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好，积弱固然必至瓦解，积强也同样会至于崩溃，而且盛极之后，必是衰亡。道理很简单：过速的燃烧只能导致提前的熄灭，而只有退回到类似于秦朝末年的那种低水平状态，帝国制度才能重新找回自己存在的依据。
于是动乱就成了必然甚至必须。诚然，一顶顶王冠落地并不足惜，一个个王朝覆灭也不足惜，但千百万百姓无辜被杀呢？千百座城池无端被毁呢？千百年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灰飞烟灭呢？更何况我们民族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竟只是为了维持帝国制度的生命，而且其直接原因，又竟然是人口和财富太多！这才真是悲莫大焉！
那么，过剩的人口和财富当真就没有出路吗？
当然有。而且严格地说，人口和财富也并不过剩。因为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发展教育，发展科学，发展工商业。但帝国对此要么不感兴趣，要么心存忌恨。结果，体力劳动者基本上只有农业生产一条路，一旦地少人多，就危机四伏；脑力劳动者则基本上只有读书做官一条路，一旦僧多粥少，便弊端丛生。
帝国对科学和工商业持敌视、仇视、蔑视态度并不足为奇，但王朝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变法不能成功即其中之一。比如在王安石的时代，如果有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来进行贷款，又有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来解决经济纠纷，朝廷不过进行宏观控制（比如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二分），则青苗法的实施就绝不会是当时那种情况。
但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多家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农业帝国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不可想象的。甚至于，帝国还根本不能允许相互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存在。钱财由银行支配，则置户部、藩司于何地？司法可以独立，则置刑部、臬司于何地？老百姓都独立自主了，爱贷款就货款，不爱贷款就不贷款，什么都按经济规律办，不按道德和王法办，则置皇上、朝廷干何地？
的确，对于只身一人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效忠远比效率重要，守住祖宗家业也远比发展民生事业重要。人口富余没有关系，有作为的君王可以用来侵略扩张；财产富余也没有关系，无作为的君王可以任由官员贪污挥霍。这些钱财，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简直就匪夷所思，用于发展工商业则万万不可。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如果普遍富裕起来，将置帝国于何地？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了。也就是说，它宁肯普遍贫穷落后，也不愿意发展国计民生，更不愿意发展工商业。当然，不会有人说国计民生不重要，工商业也一直存在并发展着。事实上，每个王朝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它的工商业发达的时期。汉、唐、宋、明，皆如此。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商业繁荣的大都市，明代则有商业大城市三十三个。与之相对应，则是非农业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工商业从业人员的队伍庞大。东汉王符说，洛阳地区的守本工商是农民的十倍，离本工商则又是守本工商的十倍（《 潜夫论》 ）；而据日本学者桑原先生考证，唐代末年仅被黄巢杀死的外商就多达十二万人。至于贸易额，自然也很可观。比如北宋神宗时期国内贸易总额就达三亿两千万贯，岂能说不繁荣？
但这又怎么样呢？这只能说明王朝的末日很快就要来到了。因为帝国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种新的框架，来容纳这种发达的城市经济，更不用说培育和扶植了。何况这些工商业制造销售的，也主要是一些〃淫侈之物〃，除了满足少数富贵人家的穷奢极欲，也实在谈不上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因此这只是一种〃病态繁荣〃。它既不能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请参看顾准先生的有关论述），也不能使帝国制度变得完善，反倒只能加速王朝的灭亡。也因此，当一个新的王朝取代旧的王朝时，它一定会将这〃病态繁荣〃一并消灭，重新回到〃重农抑商〃的轨道上来。当然，等着它的，又将是下一轮的〃病态繁荣〃，以及下一轮的〃改朝换代〃。
除此以外，帝国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第六章 共和之路 一 歌未竟；东方白
靠着改朝换代（王朝更替）和不断输血（外族入侵），帝国制度风雨兼程走到了20 世纪初，并在这时结果了自己。这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因为帝国并没有从内部产生颠覆它的力量，它也不认为自己的路已经走完。按照过去的经验，它完全可以通过自身修复的功能来延续生命，却被一下断送了前程，正所谓〃歌未竟，东方白〃。
的确，清原本是不该亡的。
在中华帝国史上诸王朝中，清的疆域最大，人口最多。汉时的西域，唐时的吐蕃，内外蒙古和台湾，全都被它纳入版图，远远超过自秦开始，汉、唐、宋、明因之的〃传统疆域〃。清的人口也超过历朝历代。据统计，秦代人口不过两千万，汉最多六千万，晋一千六百多万，唐四五千万，北宋四千六百万，元末五千余万，明末六千余万，清的人口则至少上亿。所谓〃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当有不少是大清帝国留给中华民国的〃人力资源〃或〃人口遗产〃。
清的军事力量也很强大（仅次于元）。大清帝国与列强战争的失利，常常使人们误以为它不堪一击。其实，在传统战争范围内，它是战果辉煌的。我们不妨将其与暴秦、强汉和盛唐作一个比较。秦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秦始皇〃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 〃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 过秦论》 ）。结果怎么样呢？〃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杜牧《 阿房宫赋》 ）汉的军事力量也是很强的。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铁马金戈，所向披靡。〃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在汉帝国那里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结果怎么样呢？一个黄巾起义，就使它焦头烂额；一个董卓之乱，就让它命若游丝。然而大清帝国即便在遭受重创、国势衰微之际，仍尚能平定新疆，收复伊犁，镇压太平天国。至于前期平三藩、收台湾、对付教门会党，更是攻无不克。清王朝并不是〃纸老虎〃。
唐与清比较也相形见细。唐征高丽，屡征屡败，清则人关前即收服朝鲜。唐征突厥，断断续续，清则人关前即收服漠南蒙古诸部，入关后屡次讨伐准噶尔，皆获大胜，蒙古族几乎全部成为大清臣民。唐征西域，胜败无常，清出兵必胜，平定回疆，将其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征吐蕃，负多胜少，清六次用兵，五次大获全胜，终其一代，藏不敢叛。一个王朝的军事力量，其用途无非两端，一是安内，二是攘外。无论哪一项，清都不逊于历朝。即便在与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也没有像宋、明那样至于亡国。
疆域广阔，人口众多，武力强大，并不等于这个王朝就一定强盛，更不等于其统治者就一定能坐稳江山。元之疆域既广，人口亦多，武力更强，却不过百年而亡。相反，同为〃异族〃入主中原，清的寿命就长得多。而且，清帝逊位以后，尚能享尊号宫室不变，结局并不太坏。事实上，大清王朝的国运十分长久，即便从1644 年入关算起，也有267 年，仅次于汉（426 年）、唐（289 年）、宋（ 319 年）、明（276 年）。但汉有新莽，实为两代；唐有武周，实为腰斩；宋则后来只有半壁江山，北宋不过167 年。而如果从1616 年建国算起，清之国祚则还要超过明，竟长达295 年之久。这样算下来，清竟要排在第一。长治久安的秘密不在兵强马壮，更不在地大物博，而在政治清明。在同为集权政治或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清代的状况至少不能说是最坏的。相反，清之所谓〃康雍乾盛世〃，持续134 年，远远超过汉的〃文景之治〃（ 50 年），隋的〃开皇之治〃（ 24 年），唐的〃贞观之治〃（ 23 年），宋的〃太祖太宗之治〃（ 30 年），明的〃仁宣之治〃（ 11 年）。当然，诸朝还有其他〃治世〃，但断断续续，远不如清之〃治世〃连续三朝，一贯到底。
事实上，有清一代，无宦官之乱，无外戚之祸，无荒淫昏戾之君，无帝后被废被杀，应该算是〃安定团结〃。清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和摄政人物）也大多勤政。除〃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皇帝、太后寿辰），几乎日日办公，而且〃当日事当日毕〃。每天披阅奏折数十上百件，不过寻常之事。清帝国制度相当完善，办事效率和保密程度也比较高。从中央到地方，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号令畅通。因此虽然祸乱不断，却从未动摇国本，引起分裂，最后终能以和平方式，将政权完整交出。清之政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糜烂。
民生和民族也基本不成问题。所谓〃基本不成问题〃，是说其民生状态和民族关系都不是最坏的，至少没有坏到官逼民反的程度。实际上清代统治者生活尚属节俭，皇室年开支不过三万两，远远低于明的年开支一百六十一万两。他们对民生问题相当重视，政策也算宽松。自康熙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后，即宣布〃永不加赋〃，以致康熙至道光二百一十余年间，民生富足，百姓多能维持小康。晚清时虽遭太平天国破坏，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 至1913 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竟高达年均百分之十五，这岂是崩溃的迹象？当然，集权统治下广大平民的生活还是艰难困苦的。但这是历代王朝之通病，非清朝而独然。何况，清末民生再苦，也还没有像秦末、汉末、隋末、唐末、明末那样天灾与人祸并行，灾变与民变并举，饿殍piǎo遍地，饥民满国，处处揭竿而起。清王朝，不是因民生问题灭亡的。
民族问题亦然。历朝历代都有民族问题，但清的情况相对较好。汉、唐征伐不断，结果两败俱伤，只好和亲了事；宋、明放任自流，结果无力还手，终于国破家亡。元的情况最坏，公然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结果是自己也被灭了。只有清，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化敌为友，以少胜多，成功地创造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局面。蒙古是其亲戚（蒙满贵族长期通婚），汉人是其子民（康熙以后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西藏是其臣属（达赖和班禅均由其册封），新疆是其辖地（后更正式设省）。曾经让许多王朝都要头疼的〃蛮夷〃和〃外敌〃； 连同也曾被视作〃蛮夷〃和〃外敌〃的清朝统治者自己，统统变成了〃中国人〃和〃自己人〃。这真是何等了得！
当然，民族矛盾总是存在的，〃反清复明〃和〃驱逐鞑虏〃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对此要作分析。在我看来，其原因有四。一是〃夷夏之辨〃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根深蒂固，二是〃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伤痛记忆犹新，三是满汉两族在许多方面并不平等（尤其是政治待遇不平等），再就是革命造反需要一个直截了当、具有煽动性的口号了。在一个民族情绪甚浓的国家里，民族主义的口号恰恰是最煽情的，何况汉人原本是多数。但不管怎么说，清末民族矛盾决没有发展到元末爆发民族起义的程度。相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各族人民都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清王朝，也不是因民族问题灭亡的（以上综述，参考了赵无眠先生的研究成果，请参看赵无眠《 中国历代王朝大排名》 ）。
事实上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满清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远远超过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之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请参看《 中国大历史》 ）。这多半是因为他们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对于政权的颠覆时时怀有戒心，因此居安思危，殚精竭虑，扬己（满族）之长，避彼（汉族）之短，从而将帝国制度发展到了极致。也就是说，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他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并不比历朝历代差。清，有什么理由要灭亡呢？
一般地说，一个王朝所受的致命打击，无非内乱与外侵。历史上有亡于内乱的（如汉、唐），有亡于外侵的（如晋、宋），也有亡于内乱和外侵双重打击的（如明、清）。亡于外侵的，多因国力不强。比如西晋，原本是战乱中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脆弱王朝，偏又实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即门阀制度和分封制度），结果导致八王之乱，自毁长城，最后是〃五胡乱华〃。北宋（和晋一样，也是通过宫廷政变获得政权者），重文轻武，积贫积弱（财富集中于都市，兵力集中于京师，农村贫瘠，边防力薄）； 结果屡战屡败，不断割地求和，最后是〃靖康之难〃。亡于内乱的，则多因纲纪废弛。比如汉末，外戚乱朝，宦官乱政，皇帝大权旁落。唐末，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皇帝死于非命。他们的灭亡，应该说都是〃理所当然〃。明清则不同。明清两代，国力既不弱，纲纪也算严整（清又胜于明），因此都是享国日久、中间没有断裂的朝代。明代的皇帝问题不少，比如洪武杀人如麻，永乐心狠手辣，正德胡作非为，嘉靖炼丹服药，万历四十年不理朝政。但元首虽有问题，政府却还不错。明代的政府，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一套比较严密的官僚体系，又有一个基本称职的官僚集团，可以按部就班地处理军国大事，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皇帝和朝臣，大体上也都能相安无事。除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外，明代那些〃守成之君〃，一般并不过多干预内阁事务（不像清代皇帝事事乾纲独断）；朝臣也都能恪守君臣大义，绝少觊觎之心。所以，如果明清两代时间倒置，则所谓〃虚君共和〃，似乎也并非绝无可能。当然，由于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原因，也只是〃似乎〃而已。明之所以亡，原因当然也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太不讲人权，太不把官民人等当回事。明代长时间实行特务统治，东厂、西厂，锦衣卫，横行霸道，草菅人命，正所谓〃视民众为如蝼蚁〃。明代皇帝，口含天宪，滥施淫威，动不动就当众廷杖，剥皮实草，正所谓〃视人臣如草芥〃。再加上宦官用事（如刘瑾），奸臣专权（如严嵩）； 皇帝自甘堕落（例子很多），官场腐败成风（例子也很多），百姓走投无路（比如逼反李自成），也就非亡不可。
何况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运气也不好。他接手这个政权时，大明王朝已经千疮百孔，江河日下，日薄西山，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就治乱循环的气数周期而言，此时已到王朝末日；而政局的糜烂又不可收拾，王朝的弊病已积重难返。更糟糕的是，明代末年，内忧外患一并发生，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朝廷顾此失彼，哪里经得起这内外夹击？所以，倒霉的崇祯皇帝虽无亡国之德（并不荒淫，也很勤政），却有亡国之命。大明不亡在他手上，也要亡在别人手上。果然，李自成一进京，多尔衮一入关，明就亡了。
清却没有因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而立即灭亡。因为此时的清，虽非壮年，亦非垂老，生命力并未完全衰竭。但是，明的灭亡不过又一次改朝换代，帝国制度纤毫未损，反倒又延续了二三百年。清却不亡则已，一旦土崩瓦解，就连同帝国制度一并埋葬，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来者不善〃。
第六章 共和之路 二 来者不善与徒劳无益
作为一个靠铁骑和弓箭起家的民族，战争对于擅长征伐的清人来说，原本不算什么。然而这一次的〃外族人侵〃，却全然不同于以往既不同于当年的蒙古人南下，满族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