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兴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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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兴衰录-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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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克德浑看到何滕蛟,简直就像猎狗看到了猎物。捏死何滕蛟简直比蚂蚁还容易,何滕蛟很快兵败被俘。
  何滕蛟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没有投降,被清军处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
  纵观他的一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南明的第三次机会就彻底断送在何滕蛟的手上。
  对于像何滕蛟这样的人,我以为,早死早好。
  勒克德浑轻松搞定何腾蛟,平定湖广后,继续挥师南下,进入广西。广西之战,对于勒克德浑来说,实在也没有太多的悬念:实力完全不对等。
  首先勒克德浑进攻广西北部重镇全州,这时,集结在广西北部的南明军队向清军发动了反攻,意图阻挡清军的进一步南下。但是勒克德浑何许人也,所以结果很明显:清军连续挫败了明军的进攻,占领了全州,之后又用计攻占了永安关,驱逐了曹槓子领导的地方游击队,又攻占了道州。
  最后直到顺治七年(1650年),由于战线拉的比较长,而且打了一年多,部队也需要整顿,勒克德浑班师还朝,名将勒克德浑结束了他辉煌的军事生涯。
  勒克德浑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那个时代的之下,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天才,打得南明胆战心惊,虽然有南明太弱的原因,但纵观勒克德浑的用兵,他充分发挥了骑兵的机动性,把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攻击的时机、方向把握的炉火纯青,常常以最小的代价打出了最大的成果,实在是世之良将。
  1652年,勒克德浑病死,将星陨落,年仅三十四岁。当然清朝没有忘记这位开国功臣,他的顺承郡王的爵位世袭罔替。康熙十年,追谥为“恭惠”。###第45章 后院起火3
  如果说广东和江西只是因为新占领的土地,归属感不强,难免搞出点幺蛾子来,虽然稍微有点震惊,但是冷静下来,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湖南是双方拉锯的战场,有胜有败也很正常。对于这几个地方,多尔衮还坐得住,那么第三个地方——山西的起义,那就够多尔衮好好喝一壶的了。
  山西这个地方对北京来说,有多么重要,相信有点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大同自古以来就是进北京的重要屏障。越过大同,北京几乎无险可守。
  纵观南明时代,能让清军紧张的只有三个人,多尔衮总算遇上了一个,这也是第一个。
  姜襄,前明大同总兵,这个人出生于将领世家,祖宗八代都是当将军的,哥哥和弟弟也分别是总兵和副总兵,姜襄1644年三月投降了李自成,后来李自成溃败的时候,他响应多尔衮的号召,投降了大清朝。
  这个人是个二愣子,说的明白点,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多尔衮在进北京之后发布了一些稳定政权的政策比如“为崇祯报仇”之类的,别的投降的人谁也不会当真,结果到了姜襄这里,这哥们当真了,用一句话来评价,就是他很傻很天真。
  而且定策之功,那是多大的荣耀,这哥们于是很激动的拥立了代王的后裔,结果就是很黄很暴力,姜襄被多尔衮骂的狗血淋头。
  姜襄一看,傻眼了,只能“引咎辞职”,不过好在当时多尔衮才占领了北京周边地区,为了笼络人心,倒也没把姜襄怎么样,该干嘛还是干嘛。
  看到多尔衮既往不咎,姜襄十分感激,打仗特别卖力。但是,有了这么严重的前科,要想不被拿出来红红脸出出汗是不可能的,于是打完仗回北京领赏的时候,刚林当红脸,多尔衮当白脸,又拿拥立前明宗室这个事情说事。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
  应该说,姜襄是不太想造反的,苦于这个罪名实在太大,又没有结案的迹象,随时都可能被拉出来示众。平常的日子也过得胆战心惊。
  古往今来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实在太小,虽然到了这个地步,毕竟还没到非反不可的地步,谁也不会干这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情。
  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传旨后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自己儿子还在多尔衮手上,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很快出了一件事情,逼反了姜襄。
  说起来,这个事情只是个小小的误会。
  姜襄每天提心吊胆,生怕多尔衮过来把他给砍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人就会比较敏感,以为什么事情都是冲着自己来的,即使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也能找到这个事情是冲着自己来的理由。姜襄现在就是处于这个状态。
  事情是这样子的,1648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犯边。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其实如果他自己好好分析一下,清军派出的这个阵容异常强大,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他,显然不太可能派出这么多王爷。
  但是姜襄早就成了惊弓之鸟,这时又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很深。于是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
  你对我不仁,不要怪我对你不义,那就反了算了!
  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揭起了反清的旗帜。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
  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于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
  姜瓖反清以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对于这个形式,估计不仅是清军,姜襄也始料不及,估计姜襄本来也就是做好了横竖是个死,不如索性反了的打算,结果山西竟然一呼百应。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对于清军的歧视政策,大家压抑得太久了。
  多尔衮更是没料到事情闹得这么大,不到一个月,山西大部分地区竟然全部变换了旗帜。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多尔衮不愧是人精,立刻看出了问题的所在,赶紧派人到大同做思想工作:解释说阿济格的大军是冲着蒙古喀尔喀部去的,不是冲着你姜襄来的。如果可以悬崖勒马,可以既往不咎。
  姜襄可不是三岁小孩子,当年就说错了一句话,小鞋一直穿到现在,过得那是一个提心吊胆,现在都这样子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
  招抚不成,那只能武力镇压。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协助阿济格、博洛平乱。应该说,为了山西的叛乱,多尔衮已经把压箱底的名将全部派上场了。
  但是山西的情况远比多尔衮想的恶劣的多,阿济格、博洛、尼堪的大军毫无进展。
  自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这次,多尔衮破了例,亲征!
  看来多尔衮这次是真急了眼了。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百务丛集,难以分身,加上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太好,所以如果不是生死存亡关头,多尔衮绝不会没事搞亲征这种活动。
  实在是迫不得已啊!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镶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也竟然“山贼蜂起”。
  多尔衮带领八旗最后的精锐部队,直奔山西而来。多尔衮不愧是清军第一名将,虽然身体不太好,没法亲自上阵,不过还是很快攻克浑源州、应州和山阴县,眼看着就能取得阶段性成果之时,老天忽然帮了山西义军一个大忙——多铎感染天花,快要挂了。
  多铎对多尔衮有多么重要,相信不需要说太多,作为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始终站在多尔衮的一边,完全把多尔衮的事情当成他自己的事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伟大的先人后己的牺牲精神。而且多铎入关之后,消灭了最难啃的李自成,打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南京,居功至伟。
  当然多尔衮对这个弟弟也特别好,屡次为这个弟弟加官进爵,最后甚至把济尔哈朗给撤了,换上多铎辅政。
  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多尔衮二话不说,立刻班师回朝,怎么也要见这个亲弟弟一面。
  可惜老天不能随人愿,尽管多尔衮第一时间撤兵,但是到了居庸关,战争魔鬼多铎还是先一步挂掉了。
  多铎这一辈子,南征北战,立功无数,可谓智勇双全,武功之盛,用兵之强,当世罕有匹敌,但也积尸如山,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他是满洲英雄,也是冷血的刽子手。功过是非,实在是很难说。
  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对于此时的多尔衮来说,多铎只意味着兄弟情深。多尔衮“换上素服,号哭奔往京城。”
  在多尔衮料理多铎后事期间,阿济格等贯彻多尔衮的方针,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助马路(今助马口)、得胜路(今得胜堡)来援和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而且调来了红衣大炮,但是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大同城下死伤累累。
  阿济格、尼堪毫无进展。
  除此之外,形势反而进一步恶化,到1649年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已经十分严重。清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是省会太原、晋南平阳(今临汾)几座孤城。
  这这种情况之下,多尔衮料理完多铎的后事之后,立马决定第二次亲征。
  多尔衮抽调一切可用的满、蒙、汉军投入山西战场。
  多尔衮在山西的阵容堪称自入关以来最豪华的阵容,除了在湖南的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挂了的豪格和多铎之外,所有能打的王全部都到齐了,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还加上自己。阿济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经是独档一面的统帅,而在山西战场上扮演的只是前线指挥官。至于康熙初年专政的鳌拜不过是随军偏裨而已。此外,陕西方面还有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人领军配合作战。只有刚从江西凯旋回来的谭泰、何洛会两名固山额真留守北京。
  这次山西的易帜,最大的特色是当地百姓广泛参与,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军民几乎都自愿地奋起反抗,可以这么讲,如果每个省都能有这样的觉悟,就凭满清那几十万人和二十万八旗兵,能达打到山东都算他本事。
  即使多尔衮亲自上阵,兵力占优,由于山西这次抵抗的广泛性,也还是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自己反从马上摔下断了腿骨;从此永远告别戎马。两个月后,鉴于天下未定,主少国疑,朝中也没拿主意的人,多尔衮匆匆返回北京。
  初步为多尔衮解决问题的,是接替宣大总督的佟养量。佟养量带领部队进攻代州一带的刘迁部,先后在平刑(平型关)、雁门关击败刘军,刘迁率领部众退入五台山区扼险据守。清军凭借优势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岭逐寨进攻,把刘迁部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山区。最后在黄香寨激战,刘迁父子阵亡。代州地区复明武装的覆败,解除了围困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初步使山西战局变得对清方有利。
  就在此时,在清军的优势兵力面前,复明势力也终于招架不住了。大同城里的粮食消耗已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
  眼看形势危急,这个时候,有人挺身而出——投降清军。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害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
  在明末清初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族人民从来不缺少投降派。
  大同被攻破,对于多尔衮而言,体会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咬牙切齿的愤怒:如果不是山西的叛变,怎么会搞得自己连多铎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怎么会把全国各地的兵调过来讨伐延缓统一全国的步伐。
  诸候一怒,赤血千里,帝王一怒,血流成河。
  多尔衮下令屠城,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由于围攻八月之久始终攻不下这座坚城,多尔衮传谕把城墙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泄愤——说明多尔衮真的怒到极点了,他也不想想,以后就是他守别人攻了这不是帮敌人忙么。
  这次屠城,是汉族有史以来最惨的一次屠城。惨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几乎在史书上找不到任何记录,正因为史书上没记载,才再次印证了这次阴深深的屠城之惨。
  唯一的档案,就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的一份奏折,最后全城还有五个重案犯,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寒而栗。这个数字让我感到的是绝望和恐怖。就是说,全城的官吏兵民全部被杀,无一活口,没有一人看到过屠杀的过程,看到的全部被杀光了。
  相比而言,扬州十日,至少还有读书人能描述屠杀的经过。我想大同屠杀中间的过程,比之扬州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份奏折,可以说一字抵万金。而这次屠杀的发起者是——多尔衮!请大家记住这位摄政王的野蛮残酷吧!
  大同彻底变成了一个鬼蜮。
  随着大同的沦陷,山西的义军失去了信心,加上缺乏统一调度,面对优势的八旗精锐,被一块块地分割包围消灭。到1649年十二月,山西和陕西部分地区的火焰,终于被最终扑灭了。
  山西的易帜最终失败了,但是它告诉我们,清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清军的实力也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强的,一个山西,并不算多,将不算广,但是只要发动群众的力量,即使清军倾全部之力,也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平定,甚至还是靠汉奸的力量。
  相比之下,南明小朝廷,地盘并不小,军队也不少,却一败再败。
  在山西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清军几乎全部的力量都倾斜在山西的时候。南明继续奉行无为方针,可谓“能混一天是一天”,收复失地靠大家易帜,完全没有任何行动。
  永历朝廷虽然在口头上以复明自任,但情报不明,从来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计划。对清廷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单薄的窘境一无所知,还在纠结金声桓等人的遇难,甚至庆幸清军未乘胜直下广东、广西,却不知道这时正是清廷最吃紧的时刻。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朱由榔君臣又昏天黑地地过起太平生活,局促于两广之地勾心斗角。
  永历君臣的闭目塞听、得过且过,由此可见一斑。凭借这种朝廷要实现抗清复明的大任,无异痴人说梦。
  永历王朝之不作为,让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对于这种王朝,早死早超生!
  江西、广东反正和山西易帜,构成了清军入关之后的第一次抗清高潮,而这个高潮,和永历无关。
  姜襄,虽然你易帜的动机不那么单纯,但是你造成的震撼,历史将会永远地记住!###第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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