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并对它抱有极大希望（莫不虚心而仰上）。这应该说是一个事实，因为民众总算不会动不动就被砍掉脑袋了。〃元元之民〃既然能〃安其性命〃，自然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实际上，大秦帝国过早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正在这里…他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然而始皇和二世却把它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虽二世而亡，汉却继承了秦的事业并获得成功。这说明集权和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要求，秦与汉则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事实上，仅是水灾和饥馑，就要逼出一个中央集权来。那时割据的诸侯，除秦国以外，几乎无不以邻为壑，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在灾年禁止谷米的流通。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时，竟然将黄河决堤以浸淹对方，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贫苦无告的民众。天灾加上人祸，如再不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集天下之权，那可真是民不聊生！事实上，秦始皇就宣称自己的功劳是〃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可见集权一事，在当时还真是一个福音。
更何况，那时也没有别的路好走。封建制度（邦国制度）已弊端尽显，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闻所未闻，除了走向集权，又能如何呢？
现在需要的，只是为它找到一种形式，并使之制度化。
于是，帝国被发明了出来。
第一章 天下一统 六 帝国的前夜
帝国来自邦国。邦国制度是帝国的前史，春秋战国是帝国的前夜。
邦国是从部落国家向统一国家过渡的特殊形式。它对内使用权力，对外使用武力，名义上服从一个〃天下共主〃，相互之间却征战不断，是一种半野蛮的社会和不成熟的国家。但正因为不成熟，正因为有竞争，正因为半野蛮，邦国时代反倒充满了勃勃生机，创造出我们民族最为璀璨的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高歌猛进，是一个社会从幼稚阶段向成熟阶段的步步高升，其间的悲壮惨烈和睿智聪明难以尽书。
秦，就是这时在西方崛起的。
秦国的崛起开始于秦孝公。贾谊《过秦论》说：〃秦孝公据淆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秦的成功，除秦国国君雄心勃勃，秦国上下同心同德外，还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孝公的图治，一是商鞅的变法。
商鞅本姓公孙，因为是卫国人，又叫卫鞅；又因为被秦王封于商，而被称作商鞅。商鞅入秦后，先是向秦孝公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忘乎所以。所谓〃帝道〃，即尧舜之道，其实就是部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所谓〃王道〃，即汤武之道，其实就是邦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这两种东西早已过时，孝公怎么会有兴趣？〃霸道〃虽然表面上是春秋五霸之道，却蕴含着未来帝国的政治理想。秦孝公要与时俱进，当然一拍即合。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制〃，即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但其近期目标，却首先是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尽快成为〃霸主〃。只有先完成〃霸业〃，才有可能完成〃帝业〃。我们知道，邦国作为半武力半权力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两个，即权力和武力。最重要的事情也只有两个，即祭祀与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乃是邦国时代的共识。祭祀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权力。战争重要，则因为它意味着武力。因此，一个邦国能不能成就霸业获取霸权，最终成为帝国的缔造者，就看他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和武力。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财力也是不可少的。商鞅和商鞅前后的变法，便都围绕这三个主题进行。
变法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
政治改革的内容有：一、废除〃领主制〃，实行〃地主制〃。首先，取消贵族领主的名位和特权，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有军功的宗室，最高不过封侯。侯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臣民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二、废除〃世袭制〃，实行〃任命制〃。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三、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设为郡县，不立封国。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废除〃井田制〃。所谓〃井田制〃，就是将一块土地等分为九块，分隔田地的阡陌（道路）呈井字形。八家农户，各自耕耘外围的一块（相当于自留地），共同耕种当中的一块（即〃公田〃）。结果是农夫们耕种自留地时卖力，耕种公田时偷懒。而且，耕地面积限制太死，人不能尽其力；道路占地面积太大，地不能尽其利。废除〃井田制〃以后，准许开垦新田（辟草莱），准许多占耕地（任土地），准许自由买卖，国家则按亩征税，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了好处，生产力解放了。
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战功来决定赏罚。它的作用，则是提高了战斗力。荀子比较过齐、魏、秦三国的军事制度。齐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给钱。杀敌一人，赏金（铜）一锱（四分之一两）。这样的军队，对付小敌还行，大敌当前就不中用了。这是〃亡国之兵〃。魏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免税。结果军队增加了，国库却空虚了。这是〃危国之兵〃。秦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赐爵。无论什么人，胜则赏，败则罚，论功行赏，一视同仁，所以人人奋勇，争立军功。难怪秦军成了〃虎狼之师〃！
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财力；军事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武力；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增强了国君的权力。这其实也是秦国变法最核心的内容…专制与集权。废领主制，行地主制，是集权（将原来分散在贵族领主手中的权力集中于国君）；废世袭制，行任命制，是专制（将原来贵族领主的七嘴八舌变成国君的一言九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则兼二者而有之。郡县以后，全体国民均为国君之直接子民，不再是各贵族领主的附庸。这就不但集中了权力，还集中了财力和武力。商鞅甚至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即将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这种把全国编成行伍的做法，原是管仲的发明，为的是齐桓公的〃霸业〃，是典型的〃霸道〃。但管仲只发明了〃保甲制〃，〃连坐法〃却是商鞅的创造。他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个〃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黄仁宇语），一个全民皆兵、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的国家。
在这里，我们已经闻到了专制的血腥。刘歆的《新序》说，商鞅曾经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加上商鞅为人天资刻薄，生性残忍，嗜血成性，锱铢必较，势必矫枉过正，以至于〃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国人民动辄得咎，简直就如履薄冰。
这绝不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为了建立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威，不惜制造人间悲剧，杀一儆百。这也绝不是什么法治。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这些独裁者心目中的法律不外军法和戒严法。〃（《中国大历史》）不错，当时秦国的治安确实很好，《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商鞅们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仍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些冷酷无情的杀手竟能实现天下大治和长治久安，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
商鞅的执法也应作如是观。的确，商鞅执法甚严，也很公正。他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而且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商鞅并因此而结怨于太子）。唯其如此，在商鞅的治下，秦王国〃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刘歆《新序》）。这无疑值得肯定。但是，商鞅的〃法〃，又是绝对不能议论的。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有说好的（言令便者），有说不好的（言令不便者），还有开始说不好后来说好的（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不论好歹，一律称之为〃乱民〃，将其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谁也不敢议论法令了（其后民莫敢议令）。前面说过，集权未必专制，专制未必独裁。但商鞅的变法，却不但是集权，而且是专制。他的杀人如麻，就是专制。他的保甲连坐，也是专制。而且，因为钳制言论，他连〃开明专制〃（让人说话）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独裁。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暂时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既然要专制、集权、独裁，那就不能让人民有言论自由。因此，商鞅不但是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是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目中，人民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他们只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既然不过是工具和武器，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了。由于他及其支持者的独断专行，变法之后的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全国通体实行郡县制，遍布军队、特务和警察。秦，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诚然，将邦国改造成一个由国王通过官僚机构直接统率全民的〃准帝国〃，不是秦的特创，也不是秦的首创，更非商鞅一人之功。所谓〃礼坏乐崩〃，实际上就是说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已经崩溃，邦国变成帝国已经势不可挡。事实上，吞并了其他邦国的诸侯，早已不再分封子弟；取代了诸侯的大夫，更不愿重蹈覆辙。也就是说，制度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秦国走在前列而已。亦如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所言，当其他国家还在〃片面改革〃的时候，秦国已是〃全面的翻新〃。这并不奇怪，因为秦国原本就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还有楚，这里不细论）。其他那些诸侯国，大多是按照西周封建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每个国家差不多都是一个微缩的周王朝，国君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政权其实掌握在卿大夫手里，即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于是有三家分晋，有田氏篡齐。秦的政权却一直掌握在国君手里。也就是说，他们实行的本来就是军事集权制，商鞅的变法只不过推波助澜，使之更上一层而已。
因此，秦最终夺取了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个新制度，就是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制。或者准确地说，国君集权制。这样一种被黄仁宇先生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一种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使秦王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消灭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新政权。
现在要做的，只不过将〃地方集权〃（邦国集权）变成〃中央集权〃（帝国集权）。这对于秦人来说，其实驾轻就熟。如果说还要做什么的话，那就是把其他六国的兵器全部运到咸阳，集中销毁，铸成十二个金人（铜人），以示彻底告别武力社会，永不兴兵。
大秦帝国诞生了。中国从此进入权力社会。
第二章中央集权 一 君临天下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典型形式，皇帝是帝国的核心。
我们知道，大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御前会议主要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帝国的元首从此称为〃皇帝〃，二是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许多人认为，改称〃皇帝〃，不过是为了满足秦始皇的虚荣心，柏杨甚至称之为〃赢政意淫〃，并认为这说明他〃智商平平〃（《 柏杨曰― 读通鉴· 论历史》 ）。依我说，这未免小看了秦始皇。不可否认，这里面确有虚荣心的成分。所谓〃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帝与王原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王，是部落时代的称号。大一点的部落首领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诸侯国君也都称王，是为诸侯王。比如楚的国君，就不管周天子只给他封了个子爵，早就自说自话称王了。帝，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乱称的（战国末年，秦、齐均曾称帝，但不久即恢复称王），皇帝的称号则更是闻所未闻。人人得而称之的〃人称〃（王），岂如独一无二的〃天号〃（帝）？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秦始皇的更改名号，并非心血来潮。他并未将〃秦〃改为〃周〃或别的什么，就是证明。但不将〃王〃改为〃皇帝〃（或别的什么），却万万不行。因为就政权而言，秦还是秦，并没有变；但就国家而言，则〃此秦〃已非〃彼秦〃。过去那个〃秦〃是王国，现在这个〃秦〃是帝国。如果沿用〃王〃的称号，不但无以与已灭诸国相区别（六国国君均称〃王〃） ，也无法与周王室相区别（周天子也称〃王〃）。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之主〃，秦皇帝则是实质上的〃天下之主〃，岂能混为一谈，统称为〃王〃？
其实，周天子自称为王，和秦始皇自称为皇帝一样，也是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那就是要把事实上的国家变成法理上的国家。现在，秦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事实上的帝国变成法理上的帝国。如不称帝，赢政又怎么能给自己的帝国加冕？我们必须清楚，秦发动的这场〃革命〃，并不只是要换个〃朝代〃，而是要用一种新的制度（帝国制度）取代旧的制度（邦国制度）。秦始皇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才自称〃始皇帝〃，即〃新制度的第一人〃。而且，正因为皇帝这一称号是帝国制度的象征，所以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君主，也都自称皇帝，没人再改称王。如此看来，柏杨先生的批评倒是显得〃智商平平〃。
不要以为称王或者称帝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要知道，〃皇帝〃与〃郡县〃共举，而〃王制〃则与〃封建〃并存。依旧称〃王〃，就意味着还要实行封建制。此为始皇所断然不能同意（李斯的建议不过〃正合君心〃而已）。因为封建制是〃天下共享〃，郡县制才是〃一人独裁〃。按照封建制（即邦国制），从王（天子）开始，到公、侯、伯、子、男，甚至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领地和特权。就连最低一级的贵族――士，也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可以在诸侯之间游走，高高在上的〃王〃则有如被架空的晃盖。然而在郡县制这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