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那些事儿- 第7部分

于成龙审官司

于成龙在广西罗城任县令时，曾经审理过一个离奇的案子。当时，有一个姓曾的客商，外出做买卖，一年多以后赚了不少钱，就从异乡回来。谁知，回来不到一个月，一天晚上喝完酒回家的路上就被人杀死在荒郊野外，随身带的大量银钱也不见了。曾家人告到大堂上，并向于成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曾家的隔壁住着一个屠夫，名叫孙二，这个人和曾家因为坟地的事曾经打得不可开交。孙二多次放话说要杀曾家人泄愤。于成龙验过尸体，曾某身中十几刀，刀伤就是杀猪刀的刀伤。想起这些，于成龙命手下人，把屠夫孙二带到堂前，问他说：“曾家状子上，说得明明白白，你曾经‘一再扬言，非杀曾某人不可’，可有这回事？”“那是小人喝了酒胡说的，怎么能当真呢？”孙屠夫回答。

“俗话说得好，‘酒后露真情’。如果不是你心里一直在想着杀姓曾的，喝醉了酒，就不会说那种话！”

“青天大老爷明鉴，想归想，做归做。譬如说，有那讨饭的，走过小人的肉案子，每每望着架子上的猪肉流口水，也许他心里在打算着偷一块走，莫非小人就能因此说他是贼？”于成龙听了不但没生气孙二顶撞，还觉得他的话说得极有道理。于是他平静地对孙二说道：“只是光凭这句话，没有别的有力的证据，洗刷不了你的嫌疑。不要等我用刑，你自己说实话吧！”

孙屠夫情急之下脱口而出：“我有证人！”

“有证人？”

“小人是睡在姘头家。”孙二吞吞吐吐，“小人的姘头就是证人，只是……”他突然磕个头，“求青天大老爷不要问下去了。”于成龙知道他的姘头肯定是良家妇女，不忍占了人家的身子，还叫她来出乖露丑，所以不肯露来历。

“你举不出证人，可就脱不得干系。这是人命重案，利害关系，你自己要想一想。”

孙二为难了，思考了很久回答道：“小人领罪就是了！招出证人来，我和她也都没脸见人了，倒不如一死！”

对做县官的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铁案如山，当堂录案画供交差完事。可于成龙觉得里面肯定另有蹊跷，并没有当场结案，而是把他押入天牢，准备日后审理。退堂以后，师爷劝他说：“老爷，这缉凶的事一点眉目都没有，很麻烦。既然有人承认，大可定案，何必如此自找麻烦呢？”

“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怎么可以随意诬陷好人让坏人逃脱呢？”于成龙说，语气平静，但显得极其坚决。

于成龙让衙役们在外面放出风去，说是已经判定，是孙二仇杀无疑。暗地里则在加紧缉查；果然，不久发现一个以前有案而久未露面的小毛贼，衣衫光鲜，得意扬扬。问他钱的来路，却是闪烁其词，没有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释。抓到班房里，一审即招是他杀的人，这件命案就如此漂漂亮亮地告破了。

于成龙还头

于成龙做知县的时候，以“清正廉明”著称，当地百姓对他评价不错。有一次，有个武生（武秀才）扭了个乡下人来告状。于成龙平素了解这个武生，知道他有时仗势欺人，便问他什么事。武生道：“我走在街上，他挑粪的时候弄脏了我的衣服。”那个乡下人哀求得很可怜。于成龙便对乡下人说：“我看你也没钱，这样吧，你给这位相公磕头一百下作补偿吧！”于是让武生面向南坐了上座，让乡下人跪在下面磕头，又派一个衙役计数。磕到七十几下时，于成龙忽然喊道：“停！我办事糊涂，忘了问这位相公是文生还是武生？”那人回答说是武生。于成龙说：“那么我错了。文生是磕头一百，如果是武生，只需五十下。刚才磕了七十几下了，你应该还他二十下。”于是又让乡下人向南坐上座，让武生在下面磕头。武生不肯，于成龙便命两个衙役从两边按住他的头，磕了二十下了事。武生只好气呼呼地去了。

清官彭鹏

彭鹏是福建莆田人，从小聪明颖慧，乡试中举之后，正好碰上三藩之乱。吴三桂听说之后，就派人去请他为自己效劳。但彭鹏却佯装疯癫，不肯为其效力。平定三藩之后，彭鹏就任三河县知县。三河县在北京城的东面，旗人、汉人杂处，是有名的难以管制的地方。

有一天，三河的街头出现了一个人，口称自己是给皇帝放鹰的，到三合办差，四处敲诈勒索。彭鹏知道这地方离北京近，鱼龙混杂，一时拿不准，就化装侦察，接近此人。最后终于查明其真实身份，什么给皇帝放鹰，纯属子虚乌有。于是彭鹏一声令下，将此人逮捕，打了他一百鞭子以示惩戒。

县城里有人偷盗，彭鹏听到呼叫，立即提刀上马，疾步追捕，终于赶上盗贼将其缉拿归案。

康熙帝巡视京郊的时候，听到的都是百姓称赞彭鹏清廉刚正的话。在接见他时，赐给他黄金五百两，并对他说：“朕知道你为官清正，从来不肯接受百姓的钱财，朕就拿这些钱来给你养廉！”

彭鹏为官清廉，康熙为了表彰他，升他为顺天府府尹。上任不久，彭鹏就发现顺天府乡试考试的时候，主考官和副考官串通豪强作弊。他立即向皇上上书奏报。但是主考官和副主考官等人都各有靠山，结果群臣讨论之后的结果是：查无此事，说彭鹏诬告。性情耿直的彭鹏再次上书说：“如果臣是诬告，愿请皇上把我的头劈两半，半悬国门，另外一半悬挂在顺天府府学。”此言一出，满朝哗然。大臣都说彭鹏这话大不敬，应该撤职查办。但是康熙力排众议保护彭鹏，而且下旨罢免了主考、副主考以及相关人员。

取一文，我不值一文

张伯行被称为清代“江南第一清官”，他写过一篇《禁止馈送檄》，里面这样写道：“一丝一粒，都是我的名节；一厘一毫，都是百姓的脂膏。宽一分，百姓得到的恩惠却不止一分；收一文，我的为人就一文不值。虽说这在交际中是正常的，其实早伤及廉耻；如果不是不义之财，送礼的钱财又从哪里来！”这一篇文字载在《清人逸事》中，为官者真是应该奉为金绳铁矩。

当年康熙帝南巡至江宁，经明察暗访，得知“张伯行居官甚清”，而他又认为清官“最不易得”，所以大肆褒奖。此后数年，张伯行仕途亨通，调任江苏巡抚。据《清史列传•；张伯行传》记载，在江苏巡抚任上，他与江南总督噶礼的关系闹得很僵，互相告御状。结果朝臣廷议将张伯行革职。但是康熙认为噶礼虽然非常有才能，但生性喜欢闹事，也没听说有什么廉洁的名声，于是噶礼被革职，而张伯行仍留原任。康熙帝还鼓励张伯行说：“将来你官做得好，天下人会认为朕是个明君；你若贪赃枉法，天下人就会笑朕不识人。”

当廷议将张伯行革职而又被康熙帝否决后，江南百姓欢声遍野，在门前张贴告示，上面写着：“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结彩，拜龙亭呼万岁的竟然有数十万人之多。更有数万人赶赴京师畅春园上疏谢恩，说：“上疏的这几万人愿意每人将寿命减去一岁，送给皇上，让如此圣明的君主长寿万万岁，以表达对您保全清官的感激之情。”不仅江南如此，张氏曾经任巡抚的福建省百姓也不谋而合上街庆祝。史书上说，人们就像孩子为自己父母庆祝一样兴高采烈。

陈为民请命

清官陈，广东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他为官也有一句名言：“贪不在多，一点非分的钱财足以当千百万。”他在古田、台湾等地任职时因为清廉能干、民情悦服被破格提拔为偏沅巡抚。初任巡抚时，他就将贪赃害民的湘潭知县和长沙知府革职查办。继而又上疏直言包括“杜绝增加开支，缓解人民的困苦；禁止酷刑，尊重百姓的生命；提倡节俭，爱惜民财”等等关乎民生的十件大事并躬行实践，赢得各方赞誉。陈死后，留下遗书，将自己应用而未用的“衙门公费银”全部上交国库，“以尽未尽之心”。陈一人为官在外二十余年，不曾带家属、请幕僚，他的儿子想去看望他，都没有能力支付车船费，平时只用一两个仆从，以瓜蔬为家常便饭，清苦到人们无法想象的地步（《清史列传》）。但是他却不以为苦，保持这种清苦的作风一辈子没变。康熙帝感叹地说：“陈为官很出色，注意操守，非常清廉。朕也见过清官，然而能到他的境界的却从来没听说过。即使算上古代的清臣，也未必有像他这样的！”

一文非法，愿葬鱼腹

陆陇其是浙江平湖人，字稼书，是康熙九年（1670）的进士，康熙十四年（1675）被任命为嘉定县令。此人做官很讲方法，从不滥用职权，伤及百姓。老百姓打官司，他不派如狼似虎的皂隶去抓人，如果是宗族相争，找他们的族长；乡里相争，则找当地的长者，或者叫原被两告自己约时间一起到衙门申诉交涉。乡下一般都是些小事，但他从不嫌麻烦，总是苦口婆心，反复开导，常常有父子反目、兄弟为仇的被劝得深深后悔相对认错痛哭，和好如初。他到嘉定的第二年，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起兵造反，军费匮乏，于是就向各地摊派，额外加征税赋，老百姓自然叫苦连天。陆陇其看到这种形势，就派手下的人拿他的名帖送到各家各户，表示亲自拜托，还发布公文，向老百姓解释说：“我并非是因为保自己的乌纱不敢向皇上请命减免赋税，而是皇上与叛军之间的征战已经开始，既然开战就需要粮饷，现在争论请命根本是没用的，反而会耽误了正事。”嘉定老百姓认定他是个好官，不忍他为难，踊跃捐款，一个月不到，就征齐了十万两银子。

陆陇其的曾祖名叫陆溥。有一次陆溥押运军饷到南京，夜里路过采石矶附近的险滩时，船只突然漏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跪下来向天祷告表明心迹说：“船中如果有一文钱是由非法而来，愿葬身鱼腹。”刚刚祷告完船就不漏了！天亮后到了船坞一检查，船底在礁石上撞出了一个洞，但是，有三条鱼被水草缠住，裹在一起，恰好塞住漏洞。日后，他的曾孙陆陇其的文集就取名叫《三鱼堂集》。

纳兰公子几人知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首《长相思》曾经打动无数游子之心，它的作者就是清初著名大词人，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的词人纳兰性德。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是中堂纳兰明珠之子。乾隆读了《红楼梦》，竟笑道为纳兰家事，足见其家的权势。

纳兰性德自幼勤于修文习武。18岁中举，22岁赐进士出身。选授三等侍卫，后晋为一等，扈从于康熙身边。康熙非常赏识他的才干，曾委派他到黑龙江呼伦，查勘沙俄侵扰情况，并安抚达斡尔边民。纳兰性德辑有《全唐诗选》和《词韵正略》，擅书法，精于书画鉴赏。

纳兰性德的词集《侧帽集》于康熙十七年（1678）问世，时年仅24岁。继而，另一词集《饮水词》在吴中刊行。而综合编纂他诗、词、文、赋为《通志堂集》的，则是他的汉文老师徐乾学。他的词集问世后，曾形成“家家争唱饮水词”（曹雪芹语）的局面。

纳兰性德的品行为人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他跟很多不得志的汉族文士是好朋友，给过他们真诚的帮助。“生馆死殡”的故事更被传为一时佳话。原来，纳兰性德有个好友无锡人顾贞观，一日，顾贞观填《金缕曲》两首，为吴兆骞被流放黑龙江求援，感动了纳兰性德，于是他托身为宰相的父亲明珠帮助，使吴兆骞结束了流放生涯，回京后性德又聘他为馆师。吴兆骞在1684年10月病故，纳兰性德11月从江南回京，为他操办丧事，出资送灵柩回吴江。这件事被后世传诵为友谊的楷模，“生馆死殡”成为一句成语。

康熙二十四年（1685）暮春，纳兰性德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纳兰性德病时，康熙曾派员探望并送御药，闻亡故之讯，深感惋惜。

死不做官的遗老

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二十三日，颁下上谕，让吏部着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招录隐于四海之内的学问渊通、文藻瑰丽的博学鸿儒以振兴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表明清政府重视文人、发扬国学的立场。其中有几位因为其才学、影响是必须要征请到京作为表率的，这就是几位著名的前明遗老——黄宗羲、顾炎武、李、傅山。

黄宗羲，明清之际浙江余姚人，字太冲，号南雷，又号黎洲。与顾炎武、王夫之同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名士，以劾魏忠贤，被害死狱中。黄宗羲19岁的时候，就怀揣铁锤为父亲入京讼冤，终于诛杀仇人。年轻时就已名声大振，所谓“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至清兵南下又组织“世忠营”，结寨自固，坚持抗清。康熙开博学鸿儒科的时候，他已经69岁了，正在浙东隐居，致力于著述及讲学，当时侍读学士叶方蔼写下一首长诗给黄宗羲，规劝他结束隐逸生活，出来为清廷效力，宗羲则答诗一首，表明其不仕清廷之志，并且让弟子陈锡嘏以老病的理由，推辞掉了。

第二个是顾炎武，这年已经66岁，隐居在陕西华阴。明朝亡国的时候，他母亲绝食而死。临死前，告诫他说：“弗事二姓。”顾炎武一直守着母亲的叮咛，为何垂暮又肯失节？因此县官到门，老先生就是卧床不起，不肯前去；如果强迫他上路，就要自行了结。以后靠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的斡旋，总算免了这场麻烦。

再有一个是李，为关中理学大儒，学者称为“二曲先生”；县官到门征请，李二曲叫家人回报，说病重不能动身。那县官想巴结上锋，一定要把他弄到京城，于是连床抬了上路，李二曲水浆不入口，预备绝食自尽，县官无奈，只好放他回去。

还有一个是山西人傅山，字青主，这年已经74岁，辞谢不赴，县官也是派人抬了床上路，到了京城崇文门外二十里＇。　·电子书下载乐园—。ＣoＭ电子书］处，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前进，否则就自杀。于是找了个野庙把他安置下来。在野大老，自有人尊敬，大学士冯溥，素有爱才之名，首先去探望，接着公卿毕集，而傅青主睡在板床上，来既不迎，去亦不送，只说病重不能应试。后来有一个同乡代为陈奏，奉旨免试，傅青主不受亦不谢，而冯溥非强迫他谢恩，依然连床抬着到宫门。傅青主一望见由“大明门”所改的“大清门”的门额，顿时泪流满面，从床上滚了下来，扑倒在地。冯溥一见，也自觉无趣，只好放老先生回去了。

傅山为顾炎武说媒

顾炎武与傅山都是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顾炎武系江苏昆山人，比傅山小7岁。顾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晋地、比他年长的傅山。崇祯年间傅山率众赴京为师长提学使袁继咸冤案请愿最终获胜、诬陷者巡按御史受到应有惩处的事他由衷敬佩；“甲午朱衣案”傅山在狱中坚贞不屈整整与清统治者周旋斗争了一年的硬骨头精神更是令他折服。康熙二年（1663），顾炎武与傅山第一次在傅山当时的住处松庄会面。

顾炎武在松庄盘桓了不到一个月便又踏上了他“行万里路”的旅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目的是为了著述事业的完成。他用友人所赠的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攀山越岭，不辞劳苦，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实地考察，并从历代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