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反思起来，这种选择多半是出于肤浅地追逐出国的潮流，而实际上，我对学术一直存在着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敷衍态度。2003年11月中旬，由于出国动力不足，我放弃了这种念头，开始找工作。这时许多大的外企包括外交部等单位早已启动招聘程序了，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有些喜爱的单位都没有来得及投递简历，多少有些惋惜。还好，既然下定决心找工作，之后我就一心一意的盯在北大校园BBS的找工作版上，跟许多一起找工作或已经工作的同学沟通，以保证自己得到充分的信息。
2004年就业市场的一大特色就是招聘程序多数都通过网络进行，我参加的几场传统的各展览中心举办的招聘会，除了赶过去支付门票和场内价格不菲的简历复印费用，几乎无功而返。许多在场的招聘单位也只是为了宣传。一般来说，稍具规模的公司和单位都可以通过网络来接收简历。所以在找工作过程中，很强烈的一点感触是，如何利用网络，更高效、便捷的获取信息，与人沟通，是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必备的一项技能。
我的战略是多投简历，多争取机会；拿到offer后再进行选择取舍。在投递简历时，根据兴趣和专长，我考虑的行业面主要集中在传媒和外企这两个方面，此外我还参加了公务员的考试。像每个刚开始找工作的毕业生一样，2003年11月份的我，充满自信，饱含激情，以为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复合型的人才：一流学府的硕士学历，半年欧洲交流经验，专业八级的外语水平，宽广的综合知识面，丰富的媒体实习经验……
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垂头丧气了。当我们的教育在大声呐喊培养符合型人才的时候，就业市场却并没有打开太多机会的门。我应聘的新华社参编部和国务院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事司需要的人才都非常专业化，比如新华社参编部主要需要书面英语翻译人才，除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外，一天八小时对着电脑的翻译工作需要练就非常沉静稳重的性格。而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事司对英语能力的要求就更高了，基本上要达到专业高级翻译的水平。在投递这些简历之前，我对他们的了解是有限的，信息的欠缺导致了选择的错位。
我的另一个目标是外企，不幸的是，在中华英才网上投递的电子版简历纷纷折翎，有几家竟没能得到笔试资格或者初面。那时的我，对自己的能力、言谈和气质颇为自信，很有把握在笔试和面试中胜出，然而面对连面试资格都没有的情形，我只好望洋兴叹了。当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我第一次感到了生活中的诸多无奈。冷静地分析起来，除了客观原因外，这可能与我制作的简历不够精致有关，另外，从结果来看，在外企就业市场上，除技术类人才外，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甚至还有年龄上的劣势。此外，制作简历的过程就是将自己简化，符号化的编码过程，筛选简历的过程是高效率的，然而也是非人性的，容易让人以固定成见来判断。比如，作为女性，就很可能意味着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处于劣势，这在体制内的单位表现的尤为明显。
仍然很清楚的记得我去新华社面试的那场经历。在通过了新华社统一的考试之后，按照成绩排名，我从报考参编部英文编辑的80多名应聘者中被选拔出来，进入最后的面试。被通知参加面试的一共有16位学生，我们被告知在新华社大门前等候聚齐，然后由面试老师集体带进去。在大门口等候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位来自北京另外一所大学的英文本科同学，我知道面试名单上没有她，但是因为有内部关系，所以她能够来破格参加面试。刚走进这个国家级通讯社已颇具年代的大楼，就已然感受到这里有条不紊的生活节奏，我突然有一种历史错位感，一种格格不入的心情，以前设想的种种神圣与荣誉竟然被一份压抑感所代替。
我们被安排在一个会议室里，耐心的等待几位面试老师的到来。大概40分钟以后，几位参编部的领导终于聚齐，人事部主任对新华社参编部的各位领导以及业务情况作了一小时左右的介绍，其间他一再强调参编部工作的重复性和枯燥性，这是事实，此外也有他的一份苦心，毕竟我们十几位应聘者中最后只可能留下几个人，这样的表述至少让失败者不会觉得特别惋惜。随后这位人事部主任就提出让我们16个人轮流进行自我介绍。也许是受了气氛的影响，这次大家都惜言如金，每个人只用一两句话简单地介绍了名字和毕业院校，之后就沉默不语了。接着人事部的老师就请大家就不明白的地方提问，和我参加的外企的热烈的讨论不同，我们十几个人相互观看，但大家谨言慎行，一开始没有人张口，我终于忍不住提了第一个问题，大致是关于待遇方面的。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给对方留下的是何种印象，但是我对自己的表现从来不后悔。
接下来是单独面试，分为英语口语面试和一般问题面试。新华社的老师都很和蔼，虽然是面试，但是就像聊天，开设了什么课程，都找了哪些方向的工作等等。问题很简单，面试完之后就可以走人了。一个星期之后给通知。
一星期之后我给新华社打电话，结果是让我再等等，说应聘的学生都很优秀，但他们主要考虑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男生和女生的比例。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再次打电话的时候，新华社的老师重复了同样的话，说他们已经选定了人到去实习，还暗示我考虑找其他的工作。我知道我没有得到这次机会；但奇怪的是，我的心情反而很轻松、坦然，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这份工作，以及工作的节奏都不适合我，我不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我。虽然我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锲子，但是，我非常明白的是，我不是我想要来得地方。
在众多的面试中，安永华明的一位来自英国的合伙人给我的印象最深刻，这也是我最终选择去安永的原因之一。作为英语和传媒专业的学生，我对自己的英文能力和表达能力一向很自信，在前几面中，我一路过关斩将，很轻松的到了最后一关。然而，在安永的最后一面中，面对着这位非常智慧的合伙人；我几乎丧失了自信。
人在紧张的状态下通常会有两种表现，或者就是说话很急促，不假思索，或者说话吞吞吐吐，脑子一片空白。我通常表现为前者，面对严肃而又锐利的合伙人，我很紧张，在开头的介绍中，为了避免冷场，我不假思索的一口气把自己介绍完毕。他的表情突然严肃下来，我看不到像以往面试中遇到的那种鼓励的微笑，哪怕是一丝也好。果然，此后这位面试官给出了几个颇为刁难的问题，虽然仍能回答自如，但空气里的气氛凝重，我看得出没能给他留下好感。心在不断的往下沉。
面试比我预计的结束的早，这位英国老板将我的简历翻过来，放在一边，起身宣布面试结束，第六感告诉我胜出的希望渺茫。那是我自找工作以来的第一次面试中遭遇失败，坐在座位上，突然的打击令我有些发木。但是我又多少心又不甘，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这位面试官对我如此苛刻，按说我的表达能力应该没什么问题啊。既然没什么希望了，我索性就放松起来，我依旧没有起身，坐在座位上，望着他，问道：
“我能知道你对我的印象吗？”
也许面试官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也许他正在等待着我的这个问题。他重新回到座位上，真诚的，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好的。我来告诉你。你留给我的印象是你过于自信了。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你使用了优秀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英语能力。你知道，我是英国人，我说得是本国语言，而你不是。我们不见得是需要最优秀的人，我们需要的是最合适这份工作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给了你几个刁难的问题。但是你在回答当中，又显得过于不自信。你在面试的时候善于主动出击，但不懂得怎么防卫自己。”
我很佩服他能以如此锐利的眼光看明白我的情绪。我告诉他，其实在我介绍的时候因为紧张，急于表达连贯，就口不择言了，所以才使用了“优秀”这个词。并表示很希望有机会能够向他学习。接着我们便友好的握手告别。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思索，以前很少听别人当面指出自己的缺点，然而短短的半个小时的面试，我却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很欣慰，即使自己面试失败；但是这些真诚的意见能让我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自己。几天以后，当我拿到安永的offer时，那一刻的心情非常激动。我非常感谢那个面试官，他让我第一次从浮躁的心态中走出来，严肃的自我审视。
很多人都很质疑我为什么选择了去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没有任何经验的审计工作。我相信，每个人在找工作中，都有一个背景心态，这跟每个人的经历有关。对自己职业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对人生态度的选择。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在求学生涯上，都有过足以自豪的成绩，都可谓是一帆风顺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在我们身上刻上多少痕迹，漫溢的激情、张扬的自我依然是青春最值得骄傲炫耀的标志。然而，或多或少的，我们都尝试过失败的滋味。就我本人来说，几年前高考的失利算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没能如愿以偿的进入理想的大学，而是被调配到另外一所重点大学就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自那时起一种小小的挫折心态总时时提醒我要不断的奋斗和前进。要强和自省成了我性格中的一部分。同时，也因为挫折，成就了我更加谨慎和平和的心态。2001年，我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一大特点是知识面广，什么都涉猎一点，由于是新建立的学院，开设的课程都是实验性的，很博杂，从传播理论到文化研究，从新闻实务到媒介经济管理，因此我们这一批学生，在知识结构上来说，是很典型的人文类学生。这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因为是文科背景出身，所以数理逻辑训练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从文字到文字，从理论到理论，很容易使一个人陷入形而上的泥沼，养成眼高手低的毛病。
传媒是正在兴起壮大的一份产业，有人把它比作“最后的暴力产业”，作为传媒专业的学生，很多人的首选自然是传媒业。然而传媒是个很驳杂的行业，做报纸、做电视、还是做杂志都是很不同的。我所理解的传媒业是个“内容产业”，它提供一个平台，吸纳各方面的人才，譬如经济学背景的，法律学背景的，人文背景的，甚至理工科背景的等等。一个行业和一份职业的概念差别很大，所以找工作关键是要看具体的职位、自我定位、兴趣、工作环境，未来的发展等，而不应局限于一个行业。
之所以选择去安永，一方面是想有意识的培养自己对数据的敏感度，培养更加理性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在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工作，可以培养立足全球的眼光和先进的商业理念，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总之，无论今后的路怎么走，我把它当作是另外一所学校，一个不错的起点。
其实，虽然得到很多面试机会，拿到了几个offer，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的求职不算成功，成功应该是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定位，从大学四年再到北大的三年研究生生活，碌碌而为，又惶惶而终，我没能唯自己找到一个定位。因此，唯有把思索和答案留给未来。
毕业意味着一段结束，工作又将把我们带入新的开始。其实，无论结束或者开始，这样的转折总会是我们不自觉地将思维延续，或回首过往，或瞻望未来。当思绪连贯成一条线，陷入自我的历史之中，这个时候，写下一些文字，仿佛对自己又重新做了一次整理。其实，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因不同的自我表述成就了不同的气质；诸如每个人的文字，因不同的心情而烘培出不同的味道。同样，不同的经历让我们选择了不同的工作，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我坚信多元主义的存在。
记得刚刚到北大不久，因为对新环境的不适应，以及现实与期待的落差，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陷入无边的懒散中不可自拔。厌倦文字，厌倦思考，厌倦表达。仿佛一位朋友说过的话，“日子从头上划过，悲惨的和温和的，食物穿过我的身体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青春穿过我的身体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厌倦就像饥饿一样，诱导人放纵，诱导人放弃本性，放弃就象流水一样……”
然而柔韧如我，比别人多了一份自我救赎的意识。生活要继续下去，就应该从虚无的边缘将自己打捞上来，加踏实地，专注得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情。
几个月的求职过程，渐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工作其实和婚姻如同一个道理，精辟如钱老先生的概括，也就是“围城”而字，多数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自己目前从事的工作是最不济的，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抱怨。
“Subtleisthelord”好像是爱因斯坦一句名言，关于这句话，我把它剽窃过来，解释为：只有细节才能拯救人类。对于像我一样即将步入工作的毕业生，关键就是克服急躁的毛病，把心情放的平和一些，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
我非常感谢燕园三年的成长，它对我来说是划时代的。从大学时代的浪漫和书卷中走出来，从黑与白、善与恶的绝对中走出来，从言语和概念的条条框框中走出来，从绝对的自我中走出来，走向独立，走向成熟……
我和岛城有个约会
杨纪国，男，200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同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现就职于青岛市政府
2004年3月17日，我终于在青岛市委组织部的网站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二个。几天后，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给我电话，通知我即将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
我和岛城有个约会
杨纪国
在2001年，就业对我而言，是个遥远的话题。同屋的哥们穿着廉价的西装，拿着充满了吹嘘粉饰的简历在大大小小的招聘会上被欺凌与被侮辱，我却享受着考研成功后的喜悦与闲适。那年的就业形势不错，大家普遍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中。有的同学甚至说北大毕业的学生不管什么专业，都能找到非常好的工作。所以我去那里读研三年后，前景之广阔他们都根本无法预测。带着这种狂热的自信，我在秋天来到了北大。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研三。
三年级开始的时候我突然有些恐慌。刚入校时候的宏伟设想似乎一点都没有实现。如果想出国的话，现在就应该考G考T了，可是我直到2003年的夏天才托福报名，后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复习着，终于取得了一个惨不忍睹的成绩。如果想到报社或者出版社的话，早就应该找相关单位实习了。可是我在非典前曾经联系了去戏剧出版社实习，非典后我就把实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想去外企工作的话，应该有一口流利的外语，可是我自从研究生入学英语免修后，就从来没练过。看着曾经想象的道路如此被自己的懒惰一个个的否定掉，我感到了几分颓唐。剩下的路看来只有公务员一条可以走了。
考公务员无非是十一月份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十二月份的北京市公务员、各省市组织的公务员考试。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我听到的都是些负面的消息。那里收入太低、提升太慢、在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北京市的公务员各种收入颇为丰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