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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社稷次之”，可以这样理解：国家的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它的国体和政体，它的民族结构，都不是最终的诉求，而是保障公民实现天赋权利的合适选择，它必须永远符合全体公民以适当的方式作出的决定。单一制、联邦制、独联体并不重要，总统制、议会制并不重要，任何主义并不重要，由公民来决定和改变决定才重要。
孟子的“君为轻”在非典型奴隶制和非典型封建制结合的专制时代，孟子宣称君为轻，足以让几千年来掌握着相当国家权力的儒家弟子们汗颜。在孟子看来，国家的存在方式都可以讨论、可以变动，而且连周家天子坐不坐天下是最次要的事，那么几千年后，只能直白地说：“谁执政并不重要，谁执政要由公民说了算，谁执政都必须对公民负责，谁也不能自证代表公民，每一个公民都是自己的代表。”
从孟子的逻辑中，不难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一、人权大于主权。二、“君为轻”为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理论平台，只是民族问题在现实中和理论上没有解决好，如果清王朝是汉人政权，十九世纪末走向君主立宪，将是中国最佳的选择。
以此推之，孟子的伟大可见一斑。
第716章 三个平等原则
或许有人说，你吕布已经距离皇帝一臂之遥，你要搞什么民主，不是自掘坟墓吗？
不，吕布从二十一世纪来，看惯了专制独裁统治的种种坏处，也受够了专制独裁统治的种种罪恶，他即便想让自己吕家家天下，也绝对不是重复中国那三千年的旧制度，起码是君主立宪制度，起码是民众有权监督官府的制度。
以这种制度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存在来看，非但不会削弱最上层的统治，还会让最上层和最下层联合一起，形成对官僚层次的联合监督，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吕布推动得好，也许中国从此就可以避免改朝换代的痛苦。
吕布这些天，沉下心，一直在思考将把中国带往何方？
如果想要做皇帝享乐，李世民的唐朝、赵匡胤的宋朝、朱元璋的明朝，都是可以效仿的对象，但吕布不想那么重复历史的老路。
因为很明显，那样的老路是邪路，是歪路，不是正路，吕布不想让子孙万代继续重复王朝更替的惨剧。
儒家理想中的封建帝国是千家万户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铁制农具耕种收割的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和基层的里甲组织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国君恩赐给各层臣民的相对权利，并向社会提供福利。每个王朝的开始几十年里，都是这样度过的。
可在随后的日子里，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均衡体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吕布不想重复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的老路，一心一意谋求家天下的万万代，却跟任何独裁统治一样无法长久，顶多维持两百年，短则连二十年都无法维持，吕布不想让自己的子孙万代重复李家、赵家、朱家的命运，他必须要为自己以及子孙万代想出一个可以持续久一些的制度。
吕布的目光放在古今中外各个国度，以他看来，那些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君主们确实据有前瞻的眼光，因为他们直到二十一世纪还保有皇位，而那些拒绝妥协，认为自己能力无边，皇位可以传个千万年的早都灰飞烟灭了。
如果能够让大汉往君主立宪的模式发展，使大汉平稳过渡到真正的自由公正的法治社会，不再以暴力突变的方式发展，让中华结束每次改朝换代都是暴力战乱的轮回，那么吕布的功绩可谓中华第一人了，什么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唐太宗都远不如他，更别说女真族那个麻子野猪皮了。
君主立宪制度，从制度契约上约束了君臣之间的责任、义务，君主的权力被约束，就可以避免子孙后代现昏聩残暴的而致使天下大乱，中国每次改朝换代都要死掉三分之一甚至八成以上的民众，其实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很显然，仅仅是君主立宪制度，并不能保证后世不乱，必须要遏制官僚的权力，而这一点仅靠皇室、贵族与官僚的操守是远远不够的。
吕布不用去二十一世纪搬用欧美发达国家的理论，他只用去从儒家经典里的《孟子》里面找，便可以找得到以天下人监督官吏的思想基础。
作为思想家的孟子，他对民主最大的贡献不仅是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命题，他同时还制定了民主的政治原则来保证老百姓的权力和利益。关于民主的政治原则，孟子提出：“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孟子意思是说，国家选拔官吏，左右亲近的人说这个人好不行，朝廷上的大臣们都说这个人好也不行，国内的百姓都说这个人好，才能进入考察阶段，考察后确实好，才能用他，孟子认为任用官吏应该走这种民主程序，罢免官吏乃至惩罚官吏也都应该走这种民主程序。
但孟子这番话里面有个漏洞，一个国君，躲在深宫大院，怎么会知道“国人”怎么说？即便出宫去察看，恐怕也不容易得到真实的信息，地方官吏还可以弄弄权术，制造虚假信息来糊弄国君的，所以国君一个“察之”实在是好笑，仔细分析下去，孟子的话都要落空的。后来二千多年的儒学实践中，实际上也只是成了皮相，作了一点“法、术、势”的漂亮外衣而已。
解决这个“国人”之意的最好办法，恐怕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组织起来，让“国人”来投票，每个国人就代表他自己，投一票。让那个贤人自己出来推销自己，使国人认识他，如果大家认可他，那么他就可以上任，如果在这个过程出现严重的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么中途还可以弹劾下台，如果触犯法律，可以对之行之以法。西方的民主法洁社会，就是依靠这套程序来达到遵从民意，服从民意，并且保护老百姓不饥不寒，过上免于匮乏与免于恐惧的生活的。
吕布现在不推行全民公投的选举制度，将来也是会推行，推行的伦理前提便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而且唯有认定人人平等，惟有尊重每个人的主体地位，发挥每个人的潜能，让每个人都加入到法治事业的建设中去，人与人的理性交往、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其中的关键就是坚持法治、反对人治、规范权力，让权力这匹野马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正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明确宣称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吕布又招来通天教佐汉天师左慈、辅汉天师于吉，以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佛教的“众生平等”以理论基础，推导出“天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教义：“人都是天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每个人都是天神的后裔，都是天神的孩子，天神会爱每一个孩子，不抛弃每一个孩子，在天神面前，众生皆平等，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高贵，无论你出身富贵还是贫贱，无论你丑陋或者俊美，无论你愚笨或者聪慧，只要你一心向善，积累功德，天神都会引导你升入天堂，天神面前，人人平等。”
吕布又招来御史大夫田丰、廷尉法衍、刑部尚书应劭，以法家韩非所说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引申开去，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这几个字挂在御史台、廷尉与刑部衙门上。
吕布之所以煞费苦心推出“天神面前人人平等，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三平原则，是为了他以后推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改革做铺垫的，有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到时候下级监督上级、民众监督官吏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第717章 新五德始终
人人平等实在是划时代的思想革新，定然难免会出现天下舆论汹涌，吕布便又让司徒郑玄用他开创的新五德始终说来说服那些对吕布这三个平等强烈反对的世家人物。
郑玄之前虽然屡次拒绝何进、袁隗等人的征辟，那是因为郑玄知道他们都不成器，而且他们提供的官职都不能发挥郑玄所长，所以郑玄拒绝，吕布从黄巾军手中救了郑玄，还将他儿子郑基恩从管亥手中救出，郑玄感激吕布恩情，吕布又举荐他为司徒，负责教化民众，正好发挥郑玄所长，郑玄便欣然赶赴邺城。
郑玄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军阀割据是痛心的，极力宣扬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宣扬忠君思想，强调地方眼从中央，地方要以顺道来事奉君主，人臣为君而死就是尽忠，是义、勇兼备的行为，而正直、刚克、柔克三德，为人臣者必须具备其一，他在注释群经时总是神化君主，要求地方诸侯服从君主，把封国的财富贡献给天子。他注《周易》与《周礼》，常常寄托自己君贤臣忠的政治理想。吕布就是用郑玄这种名士来为自己宣扬大一统的思想，抨击袁绍、刘璋等人的割据。
郑玄也加入了通天教，因为他一直存在神学思想，他认为有人格化的天神存在，它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如其《尚书五行传注》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其政道则神怒，神怒则材失性，不为民用。其它变异皆属珍，珍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即见适于天矣。一事失，则逆人之心，人心道则怨，木、金、水、火、土气为之伤，伤则冲胜来乘珍之，于是神怒、人怨将为祸乱。故五行先见变异以谴告人。”
郑玄神化阴阳、五行，用阴阳气的盛衰解说事物的变化，跟这个时期流行的五德始终说紧密相连。
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行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常常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作解释，把每一个朝代都赋予一种德，一切制度皆与某一种德相应，按照一定的次序，前德胜后德，而不是相反，这个次序是：土一木一金一火一水，五德循环往复，相代而兴，历史也就如此推演下去。后来，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常常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当中所谓“承运”就是五德终始说的“德”运。
如此而论，黄帝是土德，夏朝就是木德，商就是金德，周自然就是火德，秦朝就是水德，汉初续秦水德，汉武帝应土德，刘秀开国始应火德。三国鼎立，其实就是水、土、火三拨人争来打去，魏是土德，那么晋就应该是金德，因为土生金。
吕布在后世看一本穿越到三国的网络小说上获得启示，认为五德始终说应该另有新解，不该这么无聊。
吕布便找来郑玄，给他阐述了吕布眼里的新五德，吕布费尽口舌，终于让郑玄领悟到一个崭新的学说。
朝会上，郑玄开始阐述他的新学说：“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相生相克，缺一不可，自古以来，王朝的更替也正是缘于此，正因为旧的王朝失去了五德中的某一种‘德’，使得天下的五德无法正常的运行，才会被新的王朝所代替，而新王朝之所以可以代替旧王朝，就是因为他得到了旧王朝丢失的那一种‘德’，并且这种‘德’重新扶上他应有的位置，使得五德再一次的正常循环。”
御史大夫田丰、尚书令董昭早跟郑玄对好吕布授意好的台词。
御史大夫田丰抢前一步，疑问道：“五行相生相克，五行又配之五德，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一德，如黄帝尚土德、夏尚木德、殷尚金德、周尚火德，五德循环往复，朝代便兴亡绝续，我等皆知此理，但新王朝之所以可以代替旧王朝，就是因为它得到了旧王朝丢失的那一种‘德’，此论甚为新颖，请康成公详加阐述之！”
司徒郑玄早就跟吕布对新五德讨论清楚了，便胸有成竹地答道：“刘向、刘歆父子根据《周易·说卦》中‘帝出乎震’一语，按照五行相生原理重新排列古史次序，太昊伏羲是木德；炎帝承接伏羲，木生火，于是炎帝就是火德；接下来火生土，黄帝就是土德；少昊以金德承土，以此推论下去，颛顼帝以水德承金，帝喾木德承水、唐尧火德、虞舜土德、夏禹金德、成汤水德，到了周武王的时候，水生木，于是周代就是木德，刘向父子因秦朝暴政只有两世，忽略不计，以此推论，大汉继承的是周代，木生火，于是大汉就是火德了。刘向父子认为王朝之间的更替不是相克的关系，而是相生的关系，不再是新德胜旧德，应该是旧德生新德，刘向父子之论沿袭至今，诸位以为如何？”
郑玄见众人皆点头称是，便冷声道：“秦虽残暴不仁，却有一统六国建立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