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喻，大卫说他不进来了，请焉识出去一下。焉识和他走到夜晚的上海马路上，刚要大发牢骚，大卫·韦突然揪住焉识的围脖。
“是你告发我的！”大卫·韦用英文说。
焉识愣了一下，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不像真实的，像个噩梦。他用曾经打板球、打马球、打篮球的臂膀推开了他，一面用英文说：“我现在就去告发你，否则我白白丢掉一份薪水！”
大卫的眼镜被一个趔趄颠到了腮帮上。大卫总是或多或少地缺一些理性，总在为着什么狂热或激动或陶醉或愤怒，因此脸上总带一层油汗，无论多么吃不起油荤。焉识觉得为丢掉一份薪水患得患失不够上流，继续用英文说：“你欺瞒我，躲进我们学校，让一个无辜的老太太差一点出生命危险。革命我不反对，但是革命者认为他的命比百姓的命更值钱，碰到性命攸关的时候就拿百姓牺牲，我不能跟这样的革命者来往。”
焉识说着，调过身往家走。大卫追上他，叫焉识别抵赖。焉识告诉大卫，从现在起，就算他们俩从来不认识，请大卫以后不要再出现在他生活里，否则他就真的去报警。
大卫对着焉识离去的背影说，等一等。焉识才不“等一等”。大卫小跑跟上来，启示录一般地用英文说：“不站到革命一边来是会完蛋的。全中国要解放了，国民党就要倒台了！”
“那好啊。国民党倒了台，新的政府至少会少一点特务，多一点理性和法律。”焉识说。
三个月后，南京解放前夕，皮埃尔回来了。焉识请比利时大使馆去上海各个监狱查询，无论皮埃尔是否活着，总该弄清个去向。被释放的皮埃尔皮包骨头，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厉害、好歹，而这种知悟让他感觉非常败兴。在大伯伯递给他一张船票时，他露出“可熬到头了”的神色。起航在第二天下午。第二天上午，焉识写完一段文章从书房里出来，见皮埃尔的皮箱打理得整整齐齐，人却不见了。婉喻告诉他，皮埃尔到外面去买点东西，作为纪念品送给同学。午饭之前皮埃尔回到家，却两手空空，焉识明白，他早上是打着买纪念品的幌子出去办另一件事的。
午餐等在八仙桌上，丰盛地等着皮埃尔的启程时刻到来。焉识为了侄子四体齐全地回到他父母怀抱喝了一杯婉喻烧菜用的劣等黄酒。
“伯伯，我上午出去，顺便跟韦叔叔告了别。”到底是对自由民主信赖惯了的孩子，选择了不隐瞒。当着婉喻和表兄表妹的面，他用法文跟焉识坦白。
焉识表示可以理解。他赶紧把话题绕开，不想让皮埃尔知道自己对大卫·韦的反感。
“韦叔叔对你，有些成见。你们应该敞开来谈一谈。”
皮埃尔生长在国外，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敞开来说清楚。教给他怎样阅读中国人，已嫌太晚；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一个中国男人，应该可以不动声色地防御，甚至进攻，不露痕迹地交换利益甚至勾当，只要不被抓住永远不算作弊。二十岁，他应该习惯了人的那种淡淡的无耻，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人味。而告诉皮埃尔这些，太晚了，他傻乎乎的诚实，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天真信心，已经成形了，而谁又忍心毁掉他的诚实和天真呢？
焉识很高兴自己不必花工夫重塑一个皮埃尔；他马上要离开上海了。就让他去千差万错地理解他的血缘发源地的种种事物和变化吧，就让他给予这些事物和变化千差万错的喜和怒吧。
皮埃尔离去后不久，解放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攻向上海，国民党军向后跑总是神速，沿途都是被放弃的建筑精良的工事。就像1937年日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从上海一路攻向南京，德国人替国民党军设计和建造的一座座钢筋水泥工事都崭新地被遗弃。五月，上海也解放了。在上海解放之前的一个礼拜，焉识曾经任教的大学来了个年轻人，找到焉识家里。年轻人姓张，用一口苏北话告诉焉识，一旦上海解放，学校希望焉识能立刻回去继续当教授。姓张的客人比皮埃尔大不了几岁，最多二十四五岁，他不属于焉识认识的那类人；上海社会里，焉识在自己同胞身上预期的那种犹如体嗅般淡淡的无耻，在这年轻人身上不存在。焉识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人，成熟，质朴，粗中有细，一身都是新鲜的活力。他说他了解焉识在重庆是怎样失去教职的，又怎样被国民党特务关押了两年。等大学被接管后，一切被国民党迫害过的教师学生学校都会还予公正。
上海解放之后的一个礼拜，米价和食品价格渐渐稳定。戴礼帽的鬼祟便衣们不见了，到处都是光明正大、操步过市的解放军。焉识回到学校，开始准备上课。他的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朝南的房间，打开窗子，呼吸的就是五月的田野气味。除了一切在变得好起来，似乎一切又都没有变。焉识很快又是教授中的明星，一条甬道从校门口进来，他必须忙碌地两面点头回礼。陆教授身边的密斯张、密斯李现在变成了小赵、小孙，列宁装和工装裤代替了旗袍，不是“陆教授请客吃杯咖啡吧！”就是“陆教授赏光来吃杯茶吧”。
焉识渐渐得知，解放以后大卫·韦做了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因为他193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焉识想，三十年代中期，他们大学以赤色分子嫌疑开除他不完全是冤枉他。大卫·韦到焉识的大学里来过一次，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也叫人民装），波希米亚式的不修边幅对于大卫·韦已成了过时的时尚。他看见焉识似乎有些意外，而焉识仍然尽可能地西服笔挺，不同的是他用一条丝围巾代替了领带。大卫的眼睛在说：真识时务啊，还在做公子哥儿呢？焉识不想和他说话，想从他身边绕过。皮埃尔对于民主自由的信赖似乎也传染了焉识：人应该给自己足够的民主自由选择跟谁交往，并且坦荡地承认一份交往的失败。
大卫却叫住焉识。“你现在怎么看共产主义运动？”他还是用英文说话，把共产主义说得像他家祖业，还暗示这份祖业赏了焉识一碗饭吃。
焉识说他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不马上发言。大卫·韦说焉识不是早发过言了吗？在共产主义分子还在为这个理想流血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它坏话。焉识问他，自己什么时候，在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的坏话。大卫请焉识不要假装失忆，因为作为他的老校友他知道陆焉识是一台记忆机器。焉识觉得这样好的初秋，站在校园里跟这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争论是多方面的浪费，便告辞了大卫·韦。大卫·韦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他总会在你打定主意不跟他纠缠的时候，把你进一步纠缠进去。他说刚才他对焉识的指控是否认不掉的，因为这是他的侄子亲口告诉他的。大卫·韦的人品就差劲在此：他会马上把第三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纠缠进来，作为情报提供者，或者证人，并且也一定会把缺席证人的证词歪曲篡改。
“皮埃尔不会说的。”焉识用英文说。
“他为什么不会说？他和你貌合神离。跟我谈得很深，我们之间达到的真诚程度，跟像你这样的虚伪的布尔乔亚一辈子都达不到。”
“那祝贺你。”
焉识不想再继续给大卫机会挑拨他和皮埃尔的关系，再次告辞。
“所以你对共产主义的不满，我完全清楚。”大卫·韦还纠缠不放。
焉识怕一辈子没打过人的自己熬不过了，会在大卫·韦身上破一次记录。所以他对大卫说：“行，就算我说了，你想怎么样呢？”
到了夏天，学校考试的季节来了。报上登出一篇文章，自问自答：能不能放手让反感共产主义的教授教育新社会的大学生？不能！文章凶巴巴的口气让焉识马上认出来，写这篇文章的手是谁的。考试后教授都忙着批改考卷，焉识没有时间给报纸写文章答辩，就抽了一个晚上给大卫·韦写了一封信，说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知识，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他说他越来越理解福伊（Foy），那个被基督教徒杀害的十五岁女孩。她拒绝偶像崇拜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最后一点自由，精神的自由。而后人把她作为圣女膜拜，把她肉身的一部分塑成塑像，使她也成了偶像，放入为她在康奇斯城（Conquese）建造的庙殿里，以膜拜来背叛为了人类最后的自由而牺牲的年轻先哲。
婉喻那天晚上轻轻地进了焉识的书房，问他是不是又为什么事不开心了。他怕看婉喻担心的脸，更怕她又要蠢里蠢气地去买个什么东西来逗他开心，就简单地把给大卫的信告诉了她。
“让我看侬还是勿要写了。”婉喻说，“上趟他把你的信登在报纸上，多少不作兴！”
原来什么都没有漏过婉喻的知觉。焉识没有听信婉喻的。后来他后悔自己把婉喻这样的知己错过去了。假如他早就认识到，她的本能和智力以及趣味都配得上做自己的知己，或说她原本就是他一生最亲密的一个知己，他会把自己在外面的遭遇讲给她听，平等地和她讨论对策。作为女人，她看男人的事有时反而更清楚。可他在心里从来不认为自己爱婉喻，他也就从来不把婉喻放在知己的位置上，错失了他原本该得到的忠告。
大卫·韦的为人也是不出乎自己风格的。第三天的报纸就把焉识给大卫的信刊登出来。曾经代表大学去找焉识的张同志，把焉识叫到他的“军代表办公室”。这回张同志给了焉识一副难看的脸子，叫他立刻写反省书交上来。他问张同志想要他反省什么。张同志把桌子一拍，指着焉识：还不知道反省什么吗？都够得上反革命了！焉识说他天天感谢革命，把他的教授职位都革回来了，又把国家的米价革下去了，还停止了物价上涨，制止了流氓横行，教妓女们纺纱织布，识字念书，他陆焉识干吗反革命？！
张同志的脸子更难看，说：“你拒不认罪！”
焉识不想再说什么。他想，重新找饭碗的时候又到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重新找饭碗。张同志告诉他，限他在明天晚上之前把“反省书”交上来。他用不了那么长的限期，他在第二天一早就把辞职书放在了接管办公室门缝里。
以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各种报纸的聘用广告中紧急翻找。婉喻和孩子们又远远地躲开了他，光是他翻报纸的声音就告诉他们，千万别跟他说话；他此刻没任何好听的话。不久焉识翻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词――“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词汇从出现就开始听到马路上呜呜叫的警笛。警笛不光是夜里呜呜叫，白天也叫，然后大街上弄堂里商店门板上就开始贴出满是人脸的告示来。都是“反革命”的脸，被宣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
一天，小女儿丹珏告诉父亲，他们的中学被捉走了两个老师。这些年，跟焉识对话最多的是这个小女儿。焉识从重庆回来的时候丹珏只有十岁，和父亲的隔膜很快就打消了。渐渐地，父亲发现她几乎拥有和他一样的性格，给别人的印象全是随和谦让，内心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并且表面上有多随和谦让，内心就有多倔强，多不肯让步。也是丹珏，在1948年的一个暮夏上午突然老气横秋地问父亲：“爸爸，你的婚姻不幸福，对吧？”
那天父女俩正在院子里做煤饼。那一阵煤气厂的工人常常罢工，煤气时停时续。丹珏蹲在一盆煤粉边上，斜斜地抬起脸来看父亲。她的眼光不是看父亲的，是看着一件牺牲品的。那天婉喻到街口排队买米，子烨陪着她，准备帮着拼抢，或为母亲挡住那些拼抢的手脚。焉识被女儿的一句话弄得心乱跳，脸也烫了，像被她捉住了舞弊似的。他笑嘻嘻地说丹珏瞎讲，他怎么会不幸福呢？她的姆妈那么好。
“不搭界的。姆妈是好呀，侬不欢喜伊也不是伊不好。”丹珏脸色有一点惨淡，所有知道自己父母其实不相爱的孩子都会有的一种自卑。“我晓得的，是恩奶把姆妈嫁给你的。不是爸爸自己娶的。”
父亲辩解说，他那个时代，父母代孩子择偶是普遍而正常的事，自己择偶反而是稀罕的事。
“所以呀，”丹珏把和了水的煤粉搅开，“像你这样的人，人家硬要你做的事，你做起来怎么会开心？”
大概她也发现了父亲和自己在性格上的相像处，那种外部嘻嘻哈哈、迁就一切而内部猛烈挣扎的特性，因此她把自己的性格特性套用到父亲身上。就像她的父亲反过来用相同的套用了解她一样。
父亲觉得再辩争下去是越描越黑，就不了了之地安静下来。从那以后，父亲就把小女儿当自己的秘密死党，并没发生更深的交谈，但一种暗中的关照始终存在。他也越来越喜欢跟丹珏一块处理一些杂事，有时去法国餐厅买切下的面包头和红肠头，起司的边角，都是些不上台面的便宜货，有时到几个美国教堂去抢购低价的美国军用压缩饼干，反正国民党撤退前人们需要五花八门的办法到处找吃的。在这类差旅中，父女俩就会交谈，父亲总是对女儿各种奇思妙想或胡思乱想做点评。
到了这年暮春，警车全城尖叫的时候，丹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乱想又来了，她笑嘻嘻对父亲说：“唉，爸爸，假如把全世界的反革命都肃清，再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国家，不晓得他们到底会做什么。”
直到她自己学校里两个老师也成了反革命，丹珏才停止了此类奇思妙想。那是两个教书教得很好的老师，在学校很受学生们尊重，从此丹珏再也不拿反革命说着玩了。
焉识也是作为被肃清的反革命被捕的。焉识的反革命罪状没有具体到“历史”还是“现行”，大概统统包括。而焉识后来去的地方，就是丹珏奇思妙想想出来的那种“国度”，一车皮一车皮的反革命都被集中到那里。对于此，也不知丹珏会想些什么。
手持羽毛球拍的丹珏目送焉识上了警车。父亲回过头看了这个身材修长、一头卷发的少女一眼，居然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冒上来：小女儿连爱打球这一点跟父亲都那么相像。
第二十四节 王子来了
我祖父陆焉识的真名随着那个姓邓的政委的离去，被彻底遗忘了。新来的犯人只知道他叫老几。由于邓政委掏枪恐吓犯人，导致犯人掉进冰窟窿，受到了行政处分，降级到分场的牧业中队去放牦牛。牧业中队是分场最艰苦的中队，因为他们必须走牛羊的路，住牛羊的地界，过牛羊的日子。
不过分场犯人的生活待遇依然延续邓指在职时建立的标准。其中包括犯人一个月必须发到一盆热水擦澡，剃一次头。从五月开始，就会有一些参观劳改农场的团体到来。一旦有重要的参观团来，总厂就会把他们带到老几所在的分场，会从牧业中队运一批牛羊肉，再让渔业中队挑一批二十多岁的湟鱼，并且从酒厂调一批白酒，几桌席就办开了。参观团必参观的地方有犯人体育馆，犯人露天影院，犯人伙房，犯人工作场地和作坊。老几凭经验知道将要来的参观团是什么级别，假如是外宾参观团，犯人们会提前一个礼拜打扫卫生。
1974年8月2日，犯人们接到打扫卫生的命令。邓指离开了分场，唯一的变化就是老几不再干统计员那份轻松活路，回到大组里跟其他犯人同吃同住，干同样的活。体力的重负他能忍受，但他在当统计员时养成的娇气习惯却改不过来了。第一就是解大手。他干这桩事情所要的条件都没了：私密空间，宽裕的时间。他的大肠不知所措，乱发信号或不发信号，终于他彻底地失去了便感。为此他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