史载，汉顺帝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恒帝元嘉元年春，“京师大疾疫，……九江、庐江大疫”；汉灵帝位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五次大范围的疫病流行。疫病肆虐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如曹植《说疫气》中所描绘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黄巾以太平道秘密结众，即以救治疾病为号召。《三国志》卷八注引《典略》说：张角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钦之，得病则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而张鲁在汉中施行五斗米道的作法也是“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其过”。汉末，成都平原也曾爆发瘟疫流行，天师道由此而在蜀地盛行开来。东晋葛洪《神仙传》说张道陵于蜀中创天师道原因也是所谓“先是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催其害”。张道陵入蜀后厉行法术，驱散群魔，“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抛开其中宗教渲染的神秘成分，也反映了天师道在蜀中借治病传道的事实。正是在这疾疫异常流行、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大背景下，张角等长期借治病驱魔为名在民间秘密组织结众，最后终于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帜，于公元184年，三十六方，同日起事，酿成了黄巾起义这场席卷全国的民众暴动风暴，从而也敲响了东汉王朝覆灭的丧钟。 二、地理环境与三国政治割据概说 地理环境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格局形成中所起作用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历史学、古代文学及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两个层面。其中区域自然地貌、地形因素及其区域社会心理及民众性格等对以战争为先导的古代历史进程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意义。地理环境因素对三国军事战争的制约以及政治对峙制衡的作用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黄巾起义，群雄并起而兼并争战，赤壁之战与定军山之战后很快出现魏、蜀、吴三个割据政权鼎立局面，实际上正是东汉中期以来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在军事战略地图上的体现。黄河流域、长江上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为曹操、刘备、孙权集团所控制，历史进人了著名的三国时代。三国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汉末各军阀政治军事力量较量平衡使然，也与三方所在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全国最早形成割据的是巴蜀地区。蜀地偏居西南，四塞险固，北有秦岭、巴山屏护，东有巫山、峡江险阻，距全国政治中心京都洛阳山高路远，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经济富庶，供给充足，一旦天下动乱、中央控制地方力减弱，则往往容易出现坐险割据。早在两汉之际，公孙述就曾占据巴蜀之地，开了秦统一中国后割据蜀地的先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伊始，也是刘焉首先称雄成都，张鲁闭锁汉中，率先宣布与东汉王朝分裂。后来刘备、诸葛亮能以三方最弱之实力而与曹魏抗衡，演出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英雄活剧，并且能使蜀汉政治在西南中国维持四十多年，与汉中、蜀中“四塞险固”这得天独厚的区位地势不无关系。诚如西晋张华评论蜀汉战略地理时说：“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髻笮，北阻褒斜，西即限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曹操势力起于华北、山东，关东大部分地区平原广炭，地势平坦，适于骑兵进行奔袭歼灭战与集结兵团会战，加之黄河中下游平原是当时全国经济重心区和人口密度最大地区，这为曹操统一北方提供了良好的用兵军事舞台和兵源条件。因而经过官渡之战歼灭袁绍主力，曹操很快统一北方，称雄中原，占据当时天下九州中的充、豫、青、徐、冀、雍六州之地；有学者从政治地理学角度指出：曹操之所以很快统一北方中国，除了政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