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嗬，那真是个好地方。”
“你去过？”
“没去过。我在电影上看的。那草原真漂亮……”
“是呀，草原是块宝地，尤其到了夏天。可是几百里不见人烟，更别说女人了。当兵的全是小伙子，有时候，真孤单呀……”
他也感到孤单过？
“那你为啥不把老婆带上？”
“那时候我还没娶老婆哩。再说，我还不够资格，我才是个排长。在部队，营长才许带家属。”
“你们那口子挺漂亮的，是不是在学校教书的那一个？”
“唉，啥漂亮不漂亮！俗话说：‘当了三年兵，见了母猪都是双眼皮的，何况我当了八年兵？！’我一复员回到老家就结婚了，管她漂亮不漂亮！”
曹书记的语气有几分懊丧。放在现在，他就不会娶这样的女人吧？他女人突出的特点是嘴大，满口黄牙，两腮红得发紫，并且皮肤粗糙，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家乡的水土不好。黄香久夸她漂亮，是在恭维她。是的，不恭维她恭维谁呢？她是连队书记的老婆，虽然小学还没有毕业，写自己的名字也缺笔少划，却能在农场学校教小学。
她跟书记也能找得出话说。曹书记平常就没有什么架子，这时更说了些心里话。他说这里没有他们老家好，风沙大，交通不方便，可是来这里能当国营企业的干部，比在老家当公社干部好，二则他老婆和妯娌又闹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就来了。要是有机会转到家乡的国营单位去，他还是要回去的。她对书记不愿在这儿长久呆下去表示惋惜，说咱们农工就仗着一个好领导。“火车跑得快，就靠车头带。”又叹息说：“当干部就是好，能满世界里调，农场不愿呆了到工厂，工厂不愿呆了到政府。咱们当农工的调来调去还是在农场。”曹书记叫她也活动着调回老家去，说是只要她家乡有个接受单位，这里他一批就放走了。我眼角瞥见他还抖了抖手腕，做出了一个签字的手势。她说：“谢谢你啦。可我不愿意回去，在外边犯了事儿，回老家丢人败兴的。”曹书记说：“你那又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纯粹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要放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哪能给你判三年劳改？你没看大字报上揭发的，好些高干都搞这事哩！”我还不知道她犯的什么案子，书记是抓政治的，有权翻每个人的档案，当然知道。听曹书记的口气，她肯定犯的是所谓“男女关系”。只有这种罪过，不分高干、基干、平民百姓都能够犯。如果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她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他们两个聊着天，我心不在焉地干着活。不知怎么，我的情绪陡然低落下来，看看太阳，有点偏西了。明晃晃的山岗聚合成飘动的灰雾，缭绕在光秃秃的山间。风也减弱了，在去冬的葳草和今春的绿叶上疲倦地徜徉着。眺望面方，黄色的地平线上有一小片白色的尘埃。“哑巴”快把羊赶回来了。放羊的把式出工比大队晚，收工比大队早。他们回来，还得饮羊，还得给乏羊喂料，活多得是。
我不客气地一把把栅栏门拉开。门象一把散了骨撑的扇子，摇晃个不停。那意思是说：你们走吧，羊快回圈了！
曹书记掉过头来看看我，又抬起腕子看看表，说：“今天就干到这儿吧。”他把锹还给黄香久，向我走来。
“给，抽只烟吧。《参考消息》上说，抽一支烟要少活五分钟，我就不信。一个人咋能知道自己活多长？那五分钟又从啥时候扣起？”
我说：“抽就抽。反正多活五分钟少活五分钟，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把烟先点着，然后把火凑到他面前。他在我手上对着烟，喷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
“对谁来说都无所谓。这会儿，谁还怕死？”
是的，中国人连死都不怕，特别是现在，活着并无趣。不过跟他说话要适可而止，我问：
“我这趟回来，是住在羊圈呢？还是回大队去住？”
“随你。”他爽快地说，“放不放羊也随你。你在山上苦了一冬天，想歇歇的话，就回大队。想放羊自在，就还是放羊。还有，你刚回来，给你三天假，咋样？”
“行。那我就回队上干活去。”
在农场，大队上最好混日子，按时出工，按时收工，按时休假，不管干得怎么样，工资一分钱也不少。这里不是劳改队，单独工作并不体现自由，反而会被牢牢地钉在岗位上，没有愿意放弃假日来替换你。尤其是我们这种人，还要冒风险。比如，羊只的成活率高，成绩不会归于你，倘若死亡率高了，倒会找到你的头上。
书记搓搓手，掸掸裤腿，走了，沿着他上来的那条小路向居民点走去，她抱着锹过来。
“书记开恩，放了我三天假。”我说，“奇怪，书记今天好象对人特别好，我看跟你聊得也挺热闹。”
“哼！”她哼了一声。“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些人可鬼着哩！”
“怎么不一样了？”我敏感起来。我在山上一个冬天，看不到一张报纸，听不到一句广播，难道这期间世界有了什么变化？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觉着不一样了。”她望了望地平线上逐渐变大的白色的尘埃，说：“你要是没事，到咱们房子来聊聊。我那儿挺清静，就两个人，那一个是个老婆子……”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二部
第二章
“哑巴”把羊赶回来了。人圈、点数、饮水、分栏。冷清的羊圈一下子热闹非凡。但是没有人，只是羊在这儿闹——羊挤羊，羊顶羊，小羊找母羊，只有老乏羊用悲观主义者的眼光瞅着同类，冷漠地一声不响。好了！一共二百七十五只，没有少，当然也不会多起来。
羊赶回圈，就没有“哑巴”的事了。不是没有他的事，而是他除了放羊，便不干别的事，连羊只的数目也不数，他光起个牧羊犬的作用。这时，他一动不动地蹲在墙根下，垂着脑袋，瞅着他脚下那双用汽车轮胎做的爬山鞋。我一边轰羊，一边喊他：
“喂，你回去吧！”
“回去吧？”
“我叫你吃饭去哩！”
“吃饭去？”
真没办法！他所有的话都和回声似的，你说什么，他说什么。我干脆不理他，一个人忙活起来。
一会儿，“哑巴”的老婆来了。这是个内蒙古的大脚女人，一张焦黄的扁脸；在这都穿绿军装的时候，独有她还穿着老式的大襟衣裳。还没走到羊圈，在那条小路上就扯开嗓子骂起来：
“我说你咋不死哩！啊！我说你咋不死哩？啊！你这没命的灰熊！每天都要老娘来领你，不领你，你连家门在哪嚅都摸不着！你要死了，老娘也轻省了……”
我说：“你别骂了，大嫂。他活着，每月还能给你挣三十三块钱哩。别看他摸不着家门，放羊还是比条狗强……”
“我稀罕那三十三块钱哩！”大脚女人吧嗒吧嗒地走进羊圈，“这灰熊不是没命么？谁叫他把那一万多块钱交上去？交了就交了呗，自己又想不开，落了这身病。唉！老章，我总思谋不开，这人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说，这人是怎么回事？你这么大学问，你能把人思谋得透么……”
她把重音放在“人”字上。这表明她“思谋”的不是她丈夫。她是在“思谋”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的意义。在只注意人的阶级属性的今天，这个生活于荒漠上的大脚女人，居然比写大块文章的批判家想得还要深刻。
不幸的女哲学家用她丈夫赶羊的鞭子抽了她丈夫几下。“哑巴”清醒了，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顺着那条小路回家了。
羊咩咩地叫着，居民点的房顶上有的冒出了青烟，很多人家烧的是蓬蒿。那烟就象魔鬼施的魔法，呼地一下子猛往上冒。
“哑巴”其实不是哑巴。前些年，在大兴背诵“老三篇”的时候，他虽然不认识几个字。用这儿老乡的话说，却也能背得“淌淌流水”。他出身贫农，往上查五代找不出一点瑕疵。从部队复员来到这个农场，因为没有文化，不能象曹学义那样当连队领导，只捞到了一个班长，而且是谁也不愿意当的放羊班长。他一向乐呵呵的。脾气很随和，扛了八年枪也没有改变他庄户人的习性，但在武斗的时候，他却会吐沫横飞地跳到台上来大打出手。他痛恨那些牛鬼蛇神完全出于一片对革命的虔诚：领导上说是坏人肯定是坏人！前一方面的表现，他获得了群众的好感；后一方面的表现，他赢得了领导的宠爱，所以年年都把他评为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
三年前的秋天，全场的羊照例要赶到山坡草场去放牧，他带着各连队集合来的四个牧工去了。石头砌的羊圈坐落在通向内蒙古的隘口路边，就是我不久前从那里回来的地方。那里满山坡是砾石，洪水冲出的自然泄洪沟中也全是青灰色的石头。但是草长得很旺。据说羊吃了从石头缝里长出的草会特别壮实，因为草的顽强坚韧的灵魂会转移到羊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每年必须把羊赶到石头山上去一次的原因。有一天，这位还没有变成“哑巴”的班长，赶着二百多只羊在荒山坡放牧，走着走着，忽然在砾石上发现一个鼓鼓囊囊的军绿色帆布包。打开一看，竟是一大叠一大叠人民币。在这么一块和月球上同样荒凉的地方，这包钱似乎只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在山坡上蹲了一下午，哆哆嗦嗦地也没把钱数清楚。反正是很多很多！回到羊圈，把钱藏好，从此就病了，不停地自言自语，或是嘴唇不出声地颤动，好似在心里计算一连串天文数字。羊，当然是放不成了，但他是班长，别人只好替他放，不久，县公安局来了人，四处查访，终于查到这个羊圈。原来，钱是内蒙人丢的。他们赶了一群马到黄河沿岸去卖，总共卖了一万多块钱。大草原上没有邮局，他们把一包现款绑在马鞍后面就往家走。可是这伙内蒙人个个喝得醉醺醺的，经过隘口时，帆布包掉了也不知道。县公安局根据他们回去的路线，一段一段地调查。最后推定在这个周围几十里不见人烟的羊圈住着的人最可疑。
这座孤零零的羊圈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穿制服的警察把一个个牧工叫到吉普车旁边审问。“哑巴”是班长，响当当的贫农，又害着奇怪的病，谁也没有怀疑到他。可是他一见到带枪的人就大惊失色，浑身筛糠似地哆嗦，还没有问到他，他就主动说了。几个警察从羊粪堆里挖出了内蒙人的帆布包，点过数，一分钱也不少。
“哑巴”一夜之间出了名。除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头衔外，又成了全省农垦系统的标兵、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当宣传干事替他整理材料时，他嘻嘻地笑着说：“钱太多了！要是只有几百块钱，我就留着自己花。”他没有了钱，病也没有了，说出了实话。宣传干事当然不能照他说的写，反而用报纸上现成的言词给他编了一套天花乱坠的讲用稿。这样，“哑巴”就上了北京，出席了全国农垦系统召开的一次先进人物代表大会，还见到了中央的大首长。
从北京回来，他逢人便说，过去他傻着哩，不知有了钱咋花，去了北京，才知道钱能买东西；王府井百货大楼里，要啥有啥。有了钱才能过好日子。话传到团场领导耳朵里，把他叫去训了一顿，说是他如果再到处乱说，就要把他当成“阶级敌人”。从场部灰溜溜地回来，第二天，他就变成这副模样。
开始，人们给他起的外号是“傻子”，但这时“傻子”正是一个带荣誉性质的褒扬词，譬如说，场部那个每天清晨起来打扫厕所的、比谁都机灵的水利技术员，好不容易才脱掉“知识分子”的皮，取得“傻子”的光荣称号，入了党。于是大家都觉得管他也叫“傻子”不妥当，后来根据他病情的特点改称他为“哑巴”了。
他顽固地沉默着，谁知道他心里是怎样想的？而人们一见着他，心里也一下子罩上了浓黑的阴影。别人的悲剧是政治运动造成的，他的悲剧却完全与政治运动无关。这使人们觉察到，在政治口号的表层下，在过着最普通生活的最平凡的人的心中，有一种不能被政治征服的、想过好日子的、可怕的利己欲望。这种欲望象鬼似地藏在每一颗心的死角，不管什么政治运动都冲击不到它。相反，它还会叫人冷不防地钻出来，把政治给人的影响化为乌有；人们从他身上反省到自己，觉得自己的心里除了“不断革命”的斗争性之外，仿佛也有个什么说不出的名堂，只不过是“哑巴”把它公开化了。这种沉重的鬼胎，象坚冰下面的涓涓细流，一点一点地啃啮着上面的冻层。
大脚的女哲学家“思谋”的大概就是这个吧？
“哑巴”惯常地垂着头，跟在拿着鞭子的大脚女人后面，隐没在居民点的淡青色的暮霭中了。魔鬼施放的烟雾笼罩了整个村庄。羊安静下来。悲观主义的老乏羊卧在旮旯里，深深地叹着气，长长的胡须耷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我干完了应该干的活，在曹书记刚刚磨铁锹的大粗石上坐下，点着一支烟。一般莫名的悲哀和烦恼照例地涌上心头。这种情绪来得和时钟一样准。日落、黄昏、归羊、飘零的晚霞、沉淀下来的风、沉静下来的荒原、被流动的空气刻蚀的沙丘、孤傲挺拔的芨芨草和枝桠的荆棘，都渐渐地模糊了、淡化了，于是从心底里渐渐地显现出孤独与寂寞。每日每夜，伴随我的不是羊，便是“哑巴”这样的人，广阔的空间，除季节变化就无变化的自然空间，找不到一点点实例来印证我从书中得出的思想。这里仿佛不是人类社会，但又似乎是从飞速旋转的人类社会上甩出来的一个小泥团。它和人类社会失去了联系却又带着人类社会的原质。这种停滞状态常常激励我要行动，也常常使我灰心丧气，而更多的倒是使我害怕：岁月和智力，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风化掉了；我终将变成一个无用的人，不知不觉地归于“哑巴”一类人当中去。
你能说“哑巴”的脑袋里什么都不想吗？然而“哑巴”终归是“哑巴”。世界是铁铸成的，没有感情，没有知觉，不会和你作无声的交流。你要影响它，推动它，至少要大喊大叫，哪怕仅仅是一声在压抑下的呼喊。
然而，今天，在我眺望着黄色的落日慢慢地降到黛青色的山巅时，在寂寞和孤独的感觉中间，似乎另有一丝思绪，象羽毛一样撩拨得我心发痒。我终于又见到你了！这莫非是天意？这么多年来，过去结识过的女人都逐渐地淡忘了。韩月屏、马缨花，知道那是不可能再次得到的便不去多想。在我，在她，都成了永久的回忆。而在我，有时回忆起来还会怀疑：那是真的吗？我曾经有过那样美妙的时刻吗？于是，心肠由于缺乏爱情的滋润而变得硬起来。但是，她那强有力的一划，却在坚石上刻下了很难磨灭的痕迹。至今还很生动、清晰的画面，那线条优美的赤裸裸的肉体，多少次激起我男性的情欲和激情，使我知道我虽然是个披着黑色的、蓝色的，或者如现在这样是披着绿色外壳的“劳动力”，但毕竟是个男人，在扼杀个性的一般性中至少还保持有性别的特征。她那强有力的一划，那无声而又大胆的呼唤，对此我虽然没有如她那样勇敢地作出反应，却象是我被她奸污了似的。从此失去了我的童贞，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