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要求帝国放弃集权却不可能，因为权力是它的生命线。一旦没有了这种强制性的集权，帝国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甚至就连限制权力也做不到。因为如果要限制，首先就得限制皇帝的权力，这就等于不要帝国制度。当然，官员的权力也有限的。但这种〃有限〃，只是相对于皇权而言。相对于民众，则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帝国既然要维持它对臣民的绝对统治，皇帝本人又不可能亲自牧民，就不能不赋予其代理人在实行代理时的绝对权力。无疑，官员们只有在实行代理时才拥有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如果不再代理皇权，那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不过这已经足以导致腐败了。没有人会愚蠢到在并不代理皇权时去搞腐败，实际上那时也不会有人前来赎买。相反，正因为官员们都明白，他们的权力只有在代表帝国时才不受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抓紧时机将其兑现为实惠。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正是许多官员在以权谋私时表现得十分猴急和疯狂的原因。
官员权力的有限，还因为他们要受到上级领导和监察部门的监督。问题在于，这些人也是官员，他们和被监督的官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等于是让大狼狗去监督牧羊犬，其效果可想而知。事实上这些官员手中的权力（监督权和监察权）也可以出售或出租，办法则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坐地分赃，就像小偷和小偷〃见面分一半〃，或者小喽啰向山大王缴纳抢劫所得一样。所谓〃官场陋规〃，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分赃行为所作的一种不成文规范。自从有了这种规范，牧羊犬们在盘剥百姓出售权力时，是更加得心应手和胆大妄为了。
显然，问题还不完全在于权力及其使用是否受到限制和监督，更在于由谁来限制和监督。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帝国不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将监督权交给人民，尽管这是根治腐败唯一可能的途径，但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则无异于自杀。因此它宁肯选择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甚至半公开地容忍腐败。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任何对权力的监督以及对这种监督的设计，都将徒劳无益甚至徒有虚名。问题并不在于技术上有多少困难，更在于帝国是否真正有监督自己的愿望，在于作为权力社会的典型（集权社会），帝国所拥有的权力是否当真是可监督的。
看来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制度，而帝国制度本身是荒谬和矛盾的。帝国是一家没有股东和股权的大公司。它的财富产权不清，权力来路不明。明明要靠赋税来支持运作，却不肯承认纳税人是主人。明明要靠暴力来维持统治，却偏要说成是皇恩浩荡。结果，最有资格进行监督的人（人民）无权监督，最该接受监督的人（皇帝）不受监督，夹在中间的官僚集团正可以上下其手两头通吃。这样的制度，又有什么指望呢？
唯一可以指望的是道德。不可否认，正是由于道德的作用，帝国的官员才不至于腐败得全军覆没。在帝国的历史上，确实不乏克己奉公的各级官员，也不乏为了遏制腐败打击贪官坚持斗争甚至以身殉职的监察官员。他们是一些有理想有信念的人。在他们看来，为理想和信念而献身，是崇高和光荣的。事实上，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帝国的表彰和人民的崇敬（比如包拯，比如海瑞）。然而就大多数官员而言，这种崇高和光荣并不可效法，因为代价太高。同样，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也不可效法，因为风险太大。比较可行的是贪赃不枉法，贪得而有厌。比方说，收取大家都收的〃耗羡〃和〃陋规〃，在权限范围内，即在不明显违背帝国法规和公认道德的前提下，为自己和他人适当谋取利益。这很可能是大多数官员的心态。平心而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人，这些官员也曾经是有理想和信念的。可惜理想和信念并不能当饭吃。过低的俸禄，使他们不能不选择大家都尚能认可的〃非典型腐败〃。我甚至怀疑，所谓〃官场陋规〃，便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而被发明出来的。
那么，帝国又为什么要实行低薪制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谓〃道德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但是〃立国之本〃，而且是〃治国之方〃。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既靠道德原则来建立，国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则来执行。这样，作为国家政令的颁布者和执行者，各级官员在理论上就应该是道德的楷模。他们应该带头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当然也就不能拿过高的薪水，以免玩物丧志，浪费奢靡。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克勤克俭，缩衣缩食，以为君父分忧，以为小民垂范，则可保国富民强，天下太平。
但这恐怕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情况则很可能是：帝国的财政根本就无法负担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我们知道，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批得力的官员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皇家的气派和官府的排场也同样是政治的需要，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帝国权力的神圣，非如此不足以让小民敬畏、番邦惶恐。这就必须有足够的财力，而〃王道乐土〃和〃尧舜之君〃的理想或假象，又不允许帝国直接向子民征收过高的赋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只能进行选择：皇家的气派是必须保证的，否则体面不存；军队的粮饷也是必须保证的，否则政权不保；可以马虎一点的，也就是官员的俸禄了。事实上在某些时期，就连这些极低或偏低的俸禄，官员们也常常领不到，或被朝廷变相克扣。东汉末年，官员上任甚至要反过来向朝廷交钱。曾任巨鹿太守的司马直，就是因为交不起新任命的〃上任钱〃，又不肯盘剥百姓，不得已自杀于晋京途中的。
看来帝国的算盘打得很精。对待军队，是给钱不给权，也不给地位。对待文官，则给权不给钱（或少给）； 但不吝地位。帝国的老板很清楚，军队的权势不可过重。权势过重则尾大不掉，因此应以金钱赎买其武力。军队有钱无权，就只会看家，不会造反。何况不给钱也不行。不给钱，就没人替他卖命。一个王朝，如果连军队的粮饷也要克扣，那就离末日不远了。文官则不必花钱赎买。因为文官原本一无所有，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是帝国赋予的，而这些权力和地位本身就是资源和财富。因此对待文官，不但不必赐以厚禄，反倒可以将其官爵公开招标，明码实价地在市场上出售。
卖官鬻（yù）爵的事在帝国之初就已发生，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则是其始作俑者。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 年）开始鬻爵，千石粟米拜爵一级。卖官则自汉武帝始，六百石可买郎官。以后历朝历代都有此类情况，有的卖实缺，有的买名义。当然，卖官鬻爵只是特例，不是通则，大多数人还是通过〃正途〃（比如科举）进人官场的。但官爵可以出售，则说明权力可以赎买。文官并无其他生财之道，不寻租又能如何？帝国既然不愿也不能拿出钱来高薪养廉，也就只能纵容（至少是默许）官员出售权力。也许，在帝国看来，有着牧羊之功的官员们让羊群奉献一点羊毛，原本就理所当然吧！
然而这就等于是将帝国的财政危机转嫁于民众了。表明上看，这似乎很高明既节省了经费，又维持了民众低税官员低薪的〃王道〃假象，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愚蠢和危险的自杀政策，因为它动摇了国本。何为国本？民为国本。民众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官员的盘剥却没有止境。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只要允许税外加税，费外收费，羊群身上的毛就总有一天会被拔光，〃官逼官贪〃的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当民众被盘剥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挺而走险和揭竿起义的事就会发生，那时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第四章 官员代理 五 龙争虎斗
其实，腐败的根子就是帝国制度，正如集权社会的敌人就是集权。前已说过，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维持中央集权的统治，就必须实行官员代理的制度，而且必须分级管理，这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官僚集团或官僚阶层。如果这个集团或阶层人数不多，规模不大，而且高效、廉洁、自律，倒也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方式。可惜这并不可能。王朝的开国之初倒是做得到的，但在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后，官僚集团就会不可避免地迅速地走向自我膨胀和集体腐败，将整个帝国腐蚀一空，然后和王朝一并垮台。
这当然并非官员的愿望，更非帝国的初衷，因此不能在主观上找原因，只能从制度中找结论。结论就在于帝国设计的这个官员代理制度，其实本身是有内在矛盾的；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官员作为皇权的代理人，是应该竭力维护帝国的利益，还是利用代理人的身份为自己谋取利益。
理论上的答案不言而喻，实际上的情况却南辕北辙。究其所以，其因有三。
第一，所谓帝国，其实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的所谓〃根本利益〃，也是抽象的。官员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们的利益，也是实际的、具体的。当抽象的理论遇到实际的问题时，常常是理论为实际所化解。官员们要吃饭穿衣，要养家糊口，要升官发财，这是他们不能不做的事，也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些问题和所谓〃帝国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也就只好将后者暂时束之高阁，或者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第二，帝国在设计其制度时，并没能很好地处理它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照理说，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是利益的双方。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双赢的合作。然而作为授权方，帝国显然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没有明确过。它既未能让代理人占有一定的股份，又未能规定代理人依据业绩来提成的比例。帝国奖励官员的唯一办法是提升他们的官职、品级、爵位。然而官员的升迁却实际上往往不是根据政绩，而是由别的因素来决定的，晋升职务未必真正能够起到激励官员为帝国效劳的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代理人并不能从其代理中得到相应的利益，除非他以权谋私。
第三个原因，则是自从帝国制度建立以后，官员就逐渐职业化了。大体上说，历代官制，春秋用贵族（世袭），战国用士人（客卿），秦汉靠推荐（举察），魏晋看出身（门阀），隋唐以后则通过科举进行选拔，平民和庶族大量进人官僚阶层。这在帝国，也许是出于〃天下为公〃的考虑，即越是与皇家、与权势集团没有关系，就越是可能秉公执法，也越不可能篡位谋逆。这当然并不错，但也会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即由于帝国的产业不是官员们的，帝国的兴亡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也不会为所谓〃帝国的根本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不是因为儒家道德信条的约束，他们就连改朝换代也不会十分在意。事实上也有真不在乎的，比如五代时的冯道，便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皇帝是沙陀人、西夷人，还是汉人，他都坦然而怡然地做他的宰相，长袖善舞，左右逢源。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心态，即只管代理皇权，而不问那皇权来自何处。
尽管冯道的做法颇为清流正派所不齿，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没有代理人心态。所谓〃代理人心态〃，也就是〃非主人翁心态〃，或〃打工仔心态〃。这些〃代理人〃或〃打工仔〃心里很清楚：羊群不是他们的，他们也用不着为了牧场长远利益的最大化约束自己。相反，如果不利用这一可乘之机顺手牵羊，一旦失去代理权就将一无所有。因此，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对百姓的过度盘剥终将导致王朝的灭亡，也不会稍稍延缓或减少一下这种盘剥。
实行〃家臣制〃的邦国时代就不大会这样，因为那时的〃官〃不是职业官僚。卿也好，大夫也好，都有自己的采邑。他们的〃家〃和诸侯的〃国〃是连为一体，休戚与共，至少也是唇亡齿寒的。他们的〃出仕〃也不是为了谋生，而真正是〃从政〃，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帝国时代当然也有这样的官员，但这是少数。大多数人是以做官为谋生手段的，即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帝国时代后期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投资项目〃：钱商看准某人〃前程远大〃，便在其贫困时主动借贷与他，然后在其就任后加倍索还，以此牟取暴利。可想而知，这样的官员在成为〃一方父母〃时，不刮地三尺那才是怪事！
所谓〃官僚集团〃便正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之间，有个人恩怨，有宦海情仇，有门户之见，有朋党之争，但也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代理人阶层〃的利益。正因为这种利益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官僚集团的，因此一旦改革或变法触及这一利益，官僚集团就会暂时停止他们之间的党争，群起而攻之。甚至对某个贪官污吏的整治，也会引起他们的兔死狐悲之感，如果这个贪官不是〃太不像话〃的话。这也正是历朝历代的改革变法和反腐斗争屡遭失败，改革者（如王安石）反倒被目为〃小人〃、〃国贼〃的原因之一。
的确，由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帝国的官员已职业化，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业代理人阶层〃。他们是既不同于皇亲国戚，又不同于一般民众的一群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关系称谓、习俗礼仪，甚至仅属于这一阶层的语言符号，即〃官场规则〃。当然，他们也有着作为一个阶层和集团的共同利益。当帝国的利益和他们的集团利益相一致时，他们是支撑帝国大厦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一旦利益相冲突，则很可能集体地与最高统治者相抗争（明代就曾如此），或集体地消极怠工（清代就曾这样）。帝国对于这个集团是无可奈何的既不能不依靠他们，又不能不防范他们，最后则不得不与之妥协，达成彼此一致心照不宣的某种默契。因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可以撤换和惩治其中的某一个人，却无法端掉整个官僚集团。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和他们斗智斗勇，反复周旋。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斗争。表明上看，皇帝是强势的一方，官僚集团则处于弱势，因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皇帝握有最高仲裁权。但是皇帝权力虽大，人数却少，也就是他自己和极个别几个亲信，而且这些亲信还往往是太监之类的〃阉竖〃。官僚却是一个庞大的集团。他们人数众多，势力极大，关系复杂，消息灵通。皇帝要和他们作斗争（比如要整顿吏治肃清腐败），注定了只能是孤军奋战，而且往往没有好名声（如雍正）。
更何况，这个集团实际上垄断了帝国所有的资源，包括权力和信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下层的民众是与政治绝缘的。皇帝既想不到，也不可能利用他们来对抗和制约官僚集团。至于高高在上的皇帝本人，尤其是那些后世〃守成之主〃，则养在深宫人未识。他们既不了解实际情况，又不熟悉操作过程。除了被官员们哄骗，不会有别的结果。
事实上欺上瞒下是官员们的惯用手法，官官相护和偷梁换柱则是他们的生存策略和看家本领。所谓〃欺上瞒下〃，通常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报喜不报忧〃，一种是〃叫苦不叫累〃。报喜不报忧，政绩就显赫；叫苦不叫累，经费就充足。反正要官时就报喜，要钱时就哭穷。如何汇报情况，全视其需要而定。甚至打了败仗，也可以报捷；吃了大亏，也可以庆功（请参看拙撰《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最高统治者听到的，不是〃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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