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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捆犯人的也这样。方苞说，不贿赂他，在捆缚时就先将其筋骨扭断。每年宣判的时候，死刑和死缓犯一概捆缚，押赴刑场待＇。 ·电子书下载乐园—。ＣoＭ电子书］命，被处决的有十之三四，活下来的要几个月才能将捆伤养好。有的人会落下终身残疾。
方苞曾经问一个老吏胥，说你们无非想要点东西，又没有什么仇，实在没东西，最后也别那么折磨人家，这不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吗？老吏胥回答说：这是“立法”，目的是警告旁人和后人。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心存侥幸。
皇宫里的“宝贝”
太后宫内的总管首领、嬷嬷、宫女，平日受太后的严厉训练，即使安德海、李莲英等，也是打出来的，其他人可想而知。太后宫几乎天天有打人声。御前的首领、小太监和嬷嬷、宫女等殿上的近御者，*股上常绑一块橡皮，以防重杖，其名叫宝贝。
清代方苞《狱中杂记》中曾记载他在刑部监狱中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有三个犯人遭受同样的杖刑，为了少吃点苦头，他们事前都贿赂了行杖的差役。第一个犯人送了三十两银子，被稍微打伤一点骨头，养了一个月的伤；第二个犯人送了一倍的银子，只打伤一点皮肉，不到一个月就好了；第三个犯人给了一百八十两银子，受刑后当晚就步履如常了。
清代大学问家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也记载了这样的嘴脸：他正与几个人聊天喝酒，忽然听到旁边的县衙内传来打犯人的声音，仔细一听竟是一名女子。这几个人一听非常兴奋，就拉他一块去看热闹，俞樾危坐不起，大伙都笑他说：“有这样好的热闹都不看，你真是迂腐！”结果到那里一看，这次行刑并非打*股，而是打嘴巴。于是，看客们大失所望，悻悻而归。
大清禁赌
赌博在中国可以算是历史悠久了。早在三千五百年以前的夏朝，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赌博游戏——六博。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而到了唐宋时期，赌博现象几乎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由于赌博造成了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增加了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所以中国历代的政府都不遗余力地禁赌，颁发了一系列禁赌措施。由于社会上重利、奢靡的世风，晚清时期赌博之风猖獗。鸦片战争之后，一些西洋赌术传入中国，尤其是中国的赌博活动五花八门、纷繁庞杂，赌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一个故事，讲李某，缙云县令，嗜好赌博。当他病重即将去世的时候还用手臂敲打床沿，嘴里则发出赌博时的呼喊声。家人哭着劝他说：“你都病成这样还如此地气喘劳神的，何苦呢！”李某说：“我有几个赌友，就站在我的床前，你们只是看不到罢了，他们来邀我，我怎么能拒绝呢？”说完就昏迷过去。等一会儿，又苏醒过来，向家人伸着手喊：“快替我还赌债！”家人忙问怎么回事，李某回答说：“我刚才到了阴间，和一群小鬼赌了几把，结果输了。小鬼说如果我还上了赌债，就放我回阳间。”家人听他如此说，就赶紧烧了很多的纸钱。可是李某竟在此际闭上眼睛死去了。
明朝末期盛行一种叫“马吊”的游戏（即今天的麻将），人称“亡国之戏”。到了清朝，清代的皇帝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在诸多方面整纲肃纪，同时也严禁赌博，尤其以康熙、雍正两朝最为严厉。康熙在即位之初就把赌博作为大禁。史料记载，当时那些整天沉迷赌博的赌徒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屋，京城内街巷市井之中的贼也因此日渐稀少了，外面各省的客商往来经营也越来越放心，因为很少再有偷盗抢劫的事。到了雍正朝，更是严加纠禁，日夜不停地巡查严缉，同时增加律条，官吏赌博要革职，而且不准花钱减罪，并且从此不予录用。史料称，当时从事赌博业和赌具制造业的人们都改行做别的生意了。
不止是官方禁赌，民间对此也是深恶痛绝。江西婺源县镇头镇就曾出土了一块乾隆年间的赌博禁示牌，上面刻着“永禁赌博”四个大字。这个镇子在清朝时候繁荣一时，赌博之风也随之蔓延。于是就有家族的长辈集合本族成员宣誓，不沾染赌博的习惯，为了铭记和立信刻下了这座石碑。另外有一个故事流传至今：当地有一人嗜赌成性，他的父亲为了规劝他，给他写了一首诗：“贝者是人不是人，只因今贝起祸根。有朝一日分贝了，到头成为贝戎人。”儿子看了后百思不得其解，就向父亲请教，父亲叹了口气说：“‘贝’‘者’是赌字，‘今’‘贝’是‘贪’字，‘分’‘贝’是‘贫’字，‘贝’‘戎’是‘贼’字呀！”
不仅这些故事，还有一些民谣更是把赌博的害处描写得淋漓尽致。江南等地有一首民谣《劝赌歌》：“正月雪花纷纷扬，流浪汉子进赌场，赌起钱来全不顾，输掉天地怨爹娘；二月杏花开满墙，老婆劝赌情谊长，劝我相公莫再赌，做个安分守田郎；三月桃花正清明，姐妹劝赌泪淋淋，劝我哥哥莫要赌，勿负姐妹一片情……”福建附近传唱的一首民歌叫做《十二月》，深刻地描绘了赌徒的嘴脸：“正月初来是新年，赌博野仔惹人嫌，误却青春和年少，一年挨过又一年。二月里来是仲春，赌博野仔忧忡忡，衣裳夹袄都押当，米缸嘴向西北风……八月十五是中秋，赌博野仔大出丑，当面讨债扒衣裤，当街挨骂不知羞……”这些民歌委婉动情，苦口婆心的劝诫使不少执迷不悟的瘾君子改邪归正。
“转世地藏王菩萨”——恽寿平
清代大画家恽南田字，寿平，他的父亲名逊庵。当时国家动荡，局面混乱不堪，逊庵与恽南田父子相互失散。年幼的恽寿平被卖给了杭州的一个富商为奴。富商的妻子为人尖酸刻薄，经常为一些小事鞭打手下的奴仆，恽寿平自然也吃了好多苦头。
逊庵有一个故交好友，在灵隐寺出家做方丈，法名谛晖。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直苦苦思索对策，想救出恽寿平。当地流传每年的二月十九日是观音的生日，无论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都会到灵隐寺烧香祈福。而谛晖方丈道行很高，每每都会有数以万计的人前来膜拜他，而无论是富贾还是显贵，谛晖也从不起身答礼。
二月十九日这天，富商的夫人带了几十个苍头仆人，到灵隐寺来进香拜见谛晖。谛晖已经探听到仆人当中长得高高的、相貌英俊的就是故人的儿子，便霍然而起，走到恽寿平面前，跪倒在地，不停地膜拜，嘴里念念有词：“罪过，罪过……”那富商的夫人很惊奇，忙问为什么。谛晖回答说：“这是地藏王菩萨托生人间，是专门来访人的善恶的呀！夫人竟然以奴仆的身份收留他，听说还经常鞭打他，如此深重的罪孽，不知会有什么样的报应！”夫人大惊失色，急急忙忙地跑回家去告诉商人。第二天一大早，商人就和夫人一起来到山门前长跪不起，请求帮他们开一线佛门生路。谛晖说：“这不仅是你有罪，我也有罪。地藏王来到本地而我却不知道迎接，我的罪过大了！请允许我用香花清水迎接地藏王入本寺，缓缓地为你们夫妻忏悔洗刷罪孽，这也是为我自己洗刷罪孽啊。”商人听后见谛晖方丈肯为自己赎罪，大喜过望，布施了百万钱财给灵隐寺，把恽寿平恭恭敬敬地交给了谛晖和尚。谛晖教他读书、学画，几年之后恽南田声名鹊起。
恽寿平遇王石谷
恽南田（恽寿平）以没骨（即不用墨笔勾勒，直接用笔蘸色挥写）花卉闻名于世，尤工牡丹，世称“恽牡丹”。他的画法一洗时习，别开生面，是清代少有的大家之一。
南田从小就跟伯父学过诗文绘画。开始时作山水，非常有古人的风貌。当他30岁时，在常州唐宇昭家中遇到了常熟画家王恽（字石谷），当时南田已经颇有名声。两人交谈后，觉得非常投机，从此结成莫逆之交。南田在与石谷挥毫作画时，觉得自己与石谷的笔意极相似，甚至彼此作品也难分轩轾。可是，石谷这时仍寄人篱下，尚未成名。南田非常关心朋友的前途。他想，石谷的山水画很出众，一定可以闻名于天下。我的山水画与他笔意相仿，我绝不能与朋友去争短长，而应当舍己以成人之美。
于是，南田就改画花卉，以北宋名画家徐崇嗣没骨画法作画。他又常对花写生，十分注意描绘花叶的阴阳、向背和它在风露日月中的变态。王石谷见恽南田以后不画山水，改画花卉，初时不解其意，后来知道了南田的心意，十分感动，劝其恢复山水画创作，南田却以“我现在画久了这些花花草草，手腕的力度肯定非常的弱，一花一叶的功夫怎么用来体味千岩万壑的味道呢”替朋友开脱。
此后南田虽仍以画花卉为主，但也兼画山水。王石谷画了画常主动征求南田的意见，并请南田在自己的画幅上题跋。南田亦深知石谷笔意，经过他题跋，画的精妙之处，都能点出。他们二人合作的作品，人称“恽王合璧”，被称为画坛珍品。
韬光养晦雍亲王
雍亲王，就是后来的雍正，康熙的皇四子。康熙废了太子，皇子之间争储的斗争愈发激烈。康熙晚年，储位未定，康熙预感到他死后儿子之间要有一场厮杀。康熙无奈地教训儿子们说：“将来我百年之后，恐怕我尸骨未寒，你们就把我扔在乾清宫，开始操起刀枪争斗了吧！”
见到父亲如此地反感兄弟之间的争斗，雍亲王没有参加太子党，也没有参加八阿哥党。他的弟弟十四阿哥参加了皇八字党，他也不置可否，不发表意见。他韬光养晦，不露声色，把自己想谋取储位的想法掩盖起来。
一日，有个叫戴铎的幕友跟雍正说：“做英明的父亲的儿子难，过分表现，恐怕会引起圣上的怀疑；过分隐藏，恐怕又会被皇上鄙弃。”雍亲王根据幕僚的意见，总结了四条：第一，诚孝皇父；第二，友爱兄弟；第三，谨慎敬业；第四，戒急用忍。就是依靠这四条准则，雍正一步步走向了皇位。
“天子无私事”
雍正皇帝即位的那一天，六阿哥去找他。六阿哥扣门，咚咚！守门的门房一看是六阿哥赶紧请安并问道：“请问王爷有什么事？”六阿哥气势汹汹地说：“我要见皇上！你马上去禀报主事。”雍正的主事姓邬，门房报到他那里，邬先生就问：“什么事啊，如此慌慌张张的？”门房说六阿哥要见皇上，邬先生听了回答说：“你去告诉六阿哥，如果是朝中大事，请找张中堂，如果是军机，请问十三爷。如果是私事，你就告诉他，天子无私事。”
难混的雍正王朝
雍正以严厉闻名，在他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难以混下去。
有个叫王云锦的大臣上朝之后回到家中，百无聊赖，就约了几个朋友到家里来打叶子牌。不多时，朋友们都如约而至，大家一起玩起来。玩了几局，不知怎地忽然发现少了一张牌，大家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既然玩不成了，王云锦就喊来家人收拾了牌局安排酒菜，和朋友们喝起酒来。第二天，王云锦又像往常一样入朝，散朝的时候，雍正皇帝叫住王云锦，问他说：“昨天散朝干什么啦？”王云锦如实回答一番。雍正见他还算诚实，就没再说什么，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牌递给王云锦说：“是它吗？还给你，去玩完你那局牌吧。”王云锦接过来一看，果然正是昨天丢的那一张。
雍正说，当官的若是不干事或干不了事，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雍正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湖南巡抚王国栋，为官虽然清廉谨慎，但在地方无所作为，于是被雍正调换。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没有什么过错，也没什么起色。为此，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还有，山东曹县知县王锡，在到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二十多起命盗案件没有一件审完，也没有拿获一名人犯，虽然没有什么贪赃枉法之事，但雍正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不仅摘掉了这个知县的乌纱帽，还让他坐了五年的大牢。
要先学养子后嫁人吗
为了选拔栋梁之材，雍正命令文武百官四下寻找、荐举人才。可是有的官员嫉贤妒能，以尚未全面看透为理由，拒绝推举他人。雍正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推举的人了！”他还曾对广东总督阿克敦说：“用人选官不能要求面面俱到、经验丰富，没有先学养孩子而后再嫁人的，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呀。”
何必拘泥成例
清朝用人，有资格、出身的规定，以及旗人、汉人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级的官员中，满员地位高于汉员。雍正任用官员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已有成例。
雍正四年（1726），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出缺，在陕西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官员，所以不敢越礼提请。雍正指示他，“不必过分计较老规矩”，还说：“如果吏部的那些官儿们不肯批准，朕可以专门下旨给你执行此事。”
只知遵旨是为自己做官
雍正登基后的第一年就命天下文武大员以求实的态度对待钦颁谕旨，他说：“朕牵挂着吏治、兵、民，凡有益于天下的必下谕旨。旨意当中处理得当的，你们就要采纳。但朕一个人肯定难以处理得十分周密，况且天下各地情况不一，因此，如果颁发的圣旨用在本地不够妥当的话，可以灵活运用，只要把其中的情由据实报告上来就可以了。”
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的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云贵总督鄂尔泰面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只可信一半”
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点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如此大旱，怎么会有丰收？你这类粉饰太平夸夸其谈的言论，我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