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怎么进，就怎么出；工资统一发放，供与求的矛盾，被计划“包”了下来。
根据市场经济的理论，只有形成求大于供的卖方市场时，才会出现不问数量质量、不问价钱、有多少要多少、有什么买什么的现象。中国的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得人才的供求长期实行卖方市场模式。一方面似乎是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是学非所用。
中国教育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弊端之一，是供与求的制衡不是依据市场的需求，而是凭人为的“计划”。四年前的计划，四年后竟然能够一个不漏地兑现，其随意性可见一斑。美国人说笑话：请客不过多加一份刀叉；中国农村有人说笑话：多生个儿子不过多加瓢水（煮稀饭）。中国教育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供求制衡，可以说是在办公室里多摆一张椅子，多添一张报纸，多加一个杯子。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不断发育成长，这种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已经在不断地改革和变化，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变化较大，大多数专业已开始取消统一分配。但是，这些变化还没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的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还有计划经济的成分和痕迹。因此，我们还需要对计划经济遗留的弊端，进行适当抨击。
中国教育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另一个弊端，是用“高考”在起跑线上评判人的过去和未来。如果我们把入学看作赛跑的起跑，毕业当成赛跑的终点冲刺，那么我们的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恰恰与赛跑的常理常识相反——在起跑线上对竞争者择优汰劣，而不是在终点线上判断输赢。
在中国是“上大学难，读大学容易”。所谓“难”，就是要通过“高考”一在起跑线上过五关斩六将；所谓“易”，是只要在起跑线上被“择优”，就进入了“计划名额”的保险箱——于是乎，无论成绩是好还是坏，学习是勤还是懒，拼命冲也好，悠着点儿也好，终点线上人人一份“平等”的工作。
在美国是“上大学容易，读大学难”，与中国正好相反。在美国教育机制的运作中，基本没有“分配”一说。至于招生，各个高等院校依据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和信息，决定自己的招生名额。成绩及格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只要交得起学费，一般都可以上这样或那样的大学。“上大学易”的意思即在此。入学后，要经历数不胜数的小侧、中试、大考，连摸爬带滚打，过五关斩六将，修足学分，才能毕业。“读大学难”的意思即在此。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在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上中、美间的微妙差异，我们会发现：
第一，美国的高等院校开放起跑线，在终点线上对学生择优汰劣；中国的高等院校以起跑判断胜负，然后开放终点线。于是，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学习，起跑是竞争，过程是竞争，冲刺更是竞争。学生们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竞争的压力。而我们中国呢？起跑成了冲刺，然后整个过程就似“放羊”一般，只缺一首优哉游哉的“信天游”。
第二，美国的高等院校一般不负担学生的费用，学校作为“生产单位”，不包分配。其“产品”（学生）的质量，拿到市场（用人单位）去检验——去与其他学校的毕业生竞争。中国教育的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下迈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步伐。但中国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人们正拭目以待。
第三，美国的高等院校从招生到毕业的整个教学运作，像一座“大进小出”的冶炼炉，几乎什么人都能进来，但不是什么人都能出去。而中国的高等院校从招生到毕业的整个教学运作，更像一条被动的“进多少出多少”的传送带，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但是几乎什么人都能出去。
第四，中国的“高考”是一考定终生的一锤子买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任何科目的任何部分失手，都可能使你成为“相约在明年”的悲剧人物。然而，美国的方式却不一样。美国有许多经审定的有权威的考试机构，像国内许多人都熟悉的TOEFL、GRE、GMA等等考试，就是由ETS（EducationTesillgSerVice教育考试服务）这个非盈利性质的机构主持的。众多的考试机构根据不同的要求或测试重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考试。美国学生大概从小学三年级起，年年都参加一次这种由各种考试机构出题的考试。至于参加何种考试，由各个学校或者其上级机构，如学区领导机构等决定。
到1999年初，矿矿已参加了七种不同的考试，例如，（中心阅读考试），（斯坦福成绩测试），（心理测试），（依阿华考试），（熟练测试），（SfS高中入学分辨考试），（学科性向考试）。
其中，印件是美国大多数大学对人学的大学生要求的考试。ACT（AmericanColopTest美国大学考试）、CEEB（EnranceExaminabofor大学人学考试）是另外两个也被不少大学承认的入学考试。高中毕业生应该参加哪一个考试，主要是看你想要上的大学要求或承认的那一种考试。这些考试就有点像我们国家的“高考”，但又有诸多不同：
其一，中国的“高考”一年一次。美国的这类人学考试，每年举办很多次。而且允许一些在上面提及的考试中达到全国平均99％以上的学生提前参加SAT考试。美国这些统一标准考试的记分法与我们的“高守'有点不同。这些考试并不是记得多少分，而是在所有参加考试的人中，占百分之第几。理由是如果某种考试的总分是1000分，第一次出题深了，得800分已很难；第二次出题浅了，得900分也较容易。这样，800分和900分就没有可比的基础和参照数。这些考试采取的”百分比法“，就是将个人的总分与所有考生的分数比较占百分之”第几。99％是最高。由于矿矿参加的这些考试成绩达到了99％，因此尽管他现在还正在读初中二年级，也获得了提前参加SAT考试的资格。
SAT不采取“百分比”记分法，而是记录总分。
1999年1月23日，矿矿提前参加SAT考试这天，我们去了。又下雨又下雪的，原以为去的人不会太多，但出乎我们箴料之外，提前考SAT的小孩非常多，而且亚高孩子特别多。
美国西北大学“天赋开发中心”，对美国中西部八个州提前参加1999年1月23日举行的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2．5万多名中学生的成绩进行了排列和分析。矿矿的情况如下：
语言（英语）86．9％
数学97．1％
综合95．8％
这些百分比并不是成绩，而是标明你在众多“武林高手”中的“地位”。换句话说，在所有的参试者中，有86．9％的人的语言（英语）成绩低于矿矿，而矿矿的数学和综合成绩分别高于97．1％和95．8％的应试者。
这个成绩离美国第一流大学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也勉强达到一些名牌大学的录取线。在整个学区的参试者中，矿矿是第二名（第一名也是一个中国孩子）。因此获得美国西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寄来的奖状。
依据矿矿中学的五名应试者的SAT成绩，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现在都可以上大学了。但他们没有一个愿意现在上大学的，他们都愿再当几年孩子……
其二，在中国，除了少数特殊人才不用看“高考”分数外，其余的均以“高考”成绩为录取入学的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标准。但是，美国学生年年都参加各类考试中的至少一种考试，一次失手，情有可原；两次失手，也可以理解；但总不至于年年失手吧。因此，这些各种各样的考试成绩就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录取入学的考量标准。
其三，平时成绩（GPA），也是重要的参考成绩。特别是那些比较有名的学校的毕业生，平时成绩（GPA）的分量就更重。
取消“高考”、改革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的目的，是让学校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并且能够做到开放起跑线，在终点线对学生择优汰劣，不让学生因过早达到目的而失去竞争的原动力；同时，学生们自始至终的冲刺又反过来形成对校方的持续压力。
一句话，把“传送带”式的学校交为除渣成钢的“冶炼炉”。
要不要专业对口？
1988年8月26H，（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载一位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星星”的文章，题目是（留学专业要对口》。其主要观点是留学生专业不对口，造成人才和钱财的浪费。
下面是该文的最后一段：
现在，我校跨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生（中国）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大家注意，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决不能让栋梁蛀虫。
我认为，星星的文章，不值一驳。其他的不说，单是最后一句“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决不能让栋梁蛀虫”，就让人哭笑不得。“蛀虫”作为名词的引申义，常指损坏国家财产以自肥的不法分子。作为动词的引申义，也多指这些不法分子的自肥行为。如果把转专业看作“蛀虫”行为，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虽然此文不值一驳，但它却可以引起我们思索一系列的问题：
什么是“对口”的含义？
为什么会出现“专业不对口”的现象？
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专业不对口”的特别多？
为什么“专业不对口”在其他国家不成为问题？
到底有多少中国留学生“专业不对口”？
“专业不对口”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怎么样？“专业对口”的中国特色
所谓“对口”的含义，根据我的理解，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口”，它指中学时的“文科”、“理科”以及大学时的“专业”。
二是“对”，它意味着从中学时就必须义无反顾地遵从家长、老师指定的学科及发展方向“一条死胡同走到底”，否则就是“不对口”。
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行“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的制度。入学时，由国家“计划”好个人的专业；毕业时，也由国家根据各人的专业，“计划”好各人的工作。从入学时的专业到毕业时的分配，环环相扣，首尾连接。然而，这种“计划”得以一环扣一环地连接起来；“专业对口”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这一环节脱钩，环环相扣的“计划”将会乱套。
在前有“计划招生”，后有“统一分配”的围墙下，学校根本无法实行“学分制”。因为“学分制”不是以计划好的时间一诸如三年专科或者四年本科——为毕业与否的标准，而是以一定的学分作为毕业与否的判断标准。学得好、学得快的，不用四年也能获得夸科生的毕业证或学士的学位证；学得差、学得慢的，五年六年甚至更长时间，也可能还毕业不了。因此，如果实行“学分制”，就会打乱招生计划和分配计划。
过去，由国家负担学费，就更不允许任何因个人转换专业而5；起的失误或造成的损失，诸如延迟毕业，学不下去，等等。说得俗气些，由主人掏腰包请客，你当然得在指定的时间，上指定的餐馆。自由是有代价的。
现在的学校，“统一分配”变成了“双向选择”，“学分制”也开始试行，“计划招生”可能也稍有松动，但“招生计划”还在实行。尽管如此，改专业、换学校，在中国的大学还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
“专业对口”的弊端
中国的高中生在十六七岁时就面临文科、理科的分班问题。这个时期的高中生还没有完全成熟，可塑性很强，很多人甚至兴趣尚未形成、潜能还未显露，就由父、母亲或老师等过早地“划地为牢”而成为文科生或理科生。
据说，大数学家华罗庚在十六七岁时，他的数学就不怎么样。试想，如果当年华罗庚的数学才华尚未露出锋芒，就把他分到文科班，人类不就少了一个大数学家吗？
更糟糕的是，很多时候的这种分科分班，不是基于学生的发展和前途考虑问题，而是追求学校的升学率；或者从文科。理科的名额配给的角度进行分班。
在高等院校录取学生的时候，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要改变某个被录取者的专业时，往往仅由录取者单方面作出决定。
阴差阳错，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要命的是，这种“对口”犹如瞄准射击，扳机一扣，一去不复返的子弹就得在不归路上燃尽生命。
这种“专业对口”的教学管理体制的弊端，可以概括如下：
一、埋没人才。国家花了不少钱，反而将不少专才送上了阴差阳错的不归路。
二、学生知识面窄，视野不宽，能力受限制。三、学生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学校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难以做通的思想工作上。
改革的可行性与对策
改革僵化的“专业对口”的教学管理体制，最主要的一条措施，就是把“学分制”的市场基因注入教学体制。
至于可不可行？我们先得回到前面的两个问题：
到底有多少中国留学生“专业不对口”？
“专业不对口”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无法统计（希望有关部门能做此项工作，意义实在不浅。），但是可以肯定，数量很大！光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就“占总数一半以上”（星星的原话）。就我所知，学理工科的“转行”的不算太多，但学文科的，大多数“专业不对口”。
那么多留学生转专业，他们到底学得怎么样？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这些人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拿得起，放得下”。其中，大多数是最终学有所成。学得最好的，有相当多是这些“专业不对口”的人。
学不下去的，退学的，一般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专业不对口”的问题。
美国的学校实行“学分制”，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专业，并作出申请。获准后，也并不意味着从此踏上不归路。如果学生感觉不适应，可以转专业，甚至换学校。
根据（大学仅仅是开始）一书统计，美国有30％的大学生改专业，许多人还不只改一次。
其实，美国这种教学体制采用的就是华罗庚的“优选法”。人造专业，专业选人。自然淘汰法则、生存竞争原则把衡量人才的标准以及调节旋钮交给人们自己，让人们在双向选择中不断地“调焦”，直至找到各人智能的相对最佳点。
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因为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基本上都能较快地调节到自己相对的最佳状态。
以我为例。我参加了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那时，是先选专业、先填志愿才考试的。我不是那种善于考试、有考试急才的人，再加上心高气傲，志大才流，所报的志愿，与自己的考试成绩差得太远，我落选了。77级没有我的份。
当时，还在当工人的我，写了两三个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团的老师很欣赏我的”自强不息“。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将招收78级的学生。其中一位老师就选了我的一个电影剧本寄给她在北京电影学院共系任副主任的姐姐。
据说，77级录取工作完成以后，中央领导发现有相当一批成绩很好的考生因为志愿填报不当，年纪大或出身不好等等原因，没有被录取，于是，发了”红头文件“允许各校录取这些心高气傲的”落第秀才“为77级的”走读生“——即自己解决食宿的学生。其实，在当时那种住宿条件下，要在某大学的附近找到一位愿意收留你又有能力收留你的亲戚，是最难的。感谢我住在广西民族学院的好心的姨妈、舅爹、表妹、表弟一家人收留了我，得以到中文系�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