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着镜子，看着叫老几的人的面皮渐渐给撕去，露出一个光洁些的人面来。还是一个陌生的人面，难怪没人拿它跟通缉令上的人面对照。细看撕去皮的地方花斑斑的，像蟒蛇的皮色。他要戴着这样的皮色去见婉喻。然后他开始系混纺呢子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发现领子一边高一边低，系上风纪扣就把前襟扯斜了。混纺面料上一道道折痕锋利，看上去不仅衣服在箱子里长久折叠，他整个人都像给折叠了压箱底压了多年。不过已经很像样了。婉喻的汇款有三分之一花在这身行头上。婉喻隔着几千公里打扮了他。
他坐进一家据说是县里的老字号馆子，给自己要了一份炒豆腐，一个馒头，一个蛋花汤。婉喻隔着几千公里请他吃了一顿这么可口的饭。就在这家饭店桌子上，他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很难写的信，连他这个语言博士也拿不出合适的语言来写，遣句措辞使他屁股下的三腿长一腿短的板凳跌足顿脚，比他还焦灼。写得饭馆掌柜都心疼灯油了。饭馆掌柜问他还要不要什么吃的喝的，不要就打烊了。他慌乱起来，要了二两烧酒。烧酒喝完，他的信写完了。然后他在信封上恭恭敬敬写上那个信箱的代号，把特意留下的一小块馒头在嘴里嚼烂，又用舌头把它拌成糨糊，封了信封口，贴上了预先买好的邮票。
他把信投入邮局门口的邮箱时，活动了一下由于紧张而抽紧的肩胛骨。他是借了酒劲才完成这封信的。信里说他非常抱歉，不辞而别，请求领导宽恕他没有善始善终地做个好犯人。他说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是他有个新发现：在离开青藏公路大约十二三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种淀粉含量颇高的草。接下去他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假如可以用野生牧草提炼淀粉，那么饥荒给全中国全世界的毁灭就会小很多。
走在漆黑的县城里，二两烧酒呼呼地烧在他头脑里。这可是婉喻隔了几千公里请他喝的酒。
第二天有一班去兰州的长途车。他将在兰州城外一个小站登上去西安的火车，再由西安到上海。他在一个车马店后面的草垛里躺了一夜，从草缝里看着天上稀疏的星星。星星打着寒噤。此刻的老几没有去想，其实他这一刻的境遇是早就注定的，早在1936年10月就注定了。
第十四节 上海1936
这天的陆焉识穿一件银灰色夹长衫，带着黑色长围巾，就是他在那时代好几张照片里穿的一身。黑色礼帽和窄头的黑皮鞋都很时髦。他的打扮乍看平实，仔细看总能发现一两个细节是上海西人圈子里正在流行的东西，比如帽子和鞋子。所以在他不得人心之后，人们就把这些时髦细节联想起来，就想到他天性里的轻狂。他走的这条路是福州路。这是妓馆开张的时分，两个趿拉着木拖板的妓女急匆匆地准备上班了。日本飞机在“一·二八”事变中炸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上海的这一区少了三十多万本藏书，却添出一批木屐女子。东洋妇人的木屐步态被一些嫖客认为是迷人的，于是贱到“咸肉庄”（注：低级妓院），高到“书院”（注：高级妓院），不少妓女们都流行起木屐小步来。福州路除了妓馆多，书店更多，大大小小有三百多家。所以穷或富的读书人和写书人像历朝历代的前辈一样跟妓女们亲密杂处。福州路上的人都是晃晃悠悠地在逛，逛书店常常只读不买，对于擦肩而过的妓女同样可以只看不买，逛逛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为什么陆焉识除了去泡徐家汇的咖啡馆，也常常来泡福州路的茶馆。这天焉识没有逛他爱逛的大中华旧书店和他常买西文图书和《时代周刊》的别发书店，而是走进一家家出售本地杂志的书店。在这些书店里，他找到一本刚出来的《现代杂志》，他化名写的一篇文章被刊在上面，而且刊登的位置非常醒目。其实只需进一家书店，就能证实他的文章已经面世，但他进了十四家书店，把证实重复了十四次。
一个月前，他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晚上的酒会上，争论开始了。会议的特邀贵宾是凌博士。留学归国的博士很多，但全国人只称呼凌博士“博士”，把凌博士的博士头衔叫得像爵位。凌博士和焉识谈起他们在华盛顿的相见，谈起纽黑文的苹果林和枫叶，还谈到新英格兰的那些小城镇，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戏剧节，似乎家家都出产演出莎士比亚剧目的角儿。凌博士说焉识发表在《东方杂志》和《中国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他都读了，很喜欢。凌博士又说，在国事动乱的时候，还能有个潜心做研究的陆焉识，不易不易。焉识很想告诉他，自己也跟着学生们乱过，“一二·九”参加了罢课罢教，但他不愿凌博士失望，愿意给凌博士一个快乐轻松的夜晚，便把真话和白兰地一块咽下去。凌博士说自己的研究院平庸得很，要是也有几个陆焉识就不一样了。紧接着他用英文问了焉识一句，何不就调去他的研究院呢？焉识嘻哈着用英文反问：为什么不呢？
此刻他们周围的争执正在飞快升温，对立面也鲜明了，英文法文俄文都用上来。曾经向焉识借论文的大卫·韦争得领带和眼镜都歪了。
争执的焦点渐渐落在凌博士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上，题目是《学潮的爱国与科学的救国》。文章是好文章，苦口婆心不乏谐趣，每几行出现一个典故，出现得又那么自然。
焉识站在旁边，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看人家打台球他也是这副姿态。这么多年，大卫·韦那一派人一有时机就跟凌博士搞文墨大战。凌博士静静地微笑，听大卫说完，把酒杯放下，轻声请旁边一个侍应生去门外叫车，他还有一个晚会要奔赴，只能少陪了。他态度是谦让的，但他的姿态暗示大卫是头牛，他的琴不对牛弹。大卫借酒佯狂，缠着凌博士不放，要他至少回答他刚才的提问。凌博士微笑着指了指焉识说，问问陆教授，他同意我的观点。凌博士再转向陆焉识说，拜托你替我回答他，我来不及了。然后一面跟近处的人握手，一面跟远处的挥手，王者似的向场外走去。
1989年，我第一次读祖父的回忆录时，这里是我替他懊恼顿足的地方。陆焉识的错就出在这里，凌博士公开把他误划到自己的阵线里，他绝不应该对凌博士微笑默认。我想象陆焉识在福州路一家家书店阅读着自己对凌博士的反驳，整个人都是那种对自己文采的陶醉。这个反驳很快就要被看成是背后插刀了。他在十四家书店买了十四本杂志。这是我祖父的另一个毛病，进任何商店从不让店主失望。
他对凌博士的反驳是温和的，用的是陆焉识风格的诙谐。他首先对凌博士的文章表示了审美上的赞同，又赞美凌博士用典如田间拾穗，海滩拾贝，轻松自然。只可惜凌博士是非观念稍微差了一点，在美、苏、英都在跟日本人辩是非的时刻，他也主张暂放下东北沦丧、华北吃紧的民族是非。凌博士认为侵略战争是放火，被侵略一方应该救火，而不应该用抵抗战争去火上浇油。焉识用同样的比喻给凌博士一点常识教育：救火的方式也可用于放火，他从那边烧过来，你主动从这边烧过去，火挡火，倒可能烧出一片安全。
陆焉识把自己的文章通篇读下来，觉得自己虽然是驳斥凌博士，但并没有文字圈子里盛行的谩骂攻击意味，并留了商榷余地。即便凌博士知道笔名后面的真名是陆焉识，也不会被他得罪。凌博士法文很好，应该知道法语多么适合用来争论，法国人没有不争论而缔结真正友谊的。“一切都可以怀疑，除了怀疑本身”，是法国人笛卡尔的信条。过了两天，大卫找到学校来了。几年前他那对焉识的匿名谩骂似乎从来没发生过，大卫又是那个留学时代吃喝不分的大卫了。他一头撞进焉识的怀抱，紧紧搂住他。在国内生活了几年，焉识对洋礼节已经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就晓得阁下会站到我们阵营里来的！”大卫说。
大卫已经猜出反驳凌博士的文章出自谁的手。焉识装糊涂，问大卫在说什么。现在他不是怕得罪凌博士，而是怕“阵营”，怕大卫为他的阵营来抓他陆焉识这个壮丁。
大卫把他拉到学校附近一个茶水摊子，要了一壶新龙井。
不等焉识开口，大卫便讲起自己对焉识那篇文章的倾倒。刚下过雨，茶摊上的遮阳棚兜了一兜雨水，大卫比手画脚，碰到棚子的杆子，雨水朝着他兜头浇下。他把眼镜摘下来胡乱擦擦，嘴却是不停的。大卫的意思是，假如天下只有一个人把焉识文章的每个字读透了，欣赏了，那个人只能是他大卫·韦。
焉识想，假如自己的虚荣心是痒处，大卫的夸奖句句都没有挠偏。焉识知道虚荣心可悲，但他没办法。人人都有虚荣心，人人都没有办法。
大卫的嘴皮几乎要被太多的话擦燃了，但要的龙井他一口都没有碰。他顾不上。大卫留下一杯已经变色的龙井走了，是焉识答应给他再写一篇文章他才走的。他不能推拒热烈的大卫，就像那天在酒会上不能推拒温雅的凌博士。
在学校图书馆里，焉识乘着兴致把答应大卫的文章完成了。比上一篇还要流畅俏皮，暗藏了更多的打趣。文章读下来，凌博士似乎成了个在国、共，学生、政府，中、日之间拉架的好心丑角。
第二天他把文章寄到大卫所谓阵营内部的那家周刊。接下去的几天，焉识莫名地讨厌自己：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一个是凌博士要他做的陆焉识，一个是大卫·韦要他做的陆焉识。他身不由己。一不留心，他失去了最后的自由。
焉识火急火燎地给那个杂志的编辑打了个电话，请求撤回自己的文章。编辑说太晚了，已经发排了。他说，只要没有运送到书店，就不算太晚。他让家里的司机载着他到了杂志编辑部。瘦小的编辑似乎铺的盖的都是稿纸，他告诉焉识，这期目录的广告都登出去了，撤稿子也是白撤；假如焉识一定要撤稿子，周刊就要开天窗，一时到哪里去找这么长一篇稿子填上去呢？
焉识站在无立锥之地的编辑室，几分钟里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个见不得别人为难的人。不然刚刚守寡的恩娘就被陆家打发回娘家去了。不然恩娘就不可能拿侄女变魔术，把侄女变成儿媳妇。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为了不让别人为难，常常做别人为难他的事，做别人要他做的人。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得到“随和大度”、“与世无争”的评语，甚至“大咧咧”、＇TXT小说下载：＇“心不在焉”的好意嗔怪，他是满足的。这满足似乎抵消了他因为扮出“随和大度”引起的内心紧张，这满足也似乎补偿了他那“与世无争”带来的真正失去。
“对不起，稿子毛病太大，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焉识说。
“清样出来你改好了！清样嘛，就是让人家改的！怎么改都行！”编辑说。
编辑抽烟抽得头发都冒烟了。
“大概要重新写过。”焉识说。
“我看蛮好的，大家看了都觉着蛮好的！”
焉识已经看到了自己文章的清样，薄薄地搁在桌子角上。
“对不起。还是请你们不要登。再请你通知一声韦先生。”
“假如说我们照登呢？”
“那我就只好请律师跟你们说话了。”
他把眼睛转开，不去看编辑为难到极点的脸。就像他面前是旺达，问他是否真的相信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焉识把清样从桌角拿起来，一边转身一边说对不起、再会，再会、对不起。编辑还不死心，要他稍微等五分钟，他要跟大卫·韦打个电话商量一下。大卫是个很能纠缠的人，焉识此刻已经站在了楼梯口，趁着编辑摇电话的时候身体重心一变，几乎连栽带跑地下了楼去。
焉识在路上回想矮小的编辑越来越苦的脸。他奇异的记忆总是这样，在他回顾时把所有的细节都完善起来。编辑的护袖是黑色的，蹭在桌子上的一面磨得铮亮。那要一天磨十几小时才能把棉布磨出皮革的光泽。他的记忆把编辑脸色的菜黄还原得特别好，就是那张菜黄的脸在焉识冲下楼梯的刹那转了过来。辛勤和理想都落空了的菜黄脸。焉识出了编辑部就找了个叫做“卡佳”的白俄咖啡馆坐下来。他向胖胖的粉红色的卡佳要了几张纸，给大卫写了封信。信上他请大卫代他安慰那个编辑，并诚恳地为自己道歉。他在信里说，凌博士的劝学只是书呆子的天真可笑，但自己的文章一旦出来，凌博士很可能给看成大节丧失，而这不是他陆焉识的本意。
焉识是用英文写这封信的，为了使他和大卫之间的沟通更加贴心和私密。过了几天，那个周刊出版了，他的稿子没有刊登，但他的信却被刊登出来。登出来的不是英文原稿，是中文译稿。许多词在一个英文上下文里是中性的，翻译之后就是贬义的，或褒义的，而且该充分解释的地方一笔带过，平实的叙述被弄得晦涩难懂。这封信变得焉识也不敢相认，简直是出自一个既想打击一方，又想乞求另一方谅解的小人之手。信的署名就是赤手空拳、无遮无挡的“陆焉识”三个字。
他马上追上一篇文章，更正翻译的不确切之处，并且质问杂志，是否知道不经本人同意刊登私人信件属于不道德。不久凌博士在《申报》上发了一篇小文，说对待翻译就要像陆焉识教授这样一丝不苟，但陆教授借用对两个英文词汇的追究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本来读者就要看到陆教授对凌某如何背后插刀，一贯出尔反尔，背叛成性了，陆教授却鞭一指，领着大家不厌其烦地纠缠两个英文词汇。此刻焉识悟到凌博士从头到尾都在观察战局，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个假名字后面就是他陆焉识。并且，凌博士拿焉识在美国的“叛逃”一闪念作为恐吓，揭露他“背叛成性”。焉识又写了一篇文章，是答凌博士的，有辩解也有争执。但在他寄出文章前，读到了一篇帮他腔的小文，骂凌博士已经收了日本人的钱，在为汉奸教学铺路。这种不讲道理的文字带着明显的大卫风格。焉识明白，这篇文章是大卫给他送上来的增援。大卫还在争取他。焉识对着大卫的增援摇头笑笑，把自己驳凌博士的文章揉了揉，扔进了字纸篓。文字争执不知为什么最终总要以大混战告终，也不知为什么，双方的火药味都带有一种淡淡的无耻。
有好几个月，焉识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到了这个时候，我祖父一点都没有预感到他给自己埋下的一个个定时炸弹。最致命的定时炸弹爆炸之后，我祖母冯婉喻求过一个个学界名人，有人点拨她，去找已经成为民主人士首领的凌博士。只有凌博士有能耐把陆焉识从法场救下来。我祖母在凌家门厅里等了一下午，等来凌博士一句话，写在毛边纸上的：“此事真相不明，不便插手。”
陆焉识的阴沉一直从1936年的深秋延续到1937年的初夏。就是那个五月，冯婉喻卖掉了恩娘给她的祖母绿，给焉识买了一块白金欧米茄。
一天傍晚他回到家，前院里放着两个大筛子，铺满半成品的豆腐乳。一块块豆腐长满灰色的茸毛，婉喻手里一双银筷子，小心翼翼的筷子尖夹起灰色蚕茧般的霉豆腐，放进一个粉彩缸里。她看见他，筷子停在膝盖上，朝门里喊了一声：恩娘，焉识回来了！然后她转身快步进了门厅，在门口朝他回一下头，看看他跟上她没有。在客厅里，她再次回头，是催他快跟上她。他觉得她两个内八字解放脚这天走得行云流水，便没有先上楼跟恩娘请安，而是跟着她进了卧室。婉喻已经等在床边了，手上拿了个窄长的盒子。这是她送他的。她说话的声音极轻，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