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修史书，所以顺治朝有一件大事，就是修他老子皇太极的《太宗实录》，想来想去，陈名夏正是干这项工作的好手。
而且陈名夏本来也没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所以1653年，顺治又把陈名夏给召了回来，被任命为秘书院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太宗实录》总裁，虽然陈名夏人品不咋的，不过只要能为我干活，那就可以了！
按理说有了第一次的教训，陈名夏应该低调一点才是，不过陈名夏这个人，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典型的小人得志。
他的同事们评价他“性锐虑疏”，意思是性格比较冲，神经比较大条，考虑问题也很马虎，真是一点都没说错。
他复出之后，由于被顺治单独召见商议了几次国事，有时还被派去训斥宁完我等其他大学士，按理说这种其实是出力不讨好的差事，圆滑的人都要躲起来，就算不得不去做这种事情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问题是这哥们又开始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起来，对于宁完我这样的人，他竟然也敢骂的狗血淋头。
最后的事实告诉我们，宁玩我这个人是不太好得罪的，最关键的陈名夏这个事情上属于自己找死，他完全没有得罪宁完我的必要。
一切的一切，还是陈名夏太过于嚣张，嚣张是要付出代价的。###第64章 顺治王朝3
宁完我，这个人是个东三省的汉人。后世认为他是汉奸，当然这一点还是值得斟酌的，满清在东三省建国，我认为把他归为满清国的少数民族更为恰当。说是汉奸，宁完我可能不太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你总不能认为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华人，他不把新加坡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认为他是汉奸吧？
史载宁完我“有谋略，通文史”，他从努尔哈赤时期就当上了满清政府公务员，在皇太极时期，他是比较红的，基本上和范文程的职位一样，是皇太极的参谋。他是第一个把《三国演义》等书翻译成了满文，大家都知道这本书是满族的军事教科书，所以他有效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的普及。
不过相比范文程，这个人有两个不太好的兴趣爱好：赌博和酗酒，后来因为这两个特殊的爱好接连两次酿成了不小的事故，皇太极严厉的警告过，不过宁完我继续我行我素。
所以后来，皇太极也就不把宁完我当个菜了，宁完我自己可能也觉得日子过得挺舒服，乐得清闲，1636年之后，宁完我基本上就没提出过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史载此后宁完我“忍性缄口”）。洪承畴、范文程在极力出谋划策的时候，宁完我则表现得异常低调。
但从种种迹象表明，其实宁完我是一个比范文程更加厉害的政客，从宁完我被皇太极批评了之后的行为来看，他应该是有意的。大家注意1636年，实际上是个非常敏感的年份，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多尔衮掌管吏部。
宁完我刚到满清的时候是以直率敢言著称的，所以才得到了皇太极的赏识。不过也因为如此，他也得罪了很多的权贵。吃过几次亏之后，宁完我认识到了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
而且宁完我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注意到满族内部的矛盾，他之所以“忍性缄口”，更深一层次的原因，恐怕是不太想卷入满族内部的矛盾。
透过历史的记录，不得不承认，宁完我的策略是非常确的，无论是谁上台，宁完我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既不属于皇太极的人，也不属于豪格的人，也不属于多尔衮的人。宁完我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干坏事的人，面对社会的生存法则，他选择了妥协，说到底，他也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多尔衮和顺治上台之后，连续对汉人表示出“怀柔”，宁完我作为较早期归附的元老，就算他不管事，标本的作用也是很强的。所以宁完我一直受到了比较高的优待。
作为满清的元老，宁完我其实还是有很大能量的，他不说话不提意见，不代表他这个人好欺负。
问题是陈名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比较愚蠢的错误，他觉得宁完我这个人已经翻不起太大的泡泡，很不把宁完我放在眼里，也许他还觉得正是在这样的老臣子面前展示展示威风的时候。
本来冯铨就不待见陈名夏，这一次，他又得罪了宁完我，表面上，宁完我是若无其事的，实际上，仇恨的种子早已经种在宁完我的心中。
对于陈名夏，宁完我要做的就是等待。对于宁完我来说，凭他一个人的力量的确是扳不倒陈名夏的。要扳到陈名夏，只有一个人可以，这个人就是顺治。
鉴于陈名夏的德行，这个机会不用等太久。
果然陈名夏又开始提拔江南籍的人士。要知道顺治这个人，最敏感的就是结党和专权。在聪明的顺治以及老江湖孝庄（其实孝庄这个称呼，按理说是不应该用的，因为这个是顺治他妈死后的谥号，不过由于后世大家都称她为孝庄皇太后，所以我就一直用这个称呼）面前搞这种活动，就是自己找死。
很快，发生了一件事情，让顺治决定对陈名夏敲敲警钟。
事情是这样子的，1653年，明朝降将、总兵任珍因为妻妾与人通奸，一气之下就杀了人。杀人是有罪的，这位仁兄因为害怕被治罪，祭出了百试不爽的手段：派人向有关官员行贿。问题是，这家伙行贿干的太不谨慎，竟然被查了出来，甚至这个事情牵连了不少其他官员。结果任珍被革职。
因为这个事情革职，任珍心里是比较不爽的，因为作为大老粗，明明是自己的老婆对自己不忠，最后却搞得自己丢了官，他越想越生气，越生气就越发泄，不过他的发泄途径和豪格当年差不多：家居怨望，口出不轨。
结果被自己的婢女给告了，刑部的满族官员认为任珍应该被处死、抄家。其实顺治对这个案件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他认为尽管任珍“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却“曾立大功”，言外之意，是示意群臣应酌情轻判。毕竟顺治对汉族官僚主要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他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就把任珍给干掉。
陈名夏揣摩顺治和满族官员的意思，感觉顺治不太想杀任珍，而满族官员想拿任珍开刀。陈名夏感觉两边都不太好得罪。就干了一件愚蠢的事情：和其他26个汉族官员模棱两可，把皮球踢给了顺治，对案件采取拖字诀。
顺治对这个事情彻底怒了！陈名夏，你胆子不小啊，当初你失势，是我把你捞回来的，现在关键时刻要用你的时候，你既把皮球踢回来，而且联合个其他26个汉官来糊弄我？
这个问题是是比较严重的，陈名夏自己都搞不明白为什么顺治这一次会拿他开刀。如果大家不太了解为什么顺治会这么愤怒，那么我可以做个分析。任珍这个案子，有两个处理方式：杀或者不杀。陈名夏也就有这两个选择。顺治既然要陈名夏再研究研究，意思很明显，就是不杀。
按道理，陈名夏应该是顺从顺治的意思。问题是，陈名夏自己搞两面派，他不想搞得和满族大臣势不两立。所以他就整了个模棱两可的说法来糊弄顺治皇帝。
这个就很有问题，顺治是个聪明人。对于这么简单的选择题，大部分人，都应该有明确的立场。你陈名夏和其他27个人，选择不杀，顺治固然会很高兴，顺水推舟。即使选择杀，顺治也只能认为是任珍这个案子实在是引起大家的公愤。唯独不能没有明确的立场，绝对不可能说陈名夏在内的27个人模棱两可的态度也能完全一致，有几个人模棱两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集体模棱两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陈名夏实现串通了其他人，大家都听陈名夏的。
简而言之就是陈名夏结党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你们平常关系好一点，没问题；喜欢提拔江南人，也没问题（江南人才可能确实多）。问题是你不能干得太明显，你以为顺治是你爹啊！
所以陈名夏这一次任珍案之后再没有恢复以往的荣宠，而他由于平常太嚣张而结下仇恨的冯铨、宁完我等人敏锐地意识到，接下来是除掉陈名夏的时候了。
说起来，福临的臣子百姓们大概想不到，他们的皇帝在宫里经常穿汉式服装，还曾经头戴明朝皇冠、身穿明朝皇袍，对镜沾沾自喜，认为比满服强多了。他之所以会这样做，可能是受了身边太监们的影响，也可能域内汉民反剃发易服的抗争引起了他对汉服的好奇，更有可能是他不拘常规、好奇好玩的天性又按捺不住了。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福临一时兴起，将明朝的朝服从内廷拿到了内院，向大臣们展示，众人都说好，而福临当时竟然没有反驳。于是陈名夏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鉴于当时还处于明清对峙的状态，他向宁完我说：“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陈名夏何以会对宁完我说这几话，实在匪夷所思，仿佛他不知道宁完我与他嫌隙颇深，反而要自授其柄，自己找死一样。
得罪看透斗争的宁完我，陈名夏现在又主动给自己挖了个坑，宁完我当然不会客气。于是在陈名夏说了这个话不到一个月，宁完我把陈名夏其他的罪证也收集得差不多了。到了三月，宁完我抛出了他的重磅炸弹，对陈名夏发难，劾疏很长，一下子弹劾陈名夏行事叵测、结党营私、纵子行贿等多条罪款。
不出手则已，一出手惊人，这几乎是宁完我从1636年之后，近20年来干的最大一件事情，直接指向陈名夏及其南党。
宁完我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知道，陈名夏离死不远了。他这样的老臣难得的一次奏疏，自然顺治不能不重点关注。老狐狸宁完我判断：从顺治对陈名夏的种种迹象表明，顺治已经不再是陈名夏的靠山了。
应该说，宁完我是非常有判断力的。
果然，第二天中午福临亲就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自然是极力为自己辩白。
除了“留头发复衣冠”的话，陈名夏对宁完我指责他的其他所有罪行概不承认。其实顺治对陈名夏的为人十分清楚，他认定即使宁完我所劾并非完全事实，陈名夏也必犯有类似罪行。问题只在顺治想不想认真和他清算。前几次张煊案、任珍案等等，证据确凿，陈名夏本人也认了罪，顺治实在是比较爱惜陈名夏的文采，所以都没有深入追究。
实际上这个时候，顺治已经下定决心和陈名夏算算账了。
陈名夏自己死不承认，顺治自然有他的办法，作为皇帝，他要采用大规模的集体斗殴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顺治召集满朝文武，让侍臣当众宣读宁完我的劾奏：意思很明显，我准备清算陈名夏了。不过此时的陈名夏，政治水平依然像个小学生，他实在不太给顺治面子，侍臣一边读，他竟然一边逐条反驳宁完我的指责。
够了！对于陈名夏这样的低情商人士，顺治终于失去了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
“即使要辩解，为何不等宣读完毕？”
陈名夏的命运在这一刻已经被定了下来。
要知道，皇帝从来不缺帮凶。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那些人巴不得通过这个事情成为皇帝的“红人”。至于冯铨领导的北党，更是抓住这次绝佳的机会，痛打落水狗。所以满朝文武都对批判陈名夏格外卖力。
双方的力量完全没有可比性，陈名夏再牛，也不可能跟皇帝对着干。所以结果很明显，陈名夏被拘禁。十天后，陈名夏被绞杀。
南北党争案告一段落，随着陈名夏的死，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不过真正的大权还是掌握在顺治和满清贵族手里。
而这个沉默了二十年的宁完我，抓住时机，一劾即准，将陈名夏置之死地，受到顺治至高的褒奖，被封为太子太保（从一品）。但是从此，他又“忍性缄口”，直到康熙四年去世，再无作为，他也因此成为清初各种矛盾交织情形下为数不多的善始善终的人。###第65章 内讧
总的来说，由于顺治朝十分注重吸收崇祯朝的教训，所以这些不成气候的小打小闹自然是影响不了大局的，顺治皇帝的工作大体上干的还是比较出色的，他。。。。（此处省去千字，歌颂皇帝的功绩大致都千篇一律）。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军费开支很高，顺治还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
由于要打仗，指望在税收上减轻人民的负担是不太可能的，尽管满清政府标榜“轻徭薄役”，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加派并没有明显的减少。
不过为了宣传的需要，顺治朝舆论上还是比较强调要减轻人民负担的，注意，仅仅是口头上强调。
虽然税收上没有具体的实惠，不过顺治还是从另一个方面着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吏治的整顿。
针对明朝投降的官员太多带来的贪污的风气，顺治一改多尔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针，对贪污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惩罚措施。虽然达不到朱元璋的级别，也是很让人心惊肉跳的了：今后贪官赃至10两者，免其籍没，痛打40大板，流放到席北（吉林省境内）地方。
这个10两是个什么概念呢，大致相当于七品县官20天的工资。所以贪污成本是比较高的。
由于贪污成本太高，所以顺治朝的贪污问题，相比崇祯时代，进步很明显。
事实证明，税收高一点，没关系，财政有困难，只要你收钱收的明明白白，宰一刀就是一刀，大家也认了。
但是如果再有人搞腐败（用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寻租”），那就真是不给人活路了。
崇祯朝既收钱（税赋高），又搞腐败，所以明朝完了。
顺治朝收钱，但是不搞腐败（或者说很少搞），所以顺治活了下去。
顺治朝财政困难，体现在军事行动上，就是洪承畴也不敢去惹事，坚决采取“以守为战”的措施。
既然大清朝国力明显比南明强，军事实力又比南明强，越到最后，对大清朝越有利。洪承畴是比较会算账的，所以他认为，不如好好等等，等到经济宽裕了，一举平定云贵。
其实等的时间不用太长，因为还没等到满清经济好转，南明自己就出问题了。
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猜也猜得到——必定是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的问题。
事情要从李定国和孙可望分手之后说起，他们分了手，最激动的是朱由榔。
经过永历大臣的长期思想政治教育，李定国被洗脑，完全听从永历皇帝的使唤。所以当李定国单干之后，朱由榔和他的智囊团秘密商量，是时候摆脱孙可望，跟着李定国混了。于是一群书呆子经过精心策划，拟定密诏，私铸“屏翰亲臣”金印，准备把李定国召回来，保卫安龙（就是朱由榔的驻地）。
这群书呆子阵容非常庞大，几乎包括了永历朝廷的所有重臣，一共有十八个人，其中有吴贞毓、李元开等人。
大方向确定之后，朱由榔决定派人跟李定国取得联系，争取把小朝廷从孙可望的势力范围内划到李定国的势力范围，至于好处么，不说别的，就是晚上睡觉也会睡得香一点。
按理说，这个事情要偷偷的干，不能太张扬。
结果朱由榔太着急，连续派了两拨人马去和李定国联系。不过此时李定国实在太忙，忙着和郑成功联系一起攻打广东，实在抽不出空搞朱由榔的事情。他让朱由榔“稍忍待之”。
夜长梦多，真是一点都不错。
孙可望能安安心心在贵州当他的土皇帝，自然是要在朱由榔身边放两个棋子的。
他的棋子就是主动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