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上的楚河汉界，你把它当成森严壁垒就是森严壁垒，你不把它当回事它便会化为乌有，弹指一挥就能抹去。时间在默默地流淌。她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诡谲而神秘。那大胆而又无声的呼唤在岑寂中频频作响；虽然她穿着衣服，但薄薄的衬衫下有鲜明的轮廓。一个赤裸裸的肉体又在我眼前呈现了出来。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它刺激起人投身进去：勇敢、坚定、进取、占有、在献身中获得满足与愉快。今天是个好日子。好事怎么都挤到今天一块儿来了？这是值得庆祝的！我好象已经半解放了！我脸上也乏起了诡谲而神秘的微笑。我想她能理解；我想她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既然她能识别男人不同的眼睛。那黄色的内分泌不断地增加；我醉醺醺的。我体会到一种惶惶不宁的幸福，一种极为快乐的紧张。我又觉得口干舌燥，象在芦苇荡中一样……
但正在我想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的时候，马老婆子却推门进来了。
“唉！四处找不到墨水。”马老婆子向我和她的脸上搜索似地各瞥了一眼。“真命苦，写个申诉书都这么困难。”
“你到办公室找去，”她怂恿她，“会计那儿有。”
“嗬！那可了不得！”马老婆子佯装惊吓地说，“那曹书记又要问了：你写啥？你又没亲没故，要写信？肯定是写告状信！”
我们都轻松地笑起来。马老婆子满布皱纹的脸上又露出十六岁的天真。
“还是你们好，”马老婆子说，“要不在乎它，也就不愁了。”她又在木箱前坐下来，操起一件缝了一半的衣裳，头埋在衣裳上，单刀直入地说，“真的，我不是说笑，你们俩正好是一对！”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抿着嘴笑。
马老婆子是好心，可是太急切了。
我说：“你大概是指我不写申诉，她也不写申诉吧。那么，你写申诉，周瑞成也写申诉，你们不也正好是一对吗？”
“你又没正经了！”马老婆子把针在头皮上一刮。“我说的是真格的！你们俩都劳改过，谁也别嫌弃谁；年龄也相当；你有文化，人家文化也不低，上过初中哩！黄香久一搬进来，我就想到了，就等你回来呀。”
“去、去、去！”她笑道，“我再不结婚了。这辈子结婚结够了！”
“咦！”马老婆子教训她，“咋能不结婚呢？女人天生下来就是跟男人配对儿的。”又说，“我是没人要我，有人要我也结婚！”马老婆子的决心倒挺大。
“怎么没人要？”我说，“原先那个贫农团长就要，可是你不跟。”
“那不行！”马老婆子正色说，“他有妻有子的。他要是没家，我也跟他了。他人还挺不错哩，长得人高马大的，能踢能打，是块当官的材料。他给我戴上帽子，本想压压我的傲气，没有别的。”
看来她还恋着他。可是他却把她逼得离乡背井，劳改三年。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逃出来呢？”我不满地问。
“那其实也不是他闹得我受不了，是老家吃不饱。逃出来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咱们是成帮成伙地逃的……可就是我倒霉！”
“可是你要想想，那张通缉令还是你那位团长发的呀！”我想说，你别这样痴情了！
“唉！他只是想把我抓回去，放在他的跟前。谁想碰在运动上……”
没有办法！这真如黄香久说的：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我看看黄香久，她只是瞅着马老婆子笑。这种笑意味深长，是同情她？是卑视她？是讥讪她？抑或是鼓励她再提我们两人的事？……
从她们房里出来，满天星斗，黑暗中，从北京上山下乡来到这儿的女知识青年何丽芳，用哈萨克民歌《送你一朵玫瑰花》的调子轻轻地唱道：
我的价钱并不高
尼龙袜子两麻包
要是你觉得过意不去
再加一块罗马表
“哥儿们，”她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到我那儿去坐一会儿咋样？你这一冬天在山上捞足了，‘大团结’总存下七八张吧？”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我说，“明天去吧。”
“晚了才好办事呀。我们那一口子回北京探亲了。”
“你也不怕黑子回来撸你！”
“哼哼！他在外面也是这样，靠两根手指头挣钱。”她的眼睛在墨似的暗夜中象猫眼一样闪光。“这会儿，谁管谁呀？！”
“回去睡吧，”我劝她。“黑子跟我是朋友，我怎么干得出来？”
涓涓的细流在一点一点地啃啮上面的冻层……
我仰天叹了口气：我怎么能把人“思谋”得透？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二部
第四章
罗宗祺两脚悬空地骑在大梁上。所谓大梁，不过是根胳膊粗的木头。他在盖他家的小厨房。
“整了你十几年，你还这样天真。我劝你不要抱多大希望。”他把钉子对好了部位，挥动起钉锤。“这不，我也平了反，我也主持了工作——当然要比他官小得多，可也是一方之主。但我这就告诉你，我能不能扭转乾坤。”
咚、咚、咚！他好象很气忿，又似乎要叫我清醒。我走了一上午，从我们团场到他的团场足足有四十里路。阳光明净极了，使我想起大海。我要到他这里来求教那些象形文字。他能把我领进迷宫。但他刚把我领到第一道走廊，阳光就昏暗了。
我不停地喝着茶。茶很酽，我好久没有喝过这样的茶了。它会把带血的肉食化得精光。一杯茶就能把我从食肉动物变成人。文明真是奇妙！垂着竹帘的房子里还响着呼呼的声响。那是朱蜀君在为我剁饺子馅。有肉有面就行，为什么非要用面包着肉才好吃？这一切我都不太习惯了。还有这小院：蜀葵虽然没有开花，但已经长得很高。一小方平整的土地上，栽着西红柿、辣椒、茄子的绿苗。黄土用筢搂得茸茸的，仿佛一条地毯。两只灰蝴蝶在漫无目的地翩飞，靠墙还有一棵小杏树。
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我有一种回到家来的感觉，尽管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我躺在帆布椅上，昏昏欲睡了，但又酝酿着要讲话的冲动。
罗宗祺继续说：
“我是这里的团场长，可是给我配的搭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说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个老太婆原先是秦渠农场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当然一筢子全搂了进去。她女儿往牛棚里给她写信：妈，他们不让我加入红卫兵，咱们断绝关系吧，哪怕暂时假装一下也行。可她是怎么回信的呢？她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三反分子’，要女儿真正地——注意，不是假装的——跟她断绝关系，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不要‘温情主义’，要她坚决革命到底。结果，一个十七岁的丫头成了一个凶得叫人害怕的打手，据说打断了两个老地主的骨头。你想想，一个连妈都不认的人还认得谁？只有这样中了邪的妈才会教育出这样中了邪的女儿！
“好。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婆，现在当了我的党委书记。我说，让农工们自己种点菜吧，这儿荒地多得是，业余开点荒，调剂调剂生活也好。菜刚长出苗，她就派拖拉机去全犁掉了。我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的一个茄子、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都是社会主义的财富，为什么不让他们种？她说，社会主义财富只能是在国营企业里生产的，个人生产的一律是资本主义。她还背了一大套语录，我当然说不过她。从此，我们两个见了面都不说话，她走东，我走西。老章，你想想，一个团场长，一个党委书记，是这样的关系，工作能搞好么，连在二者之间取个平均数都不行，双方的力量都抵消掉了，最终等于零。
“从这点，我就推想小平。那老太婆至少还不是过去整过我的人，而小平偏偏跟整他的人在中南海里划一条船。你想想，把一群惊魂未定的人跟一群饿狼放在一条船上，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周总理还病着。哼哼！……据我看，这只能是悲剧的继续！”
他停下手中的锤子，居高临下地瞅着我。那眼睛使我想起悲观主义的老乏羊。我也悲哀地微笑了。
“唉！”我伸了个懒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喂，老罗，我总觉得这场悲剧太长了，演了十几年。不知道观众是什么感觉，我这个演员是演乏了。”
“在中国，没有观众，都是演员！”他断然地说。“一部分演整人的人，另一部分演挨整的人，到了一定时候，又互相对换一下。你不过是演挨整的人演乏了而已。怎么样？你也想演演整人的人么？……”
罗宗祺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长脸，如果他那对炯炯的眼睛再深一点，挺直的鼻梁再高一点，活脱是一个英国的福尔摩斯。一九七○年，我们一起蹲过两年监狱，共盖我的一床棉被，共用我的一个饭盆，因为曹学义以前的那位连队书记，连朱蜀君送来的一根筷子也要没收。在一个被窝里冻得索索发抖的时候，我曾向他说，林彪肯定不得好死！他问我有什么根据。我说什么根据也没有，只觉得他象我认识的一个被枪毙的劳改犯。这个劳改犯外号叫“四百瓦灯泡”，也是个秃头，两个人脸上的法令纹和下巴都很相似。开心地笑了一阵，便不感到那么冷了。他每天请罪有一个特别的姿势，不是低着头，而是歪着脑袋，仿佛在沉思。从他那一长串请罪词中听出来，一九四二年在延安他就挨过整，一九五七年包庇过“右派”，一九五九年自己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九六六年终于被划拉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他却不知道这个“司令部”设在哪里，指挥过什么战役，于是惹恼了“好！好！好！”的“革命委员会”。监狱里的人都知道，如果他没有背这么多历史包袱，早已是厅部级干部了。
“我看透了，”他骗拢腿，从房顶上爬下来，一边爬一边说，“现在最好是给自己盖个小厨房啊，打件家具啊……哎，老章，我自己用汽车轮胎绷的沙发还是挺好的，跟弹簧一样。你进屋里来试试。”
虽然他五十多岁了，但手脚还很灵便。“我没有发胖吧？”他站在地上洋洋得意。“人还是应该蹲蹲监狱，一来对身体有好处；二来蹲了监狱你才知道，同志常常不是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的人，而是在一起坐过牢的人。”
我们掀开帘子进屋，在他亲手做的沙发上坐下。我说：“老罗，我觉得，我们的悲剧不光是因为人和人的相互牵制，实际上是我们的制度有了毛病。”
“是呀。可是你要改革制度首先要调整人和人的关系。”他倒着茶说，“要我和老太婆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别说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连盖个公共厕所的决议也通不过。”
“还有理论，”我突然发作了一种幽默感，“我觉得我们现在实行的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杜林主义……布哈林主义，还有秃林主义！”我笑着说，“国民党实行所谓的‘三民主义’，我们在实行‘三林主义’！”
“这话怎讲？”他张着嘴问我。
“这还不明白？杜林主义，就是唯意志论、唯暴力论；布哈林主义：你听布哈林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无产阶级要机械地消灭自己的敌人布尔乔亚是容易的。但是，布尔乔亚将凭藉几倍于无产阶级的文化力量反回头来将无产阶级吃掉。因此，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经过文化革命。老罗，原来发明文化革命的不是咱们伟大的领袖，布哈林早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登记了专利权。至于秃林主义，那最简单不过了，就是搞个人崇拜。”
“你呀，”他笑道，“怪不得你老挨整，把你打成反革命一点也不冤！”
这时，朱蜀君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进来了，“一个反革命，一个老右倾，该上桌吃饭了！”她眯缝着眼睛笑着说，“老章，你有一年多没上咱们家来了，一定要多吃点。”
她挺着高高的胸脯，卷起衣袖，露出胖胖的胳膊。她的女儿替她掀着门帘。简陋的砖房里顿时有了一种宴会的气氛。我忽然兴奋起来。很久没有和人进行这种聪明的谈话了，虽然我天天和羊这样说。
“还有理论，现在搞得极其混乱！”我坐在简陋的砖房里、拿着发黑的竹筷子，吃着肉馅饺子，却象坐在会议桌上主持一个会议。“我们现在的任务，倒是真正地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比如，那个老太婆向你背《毛主席语录》的时候，你满可以用列宁的话反击她。列宁说，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是愚蠢，那就是自杀。列宁连私人资本主义的商业都不禁止，何况让农工业余种点莱了。”
“唉，那都是列宁在过去说的话了……”罗宗祺咕哝着。
“是呀。”我微笑着说，“我们现在不正是在领袖的过去的话里打转吗？你用这位领袖过去的这句话来对付我，我用那位领袖过去的那句话来对付你。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死人抓住活人；我们现在理论发展的表现就是理论的不发展。我们如果要在这窒息的情况下谋求发展，就是善于挑选有利于发展的语录。我们的聪明才智不能用于创造，只能用于选择。这就是我们理论的悲剧；它的最后一幕就是把我们全体领进死胡同。”
罗宗祺一面嚼着饺子，一面用心地听着。他又象请罪时那样歪着脑袋，说，“那么，照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吗？现在什么都谈不到了！只能先照列宁的话做：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我想着和我在一个连队的农工们——“哑巴”、马老婆子、黑子、何丽芳……“要叫他们能过上人的生活。然后我们才能改革我们的制度，而改革制度的最主要的基点，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十八页上……”
“哼哼……”罗宗祺用鼻孔笑道，“你背得真熟！喂，老章，你想过没有？”他严肃地说，“你应该把你学的这些心得写下来，写成论文的形式，现在没有用，将来一定有用的……”
“我怎么写？”我苦笑了一下。“我还记得那个周瑞成吗？我现在跟他住一间房。原来那家伙过去是爱打小报告的。而只要我有一行字落到他们手上，我就不能到你这儿来吃饺子了。弄不好，他们还要请我吃三毛六分钱一颗的花生米。”
“老章，”朱蜀君一直站在我们旁边督促我们吃，这时插嘴说，“你也应该结婚了吧。有个家，就方便多了……”
“对了！”罗宗祺把筷子朝桌上一拍。“你最好有个家，自己有一间房子，你写东西有谁知道？现在正是比较松的时候，他们会批准的……”
“为了写论文而结婚？”我笑了笑。他的女儿也在旁边偷偷地笑。
“就是不为干什么，你也得结婚呀！”朱蜀君说，“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你。”
“经济上到没有什么困难，困难的是——没有那一个人！”
其实，我心里想着，那一个人已经有了！
云层先是低低地掠过地平线，然后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将群山笼罩住了。暗绿色的麦田上空，穿梭翻飞着无数黑色的燕子，焦躁慌乱地鸣叫着，空气中已含有潮湿的土腥味。齐刷刷的小麦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