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父兄已经统一了东三省，他要超过父兄只有一个办法，取明而代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当一个人有了要实现目标的强烈愿望时，他的积极性和智慧就会特别高。用个更确切说法是，主角光环附体，怎么做怎么对。
多尔衮此时就是处于这么一个主角光环附体的状态，比如说前面说的阿达礼、硕讬这个事件，他处死了阿达礼、硕讬，但他没有扩大处理，而是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举措不仅是稳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救下了一个对他日后产生了重大作用的人：范文程。
范文程，据说是范仲淹的后代，要是范仲淹知道他有个后代当汉奸，非要从棺材里跳出来不可。范文程小的时候喜欢读书，比较聪明，性格沉稳。当然和天才相比还是差的比较远，比如18岁的时候才考上了秀才（相比明朝那些天才实在是开窍比较晚）。但是在东北那个教育不太发达的地方，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由于东北政局不稳，经常打仗，范文程还会一定的武艺。
在努尔哈赤攻下抚顺的时候，范文程和弟弟当了努尔哈赤的俘虏。
本来对于汉族俘虏，努尔哈赤要么是杀了，要么是当奴隶。
但是据说范文程相貌奇伟（我发现古代史书里相貌奇伟真是蛮管用的，可以当大官，可以不被杀头，比如努尔哈赤也是被李成梁的老婆认为相貌不凡。可见不管哪个时代，长得好看总是不吃亏的）。于是努尔哈赤亲自和他们兄弟两闲聊了几句。范文程对答如流，努尔哈赤比较满意，就对部下说：“这个是名臣的后代，要好好对待。”
可能是作为努尔哈赤的奴隶，范文程享受的待遇要高一些。
后来皇太极继位之后，由于他想学习一些汉族的制度，开始器重范文程。范文程这个时候开始为满清卖命。
关于范文程这个行为，后世有个解释，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范文程得到皇太极的器重之后，从此就死心塌地的为皇太极出谋划策。 应该说范文程开始的时候，水平是不怎么样的，提了一些建议，皇太极表示，建议很好，但就是不采用。
后来跟着皇太极时间久了，打了一些仗，理论联系实际之后，本身的见识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所以说跟着牛人混，自己也能占点光。相比同时代的比他聪明的人、起点高的人，现在还只会骂人（比如明朝言官）。
所以说中国不是缺少天才啊，而是缺少培养天才的土壤。
范文程见识慢慢上去了之后，越来越得到皇太极的宠信（马太效应啊），当上了御用参谋，给皇太极提出了很多建议，极大的迎合了皇太极收买人心（实行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加强皇权的需要。他就愈加卖命。
皇太极死了之后，范文程就遇到了阿达礼、硕讬事件，大难不死。
不过很快他有遇到了一个新的麻烦，麻烦出在他老婆身上，据说他的老婆很漂亮。老婆漂亮，难免让人羡慕嫉妒恨。而且男人都觉得老婆是别人家的好，因此被多铎盯上了。多铎很有努尔哈赤的作风，喜欢的就抢，于是就把范文程老婆抢过去享用了一番。
由于范文程是满清好不容易招降过来的汉族知识分子，不仅仅发挥智囊的作用，还要发挥招降汉族士人的广告作用。如果这个时候范文程耍点脾气，那还得了。
虽然从种种迹象表明，范文程不介意。
但是小心谨慎总是没有错的。
所以多尔衮不干了，多尔衮的志向是取明代之，拉拢汉族知识分子是必须的。这个问题不处理好，会出大问题的。不仅少了个智囊，一旦舆论宣传搞不好，还容易引起反感。毕竟共产共妻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因此多尔衮对此次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相当于现在罚款60万，夺了4500人的兵权。
多尔衮的信任让范文程又一次感动了一把。
虽然范文程人品不行，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人跟着皇太极十几年之后，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在李自成还没打进北京的时候，他就讲清了四个问题：
1、明朝必亡
2、未来面临的形势是和流寇争天下。
3、良机难得，稍纵即逝。
4、改变过去抢劫屠戮的方针，创“大业”，不能再行杀戮，一定要收人心。
多尔衮正是在范文程的建议之下出兵的，出兵的途中遇到了吴三桂的信使。
可以说，如果不是提早五天出兵，吴三桂已经溃败，李自成已经占领山海关休整了。到时候只能跑过来看一看打道回府。
所以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在得到北京已经被攻破、吴三桂派人来借兵的情况下，多尔衮拿不定主意，范文程此时正在后方养病，这个时候多尔衮把还在养病的范文程招了过来。
多尔衮本来是很犹豫的，清军这次的作战行动，本来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现在李自成先占领了北京，而且还直捣山海关，过去清兵三次兵临北京城下，都没有得手，现农民军能打进北京，其军战斗力不容小觑，打不打得过农民军，很难讲。
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止杀掠收买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多尔衮由此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
清军能打进北京，范文程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了北京以后，由于满清以前的劣迹，加上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社会是混乱的，人心是不稳的。
真正面临这个复杂的状况，多尔衮也是抓瞎的。
虽然他不懂，但范文程懂啊。
于是在范文程的主导之下，实施了一系列争取民心的权术。
第一，以为崇祯皇帝复仇标榜（奇怪，和崇祯打了十几年，竟然打成了朋友），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第二，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投降自己的就是好猫。不管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比如说一个叫冯铨的人在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爬到大学士，崇祯初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而且因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宁完我之前。冯铨受宠若惊，请求将名次移后，多尔衮说：“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
事实证明，经过明朝两百多年的折腾，有骨气的是少数。多尔衮这个求“贤”若渴的方针，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说正是这个方针，让清朝在关内站稳了脚跟。
第三，规定各地征收田赋一律按万历年间册籍，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当然这个纯属顺水推舟，本来这就是崇祯为了打满清钱不够征收的东西，现在当然可以免掉。但对下层的农民来说，这个政策实在是太人性化了。
这些政策，可谓瓦解民心于无形。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甚至很多官员都觉得满清政府非常的“贴心”。###第11章 南明那些事儿
在多尔衮占领了北京听从范文程的计策忙着安抚民心的时候，其他地方也很忙。
北京丢了，崇祯死了，貌似明朝就完了。
且慢，首都丢了怕什么？我们大明还有一个。
每个王朝都有点自己的特色，大明最大的特点是有两个首都。
南京，大明的又一个首都，其他王朝首都沦陷了，还要迁迁都什么的，比如说北宋，据说迁都的时候特别混乱，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纰漏，明朝连迁都都省了。
而且这个首都确实是个真正的首都，凡是北京有的机构南京都有对应的机构，六部两院，全部都是满员编制。
迁都的南宋小朝廷坚持了一百多年，看起来，不需要迁都配置齐全的南明小朝廷至少能坚持两百年吧，说不定大清灭了咱还在呢。
可惜历史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去掉个0，二十年都不到。
不过当时南明的官员肯定是认为他们可以坚持两百年的。要不是坚信南明可以存活两百年，他们怎么会彼此斗得不亦乐乎涅？
本来崇祯上吊，旧老板死了，当务之急是选个新的老板。
从选新老板开始，南明小朝廷的各路鬼神就开始折腾。
这一点宋朝就没有这样的烦恼，赵家的子弟在京城陷落的时候被一锅端了。有且只有赵构一个人。
南明坏就坏在，有皇家血统的人太多，但是有能力的人又太少。
说起来这还是拜朱元璋所赐，他把自己的子孙都发配到各地去当了藩王，后来朱棣谋反之后，为了防止有人走上自己的道路，对于藩王，给地盘，好吃好喝供着，但是不能玩花样。
在这个高压政策之下，流落在外头的藩王大都是草包，也应该是草包，如果不是草包，天天议论国是，反而对朝廷来说才是最危险的。
虽然朱家子弟比较多，但是当时血缘比较近，呼声比较高的有三个人。
一号选手，福王朱由菘，说起这个朱由菘，很有必要讲讲，他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崇祯的堂兄，诸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朱常洵很不幸的被李自成做成了一道菜，叫福禄宴。说起来朱常洵算是个风云人物，是万历最喜欢的儿子，明朝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的当事人。东林党当时以“立长”为理由整整折腾了几十年，最后皇帝妥协，立了明光宗朱常洛。朱由菘在他老子被抓的时候，他侥幸从洛阳逃了出来，躲在了淮安。
二号选手，惠王朱常润，这个也是万历的儿子，他在荆州当了个藩王。可惜荆州一到乱世，就是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张献忠率领的流寇兴起之后，他被追的到处跑，最后看破红尘，索性当了和尚。
三号选手，桂王朱常瀛，万历的儿子，惠王的同母兄弟，原来是被封在衡阳，最后又被张献忠赶到了广西避难。倒也符合他这个桂王的桂字。
说起来无论如何都是朱由菘最合适，他的血缘关系最近，而且和朱由检是同辈，虽然是弟终兄及，但是比侄终叔及要合理的多。
但是当皇帝，不是说你有资格就能当的，特别是没有诏书的情况下，谁当皇帝，不是由你的血缘关系说了算的，而是由势力大的人说了算的。
现在谁的势力比较大的，答曰东林党。
东林党举双手双脚反对立朱由菘。
东林党？这就奇怪了，万历年间为了立长立贤的问题，和万历争了几十年，这个时候怎么就忽然放弃原则，不立长了。而且他们给出的理由实在是打了前辈东林党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福王不贤。
历史告诉我们，东林党也似乎不是那么正义的。之所以后来变得正义，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武器，会写文章。什么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东林党之所以不喜欢朱由菘，根源在于万历年间，东林党和万历皇帝斗了几十年，坚决反对朱常洵继位。现在让他们同意朱常洵的儿子继位，万一清算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哦，原来这才是真相。
说朱由菘不贤，问题是惠王桂王也不比朱由菘好到哪里去。于是他们推出了一个八竿子都轮不上的人，潞王朱常淓，说起来这个人的血缘关系就比较远了，他是隆庆皇帝这一支的孙子。在艺术领域比如绘画音乐方面比较有造诣。
会搞艺术就一定贤吗，恐怕只有鬼才相信，李煜和宋徽宗的艺术水平比这个朱常淓高到哪里去了，还不是亡了国。但是东林党管不了那么多，反正要的就是个理由而已。
且不说这个朱常淓最后其实是最没品的。就这个方案最扯淡的是当时政治以内阁负责，大家需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精神领袖，负责的内阁可以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历史上司马睿能偏安东晋，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君主而已。关键在于臣下齐心协力，方能维持危局。
现在以立贤为名抛开福王。明王朝散居各地，小有贤名及野心才具的龙子龙孙，大有人在。既然潞王可立，何人不可立？他们自然不可能要求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选，却总有大批的野心家趁机上下其手，借拥立争功。正是因为他们整出了这个方案，搞出了一大批野心家效仿，南明就一直处于内讧中不可自拔。后世说，明亡于党争。我说，南明亡于东林党。
这个时候，南明权利最大的是史可法，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正部级干部，六部以兵部为首，史可法，这个人很有必要讲一讲。
在南明这群当官的里面，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比较正直的人。他的老师是左光斗，左光斗是天启年间东林党的领袖，在和魏忠贤的斗争中坚贞不屈，最后惨死狱中，在文人士子之中有很高的威望。
事实上，史可法有左光斗这个老师是他的荣幸，左光斗有史可法这个学生，也是他的荣幸，史可法深得左光斗的真传——坚贞不屈、以死报国。
史可法面对这个形势，也感觉到比较难办。他本人对于立谁都无所谓，因为这个时候只是需要一个精神领袖而已，但对东林党的顾虑也确实能感受到，毕竟他想以大局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站在十字路口的史可法，感到责任重大却又非常很无助。
这也是史可法的弱点，他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是既不能谋也不能断，顾虑这个顾虑那个，抓瞎。后世对他的评价是知勇而不知兵。我以为然！
现在要挽救南明小朝廷，不再是精神可嘉就行的，既要能谋还要能断。可惜史可法这两样都不具备。
他自己知道自己下不了决断，于是就去问计于一个叫马士英的人，事实证明史可法的眼光也不行。这就更悲剧了。
但是史可法问马士英，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马士英不是东林党人，看起来像个中间派，所以他想听听马士英的意见。
马士英，此人是经历过官场大起大落的老手。后来在阮大铖的帮助下，得以复出，时任兵部右侍郎兼凤阳总督 ，国防部副部长。在这个一片混乱的时候，他看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他给犹豫不决的史可法带了句话，“立君要以贤明作为标准不能固执地拘泥于人选的辈分顺序。”他抛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让犹豫不决的史可法看到了曙光，马士英真是贴心呐！史可法认为这个人很有决断，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于是史可法偷偷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
马士英和史可法见面了之后，二话不说就开了个会，会谈进行得友好而热烈，彼此都为国家的危难感到责无旁贷，他们讨论了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对立谁为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最后达成了一致的方案：和稀泥。他们折中选择了桂王朱常瀛。
所谓的民主，就是各方势力的妥协，但是这个史可法的这个和稀泥，非常没有水平。
且不说桂王的人品如何，单单桂王处于广西，光是在兵荒马乱的跑到南京来就得花上个把月。在这个北京已经被攻下的当务之急，这个方案是下下之选。
唯一的好处是，东林党觉得比较满意，本来东林党立谁都好，只要不立朱由菘，他们都能接受。
按照东林党的记载，朱由菘是很昏庸的。但是从朱由菘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