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有时也波及贵族以至宫廷了。
此后便有汉明帝求法的故事，说永平七年（公元64年）甲子，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明日遍问群臣：此是何神？太史傅毅答说：听说天竺有得道的，名叫作“佛”，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陛下所梦或者就是佛。于是明帝派遣了羽林中郎将率博士弟子十余人，前往西域寻求佛法。在月支国遇到天竺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带了经像同回中国。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洛阳。迦叶摩腾译出《四十二章经》一卷，是《阿含经》的选译本。经典译成之后，明帝将译本秘藏在兰台石室，未广流传。二人初到洛阳时，被招待在鸿胪寺，鸿胪是掌管诸侯和外国朝觐的，寺是古代官署的名称，后来明帝特为他们建立了专用的住所，因此也用了寺的名称，叫作“白马寺”。
其实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另有隐情，并非是汉明帝真的信奉佛教，实际上是他在利用佛教。
汉明帝求法这个故事发生的同一时间发生了另外一个对佛教有关的事情，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既宠信佛教，又信奉黄老。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下诏天下有死罪者可以用缣赎罪，刘英派人到国相献黄缣白纨赎罪。明帝得知，立即下诏说，刘英既信奉黄老，读诵黄老之言，又祭祠佛陀，并且按照佛教的规定定期持戒吃素，对于他派人上缴黄缣白纨赎罪的做法表示谅解，示意他无罪，不必心怀不安，并令退回缣纨让他作供养居士、僧人之用。
如若将汉明求法与楚王英奉佛二事联系起来看，便可了解故事的原委。汉明帝夜梦金人，正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可见当时由于楚王交结豪侠，崇奉佛教，得到教众的拥护，声势浩大，有凌逼帝位之势，引起明帝的深刻忧虑，以致夜梦金人，也就不得不遣使求法，藉此以与楚王争取教众，毕竟这种办法缓不济急，便下诏抚慰楚王。
五年后的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汉明帝便以谋反的罪名贬迁了楚王，结果楚王刘英自杀，同时还兴起大狱，楚王门下宾客和亲戚被杀和判刑的千余人，系狱的有三千余人，楚王门下的桑门、伊蒲塞当等僧侣也在其中。明帝的政敌既除，求法之举便无必要，因此译出的经典也就缄之兰台石室而不向社会流传，并且有鉴于楚王的利用佛教，因而禁止汉人出家奉佛，佛教受此打击，所以此后八十年中寂然无闻，毫无有关佛教的史实记载，到汉桓帝时才出现了佛教的史实。
天子刘辩的诏书发往各处，各地世家豪强本来都尊信儒家思想，对佛家思想有抵触，又因其是外来神灵，又多由西域胡人僧侣传道，抵触心理很盛，于是各出兵马，将那些四散的僧侣擒获，其中所谓得道高僧有数十人，名传后世的有安世高、安玄、严佛调、支娄迦谶、竺佛朔、支谦等人。
安清，字世高，是安息国太子出家，他的名字是到大汉后根据大汉习惯所起的，不是他的西域原名。他的学问很渊博，懂得天文、医术以及鸟兽语言。他尤精阿毗昙学和禅经，他的教导方法是令人深信三世因果而努力于禅修以求解脱。他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译品中最重要的有《安般守意经》、《阴持人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道地经》等。
安玄，也是安息人，因经商到洛阳，受职为骑都尉，秉持法戒，博诵群经；常与沙门讲论道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与严佛调共译经二部，其中《法镜经》是谈三归、五戒、布施、悔过等法义的。
严佛调是临淮郡人，出家为沙门，从安世高学佛，以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于洛阳译经五部，当时称安侯、都尉、佛调三人的传译为难继。佛调又撰《沙弥十慧章句》，是为汉人撰述佛典之始，佛调所译《菩萨内习六波罗蜜经》也是谈六妙门的，同时继承安世高禅学的有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惠等。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是月支国人，以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来洛阳，至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译经二十三部，其中最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即《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三卷，前一经对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起了主导的作用，后二经对汉土净土思想奠定了基础。
支娄迦谶有弟子支亮，支亮有弟子支谦，三人学问渊博，受到当时的赞扬说：“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特别对于支谦称赞说：“支郎眼中黄，形体虽细是智囊。”当时帮助支娄迦谶翻译的有竺佛朔，从二人笔受的有信士孟信、张莲，此时还有康孟详、竺大力、昙果译出佛传，使人了解释迦如来的事迹。
以上这些僧侣多被当地官吏或世家豪强所缉拿，押赴邺城，交由通天教两位天师佐汉天师左慈、辅汉天师于吉处置，两位天师施展他们的道术，让这些僧侣把他们在推崇佛教过程中撒过的谎、做过的恶都倾诉出来，再载入大汉日报，传于大汉各处，让普通民众都了解到这个天竺教派里面不堪入目的一面。
当通天教教皇刘辩、教尊吕布、辅汉天师于吉、佐汉天师左慈、护教莲花圣女王鲁莲、护教香艾圣女赵爱儿、护教芍药圣女郭芍药联名对普天下通天教教徒们发出圣战令，呼吁各地通天教教徒挺身而出，为捍卫圣教的圣洁，勇敢地跟外来邪教斗争。
一时之间，举凡佛教、拜火教、萨满教等一系列外来宗教全部遭到官府取缔，更遭到通天教教众攻击，通天教在这几年时间里发展迅速，已经拥有上千万名信徒，这些信徒一起出动，所有的外来宗教、那些不知所谓的外来神灵、本地土神都被掀翻打倒，从此之后，大汉境内只有大汉民众认可的代表大汉文化的神灵盘古、华胥、伏羲、女娲，以及随后衍生的炎帝、黄帝、姜尚、老子、孔子等仙人。
吕布眼前为之一清，阿三们创造出来的神灵不再腐蚀汉人的精气神了，吕布心情非常愉快，不得不自豪地大吼一声：“这场宗教战争真爽！”
第737章 终极信仰
很多人认为，因为中土官府长期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又早就确立了儒教统治体系，其他外来的或者自产的宗教体系无法在中土与儒家思想相抗衡，而只能选择依附于儒教发展，而且汉人重实际，少有人为宗教这种虚无的东西拼命，所以中土自古没有宗教战争。
吕布对此轻晒道：“那黄巾起义、白莲起义、方腊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起义算什么呢？”
从宗教角度，黄巾起义的实质是道教的分支太平道跟儒教的战争，白莲起义同样是佛教的分支白莲宗跟儒教的战争，方腊起义则是外来的摩尼教跟儒教的战争，太平天国则是本土化的基督教跟儒教的战争，义和团起义则是本土宗教义和团跟外来天主教的战争，更不用说从南北朝一直蔓延到清朝的佛道两教之争，又怎么能说中土自古没有宗教战争呢？！
吕布对此只能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细数这些宗教战争，给中土带来了数次生灵涂炭，因黄巾起义、历次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等宗教战争而死伤的汉人不计其数，其中因太平天国而致汉人死伤近一亿多人。
吕布推想，若是大汉民族有统一的稳固的宗教信仰，这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
在后世有人设想过，若汉人以儒教为统一的稳固的信仰，会如何如何，或者以道教为终极信仰，会如何如何，不可否认，除了那个舶来的极端不靠谱的佛教外，儒教、道教在汉人的信仰世界里都曾发挥过重大的影响力，可惜它们各有各的致命缺陷，都不足以成为终极信仰。
汉兴以后，上层崇尚黄老之道，无为而治。汉武帝之时，无为变成有为。当此之时，儒生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推崇为正统意识形态，学者只准研究儒家经典，博士学位只设“五经博士”，做官只从通晓儒家经典的人中选择。这样一来，谁都明白要有前途只能研究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就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特别是隋朝开始的科举取仕制度后，历时一千多年，儒家学说与专制皇权互相依靠，排除异己，其他意识形态就更难与争锋。
但是，儒学本身是不能变成宗教的，因为儒学本身提倡“入世”，儒生通晓儒家学说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精神上信仰上获得满足，而是为了获取一个进身之阶，从而影响当政者，达到内圣而外王的境界。官府从儒学者中取仕，当官的辉煌前途及俗世的幸福吸引力消解了儒生在精神领域的追求，儒学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努力为统治阶级服务。儒家提倡祖先崇拜，并且规定了一套宗法礼教，这一套类似于原始宗教的东西受到皇权的支持，作为了宗教的替代品，在汉民族中筑起了一道抵御其他宗教的防火墙。
道教也曾被某些朝代封为国教，但就道教的思想和表现来说，它不仅没有完胜儒教、佛教，反而一直被儒教、佛教压制着。
曹操、曹丕鉴于黄巾起义的教训，害怕下面的贫民利用宗教组织起来进行造反，便对早期道教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进行限制或镇压，另一方面又进行利用和改造，曹操将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一些神仙方士，如左慈、甘始、郄俭等，召集到身边，既可以谋求养生方术以延年，又可以防止他们鼓动老百姓造反，最后分化瓦解了当时的道教组织，使之陷于混乱。
隋文帝对道教采取怀柔政策，修建道观。隋炀帝杨广崇道更甚，在位时于长安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观，杨广还亲自召见茅山宗宗师王远知，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命于都城长安建玉清坛以处之。
北宋历代帝王承袭唐朝道儒释兼容和对道教崇奉扶植政策，宋真宗称赵氏始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赵玄郎下降于延恩殿，于是加封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次年虔诚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行幸亳州太清宫，谒拜老子神像。
明朝正一道的政治地位居道教各派之首。早在朱元璋攻占南昌时，正一道第42代天师张正常就曾谴使拜谒，密告“符命”，与朱氏接上关系。明朝开国后，张正常于洪武元年入朝礼贺，明太祖封他为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洪武五年，又敕令张氏永掌天下道教事，从此正一天师便上升为道教各派首领，其地位较元代正一天师统领江南道教更高。
为什么道教没有成为汉民族统一信仰的宗教呢？因为道教的思想是把个人的健康长寿当成目的，讲求个人清修对于激烈的社会竞争不是像儒家那样去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而是采取消极避让的态度；其二是道教的思想非常玄，道教经典对于一般老百姓也十分难懂，制约了它向中国广大不识字的民众传播。
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很长一部分都是非主流，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大一统皇权专制没有了，儒家正统地位也失去了依靠，中国四分五裂，佛教这个异族宗教乘虚而入，从此在中国大地占稳了脚跟，并且主要还是先在北方那些非汉族政权那里获得成功，然后才突破长江进入南方。
可是，一旦中国在隋唐恢复了大一统政权后，儒家正统地位很快获得恢复，毕竟儒家学说才是皇权专制的同构体。从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仍然只考儒家经典。相信佛道，在政治上是没有前途的，制约了佛道的传播。只有那些政治上一时失意的官僚和文人，才把佛道作为精神寄托的手段。
再到后世，因为某个外来的政治宗教进入中土，使得中土儒佛道全都一起遭殃，当时全国各地大小寺庙被毁无数，全国性宗教组织禁止活动，虽然后来拨乱反正，宗教组织开始恢复活动，各地寺庙恢复很快，信教群众也逐渐增多，但汉人对任何一种宗教的信仰都混乱了。
汉人一会儿往佛教寺庙拜佛求签，一会儿去道观请签，哪里有神就到哪里去拜，遍及全国的乡村的庙宇，也是三教大小诸神都供奉，虽然表明汉人的信仰包容性强，另一方面也表明汉人缺乏坚定的信仰，对于信仰抱着实用主义的目的，大多为现世牟利，解决眼前困难等物质上的追求。什么都信仰，恰恰是什么都不信仰。谁管事就求谁，谁起作用，就给谁进贡。就像他们对待官府官僚那样的态度来对待诸神，难道是有宗教信仰吗？活脱脱的功利主义的写照，这完全是没有信仰的表现。
吕布不无悲哀地想到：“董仲舒之后的儒教思想专制破坏了消解了汉人的宗教信仰，某政治宗教的文化暴政更摧毁了汉人最后仅剩一点的精神信仰，从此之后，汉人没有信仰，没有对神灵的敬畏之心，没有原则，没有良心谴责，剩下的只是对专制独裁官府的恐惧，一切以眼前利益为行为准则，这样的社会如何产生和谐？如果连儒家宗法礼教都被破除了，维系这个民族团结发展和抵御外敌的纽带就只剩专制官府了，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什么世界第一大人口民族在外敌面前就像一堆沙子那样没有力量，难道没有原因吗？中国在历史上也不止一次亡国，近现代也几次几乎成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难道还不令人深思吗？”
就后世的糟糕情况而言，即便不恢复其他宗教信仰，只恢复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宗法礼教，对恢复大汉民族的伦理道德准则也有好处。与中国同样属于儒家文化传统的韩国可以在这个方面做个榜样。儒家文化传统在韩国保存得相当完好，虽然韩国很亲美，信仰基督教的也日渐增多，但高丽民族很团结，他们一致抗日的态度就能让大汉民族为之汗颜，虽然说高丽棒子有强烈甚至偏执的民族思想，但它们的政治民主化了，经济也跻身发达国家水平了，对外团结、政治民主、经济发达胜过大汉，以此来看，儒教的健全发展不但不会阻碍民主和经济的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政治的发展。
儒教思想是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呢？非也，韩国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又纳入了美式民主，才有后来的经济与民主的发展，天朝只搞尊儒复古，而不纳入欧美的民主制度，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特别是吏治。
儒教，跟后来某个舶来的政治宗教，其实都是政治信仰，绝对无法替代精神信仰，那些只有政治信仰而无宗教信仰的人，是非常危险的。
吕布抬头仰天，对着另外一个时空大声说道：“政治信仰的核心是利益，对象是权力，关注的是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与享有的各种权利，它沉湎于物质世界的纷争而荒废了精神世界的耕耘，无神论者的政治信仰更是将自己的野心、欲望推向极致，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承认自己的渺小，不相信因果报应而无所顾忌，任凭私欲将自己引向罪恶的深渊。”
吕布相信，宗教信仰的核心是情感，对象是心灵，关心的是精神的解脱，宗教信仰赤诚坚定的人容易摆脱物质世界的困扰，能够超越具体利害关系的羁绊，将心灵留驻净土，与自然融为一体。宗教信仰则伴随人类始终，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将会更加明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类的精神寄托问题，带给人们的是安详、平静、慈悲、宽容、博爱、智慧与无畏。
所以吕布才致力于建设一个完善的宗教，现在看来，通天教的表现优于其他宗教，而且还在吕布的不断改造下不断完善，定然会成为大汉所有民众的终极信仰。
第738章 灵帝不昏
吕布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