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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一端，毛茸茸的弧度。慢慢走来一个赤身裸体的少年。他健壮匀称，像成年男子那样肌肉成熟。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假眼是个玻璃蛋儿，如同现在的仿毛料、仿丝绸，那也是仿的。他打枪极准，因为一只眼打枪有优势。他浑身黝黑如上了釉的陶。草地上没人敢惹他，据说他手里那把枪含有最后一颗子弹。谁也不知道他将把这颗子弹射向何处。整个草地已战战兢兢等了许多年，等他打出这一枪。
地平线的另一端，一个骑马的人出现了。这是个女性，长发飞散，衣不蔽体。说准确些她等于全身赤裸，但仍束着皮带，斜挎一只鲜红的小布包。她身后跟着浩浩荡荡上千匹马，蹄声如滚雷。她突然勒住马，望永恒的蓝天下完全变样的草地：没有畜群，只见远远有一些花红柳绿的非男非女。人们正惊慌地逃窜，因为他们发现一个持枪的赤条条的少年走来了。
她不解地望着，思索着。草地渐渐静下来。只剩下一个人，就是我。当时还是个年轻姑娘的我发现这个满脸皱纹的女骑手其实远远比我年轻。她说：“怎么回事，我刚离开一阵去追马群，草地怎么就衰败成这样。”几乎没有牧草的草地令她焦灼：“我的马群吃什么？它们都是军马，将来的战马！”马群按她的愿望已扩展到不见边际，汹涌的脊背如浪涛澎湃。
我不忍心告诉这个一心追随理想的姑娘：不是像她说的仅过了一阵子，从她只身去拦阻马群，至此已有十余年。这么长一段岁月中发生的变化我一时也难讲清，包括在某天清晨，广播电台正告知全世界我军已取消了骑兵，军马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即使我如实讲了，她也肯定不信。她怎么会相信今后的战争中不再需要军马这种最忠勇的助手呢？她固执地认为她离开草地仅仅一瞬，几天，最多个把月。过去她们追马追许多天也是常事。大约从她不需要睡眠的时候起，她的时间概念就已发生了变异，其实从那时，她自身就在形成一个有关信仰的神话。
最令她痛心与不解的是：人们说那个去追马群的沈红霞死了。她问我：究竟怎样才能证明我活着呢？我对所有人讲我没死，可没有一个人承认这事实。这个牧马班的女知青死了，这早就记录在案。当一个人被公认为死了，被最正常最普遍的有关死的逻辑论证为死了，那就很难推翻这定论。像世上一切有定论的东西一样，人们宁可相信定论，不相信她。她痛苦而愤懑，因为她无法证实自己实质上并没有死。一个感知着自己活生生的精神的人怎么会死了呢？
我没能安慰她，虽然我不尽然相信定论。她活着还是死了，我也被困在这个问题上了。我想起她逐渐奉献的一切：先是下肢，而后是嗓音和眼睛。古人对“牺牲”的解释是：色纯为牺，体金为牲。因此我也无法确定她生命的存在形式。这样，我目送她赶着浩浩无垠的马越过我，继续走着她那类似圣者远征的漫漫长途。她瘦削赤裸的身体上，那个红色布包十分触目，这使她形象苍凉中包含一点儿残酷。
远去的她带有一种历史的陈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