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吕布一统三国- 第380部分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堂大门，老师的话比父母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学堂的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稍大一点，开始工作了，上司的影响，同事的影响，朋友的影响，书籍的影响，以及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外界影响，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一贯地以父亲如何而定。父亲是学识渊博的达官贵人，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行得正做得端，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

同样，父亲不是什么学识渊博的达官贵人，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我们大汉的开国元勋布衣将相都是明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只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有一句诗写得很好，本公有必要跟诸位分享一下，“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你们都是受孔孟之道儒家思想熏陶的，因为我们成功地执行了全民教化的政策，使得所有民众，无论是农夫，还是商贾，甚至是奴隶，都接受了孔孟之道的教化，你们敢否定孔孟之道的教化之功吗？你们真的相信孔孟之道是无比正确的吗？你们真的相信孔孟之道在教化民众上是战无不胜的吗？那么你们就不应该认为父辈的影响比一切都强大，至少一个贵族之后若不好好读书，根本无法跟一个认真读书的农夫之子相提并论。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而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连。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

现在有些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著眼于出身，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人才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劣马”了。

我们必须要摆正出身与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授予爵位、官职，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

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人？大错特错，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会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父亲的老脸到处要人买账。出身这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才俊的现实表现了解清楚了，出身之类的玩意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爹英雄儿好汉，老爹反动儿混蛋。”若是按照这两个俗语活着，高祖做秦朝的亭长，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尚为农民，樊哙尚为屠狗者，周勃尚为织薄曲吹箫者，灌婴尚为贩缯者，娄敬尚为戍卒，萧何、曹参尚为小吏，我们大汉帝国恐怕永远不可能矗立起来，我们还活在暴秦的统治之下。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不是像畜生一样蝇营狗苟地活着，就是因为他不甘心命运的安排而力争上游。

若是屈服于这出身决定一切的论调，每个农民都得过且过，不好好耕田，每个战士都得过且过，不好好作战，那我们大汉又何以立国，那些世家又何以保障自己家族百年甚至更长的昌盛。

我们必须要树立这样的风气，努力为国家贡献力量的人们应该得到尊重，应该得到奖赏，反之，那些躺在祖宗的功劳薄上浪费国家钱财的纨绔子弟应该遭到贬斥、鄙夷。

现在你们都从大汉日报以及各地广发的邸报上了解到我们大汉现在面临的情况，虽然比四五年前要好上不少，但依然内忧外患，特别是外患，我们大汉的年轻人依然有无数建功的机会，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年轻人只要肯干，不怕吃苦，就有许多封官加爵的机会等着你们。

不可否认，那些出身高贵的世家子弟，你们是比一般寒庶子弟高一些，只要你们踏实肯干，你们可以一直延续家族的荣光，但只要你们稍加懈怠，贪恋富贵生活带给你们的骄奢淫逸，或鬼迷心窍，妄图以一家之力抗一国之威，你们就有可能保障不住祖宗父辈带给你们的荣华富贵，便如弘农杨家，就因为杨彪的一念之差而毁于一旦，便如太原王家，就因为王允依附董卓而毁于一旦，便如汝南袁家，因为袁绍、袁术兄弟的野心勃勃而四分五裂，不再复昔年四世三公的威风。

朝廷尊重你们祖先与父辈为大汉做出的贡献，所以容许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世袭，但朝廷不容许你们躺在祖先父辈的功劳上睡大觉。换句话就是，我们尊重你们的出身，但我们更尊重你们的表现，你们的贡献。

那些出身寒微的年轻人，你们是比一般世家子弟低一些，但只要你们牢记那些开国的布衣将相的光辉例子，踏实肯干，努力为国家做出贡献，用尽你们的聪明才智，也许十年之内，你们都要被出身高的年轻人压在下面，但请你们不要气馁，不要懈怠，十年开外，二十年，三十年，你们肯定能攀登到各自的高峰，便如当年的开国布衣将相一样，加官进爵，封妻荫子。

第713章　孔子的悲哀

吕布的几篇文章暂时让邺城朝廷治下的世家人物都停止了对平民可获得勋爵、士爵爵位的纷争，但由于袁绍、袁术、陈珪等邺城朝廷治外的世家人物的推波助澜，大汉境内对吕布如此做法的争论非议还在进行。

吕布并不准备强制地压下这股争论，他认为，真理就是要越辩越明。

吕布就是要通过这争论，让大汉万民看清楚，让他们不幸的到底是谁！

让中华儿女不幸三千年的祸端是官本位，而官本位的祸端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的存在是三千年来所有朝代的权贵都不认可“人人平等”。

因为不认可“人人平等”，所以只尊重、重视那只占汉人极少数的官僚权贵们的价值，而不尊重、忽视、无视那占汉人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们的价值，国家的结构一直是金字塔形状，上面少数人骑在下面大部分的脖子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洋洋自得，这些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下面的民众被欺压得奄奄一息，每日都为生计奔波，无暇多想，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创造力被严重遏制，到满清时期被压制到最谷底。

西方虽然被基督教的等级制度压制得黑暗野蛮了近一千年，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横空出世一来，西方的平民的价值被重视起来，工匠瓦特改变了东西方力量的对比，自此以后，西方人的创新能力因为他们价值被重视起来而全民涌动，如同尿崩一样，飞速地把东方大国甩到屁股后面。

而东方大国虽然经历了几次革命，但影响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官本位、不尊重人权”的现状却一直没有改变，每个中下层民众的价值都在持续不断地被官府蔑视、轻视、忽视，官府鼓吹创新，却根本不保护创新产权，民族的创新能力一直在被遏制、摧残，民族复兴指望牢牢把持官本位的官僚，无异于与虎谋皮。

虽然吕布心里洞若观火，明白整个民族沉沦不起的根本原因，却无法通过自己的嘴巴讲给大众，因为吕布自己在思想、精神领域不是权威，思想上，经神郑玄才是，精神上，天师左慈才是。

吕布想要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所有文人官吏的脑海里，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只会适得其反，他只能先说服郑玄、左慈等人，再通过他们去灌输大汉民众“人人平等”观念，才靠谱一点。

司徒郑玄来到吕布的大司马府，吕布见到这个海内人望的经神，第一句话竟然是：“郑司徒，本公今日同您谈谈孔圣的可怜可悲可恨之处！”

郑玄大惊，错愕地望着吕布，大司马脑袋出问题了吧，竟说这样的话。

吕布见郑玄错愕的表情，微微一笑道：“郑司徒，莫要惊慌，且听本公细细道来。”

吕布跟郑玄谈了一下他对孔子的儒家思想的看法：

孔子的儒家思想里有两种根本冲突的价值观，一个是等级观念，一个是人人平等。要等级观念，就不能人人平等；要人人平等，就不能有等级观念，人人平等和等级观念不可调和，必得择一而从。

孔子思想中有这么一句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君仁臣忠，这显然是等级思想。君比臣高，父比子高。当然，在孔子的思想中，给不同地位的人规定了与其地位相相应的权利义务。鉴于地位等级的差别，这里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位高的人享有更多权利，位低的人履行更多义务。如果事情都按照孔子的理论设想那样运作，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万事大吉，君臣和谐，百姓安居乐业。

可是，人类不是机器，也从来不是圣人，人类是动物，人类是有本能欲望的动物，并不都是理性的。或者说，如果外界对个体的监督控制力量不足，人类在本能的支配下会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这些事情不论对他人和社会有无伤害有无益处，只要对行为人有利，行为人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实施，这类因为缺失监督制衡而失控的人类个体一般不会做什么好事，绝大多数都是坏事做绝！

在一个社会中，有条件有能力坏事做绝的肯定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及其走狗，包括皇帝、皇亲国戚、各级官员、官员亲属以及他们的走狗帮凶、凶奴恶仆，而承受坏事临头的必然是那些被统治的万民。

孔子也知道干坏事的多是高高在上的权贵，对此，孔子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向权贵阶层正面提倡礼乐道德，希望权贵们自觉地控制欲望。

而遍观孔子的儒家思想，根本没有对作恶行为作实质性监督和惩罚的内容，可那些作恶者如果不得到实质性的监督和惩罚，它们根本不可能主动停止作恶。

孔子在做官的时候也会惩罚下级作恶，但这不代表孔子支持对作恶行为作实质性的监督和惩罚。真正实质性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行为，这里的下级和上级指的是职务上的，不是指人身上的，如果上下级之间存在切实有效的监督，则说明职务上的上下级之间在人身关系上是平等的。以此观之，孔子居高临下惩罚下级作恶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监督。而且，孔圣人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的人类实在罕见，而且，在一片肮脏污浊之中，孔圣人这样的圣人君子做不了大事，成不了大气，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迫急流勇退。也就是说，圣人政治、圣人管理、圣人统治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没有可行性！

人治的后果不是圣人统治，而是制造出一批杂种王八蛋来统治人民、鱼肉人民！这是这个国度三千年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所证实的不二结论！

并不是说杂种王八蛋们一点好事不做，为了延续它们的统治，杂种王八蛋们还是会做些好事的。但是它们做好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万民，而是为了自己更好地统治，为了使自己可以永远鱼肉百姓。如果出卖国家可以使自己继续统治百姓，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国家，统治者卖国，历史上南宋皇帝赵构是个典型例子，到了近现代，袁世凯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事例。

既然作恶的是权贵统治者，那么，让作恶者自己监督惩罚自己，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吕布让贵族阶层监督官吏阶层，让统治者之间互相监督，这确实有一点点效用，不过，这样做的效用与不监督相比，只是让矛盾爆发的慢一点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不但是理论推导的结论，也是被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记录所证明的，中国每过几十年，抑或二百年，最多三百年就轮回一次，就是矛盾缓慢爆发的过程。

吕布又曾不无恐惧地深入想过，既然权贵统治者作恶的对象是老百姓，当贵族、官吏这构成权贵阶层的两大分支都对老百姓作恶的时候，它们之间凭什么互相监督？其结果必然不是互相监督，而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官官相护，这又是被中国三千年历史所证实的道理！

既然统治者之间不能互相监督，那么，监督统治者的只能是老百姓。可是，以孔子君君臣臣的理论，国君是比官员高级的玩意，国君和官员是比老百姓高级的玩意，按照等级理论，下级是不能监督上级的。否则，下级岂不是要以下犯上，犯上作乱？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对周天子理也不理，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中的士大夫屡屡犯上作乱，各诸侯国之间彼此攻伐，这些都不是孔子所希望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怎么可能在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加入犯上作乱式的从下对上的监督？

什么是监督，绝不仅是看着，同时还意味着可以批评，在批评不果的情况下还可以施以更强硬的手段。如果监督只是可以看不能说，那不叫监督。如果监督只是可以看可以说，却不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那也不叫监督。

监督有三个层次：一是可以看。被监督者如果在这个阶段主动更改错误，监督者的行为可以停留在这一步；二是看了以后说，即批评。被监督者如果在被批评后可以更改错误，监督者的行为可以停留在这一步；三是在监督者看了说了以后都不起效的情况下，监督者有足够的权利和力量让被监督者下台滚蛋，或是对监督者施以必要的强制惩罚措施。

一个真正的监督必须同时包括这三个阶段，缺少任何一环，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监督。缺少任何一环的监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督。不完备的监督一般是统治者为了糊弄老百姓而丢给老百姓的一个政治玩具。

从春秋战国的乱糟糟中看出来，一个有序的等级制度当然很好，这是勿庸置疑的，这正是孔子想要努力维护等级制度的根本原因。可是，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有序的等级制度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如果有切实有效的监督，那么，等级制度就不是等级制度，而是人人平等的制度。

在实践中，高等级者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它们会带头破坏秩序。对于这一点，孔子恐怕也知道，可是，基于等级制度，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高等级者宣扬他的君子有德和礼乐制度。在等级制度理论的限制下，孔子除了宣扬他的理想外，其他办法也没有！这是孔子的可怜可悲可恨之处！

第714章　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郑玄听了吕布一通长篇大论，目瞪口呆，他恍然明白了一些自己原来一直搞不懂的事情，他原来一直认为儒学那么完美，为什么独尊儒术的大汉竟走到这步田地，为什么那些饱读经学的世家子弟们做事毫无孔圣所言的仁义，为什么董仲舒改良的儒学是儒家为皮法家为里，他现在终于都明白了。

吕布看了郑玄那目瞪口呆又似有所悟的表情，稍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阐述起自己对孔子儒家思想的认知，以吕布看来，响鼓就要用重锤，想要彻底让郑玄接受自己的思想，就要多加灌输：

孔子囿于自己长幼尊卑有序、下级不能反对不能指责上级的等级观念，他不能也不敢说出对恶的惩罚，他只能无力地向上层权贵宣扬他的道德观和周朝礼乐，当上层权贵不听他那一套的时候，他只能无奈地离开。孔子在三十七岁的时候，舍弃鲁国，舍弃鲁君，带领徒子徒孙，去鲁国之外寻求发展。

如果孔子勇敢一些，在提倡君君臣臣的同时，也勇敢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