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前面的女犯都好奇地盯着我，直到从我旁边走过去才把头扭开。她走在最后。她的后面是扛枪的“班长”。她手里拿着一把镰刀。这是用来割草的，在草太密的田边上，干脆就用镰刀来割，反正那里也不会有稻苗。
我凝视着她的眼睛。她眼睛里跳跃着一种嘲讽的笑意，但也含有仿佛跟我已经很熟悉了的、很亲切的目光。我们互相用眼色打着招呼：“你早！”“你好！”“你早晨吃饱了吗？”“还凑合！”……
她有着一张容光焕发的脸，在那张脸上丝毫找不出来一点羞愧，于是我反而脸红了。她虽然也穿着和别人完全相同的黑色囚衣，没有领子，没有贴兜，跟一条直筒筒的面粉口袋一样；肥大的衣袖随着女人细小的胳臂来回忽搧，但在我的眼里她似乎还是赤裸裸的，还和昨天一样美丽。
然而，在她走到我旁边，要和我擦身而过的那一刹那，她却突然举起手中的镰刀，在我脸前晃了一下，同时用只有我能听清的语声，迸出这样狠狠的一句话：
“我恨不得宰了你！”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头也不回地走掉了。跟在她后面的“班长”嘴里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也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一支枪筒发出蓝幽幽的光。
我等了半天，等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们用目光交流的那些无声的话语，全是我自己的想象！
吃完早饭，我在渠坝上呆呆地坐着。风撕裂了铅灰色的云，在远方，在天边，出现了橙黄色的阳光。老乡的庄子开始活动了起来，响起懒洋洋的赶牲口的吆喝声。一匹瘦骨嶙峋的枣红马跑出了圈，在黄萝卜田中又陡然站住，昂起头，用鼻子在风中嗅着什么。渠水浸到我的小腿。水流响着细微的潺潺声，含有一种扰郁而爱恋的调子。我忽然委屈地流出了眼泪。我觉得我受了伤害，她也受了伤害，但又说不出究竟什么地方受了伤害。
此后，在劳改队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三千多亩水稻田，一千多人薅两天也就薅完了。第三天，大队转移到场部北边的稻田区去了，等稻子黄熟，我们田管组都抽调回大队时，女队已经搬迁到别的站去，我们连在路边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我只打听到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黄香久。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二部
第一章
我们再次相遇，已是八年之后了。
也是一个刮风的天气。但不是那种湿润的风，而是砾石上干燥的热风；砾石上只能长耐旱的针茅草、芨芨草、沙葱和酸枣刺。这里不是劳改队的水稻田，而是农场的羊圈，在春天的空气中，散发出一股发酵的羊粪味和薰人的羊膻味，时间流逝了，场景变换了，但我们的身分似乎并没有怎么变。
我用四齿筢搂着撒在羊粪上的干草。于草四处飞扬，草秸在阳光下翻滚，象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远方，山腰上弥漫着明晃晃的岚气，使重叠的群山失去了层次，失去了立体感，宛如镶在玻璃框中的一幅静物画。山脚下，有一条发光的小路蜿蜒而下，直达到这个羊圈，又从这个羊圈延伸到居民点。在那里，和一条通向场部的土路会合。
她就是从这条小路来到羊圈的。
前天，我把羊从山上赶回来，羊圈已经颓败得一塌糊涂。没有羊蹲的羊圈，和没有人住的房子一样，会很快地坍塌掉的。所有的柱子都歪歪斜斜，哪个旮旯里全结着蜘蛛网，喂羊的槽也不知让谁偷跑了。槽是木板做的，拖回家去可以打一个柜子。在农场，除了野地里的石头没人偷，凡是生活中能利用一下的东西，一撂下转眼就不见。到快入冬的时候，连建筑用的青石片也有人偷——家家的咸菜缸上盖的都是青石片。
槽不见了，羊棚上的椽子也丢了好些根，怪不得羊棚塌下来了一个角。我要我们生产队的书记派人来帮我收拾。“这个圈连羊都不敢蹲，砸死了羊可别说是我搞破坏！”羊比人重要，如果说人住的房子坏了，对不起，你也别想生产队会派人来给你修。可是羊，那就不同了，尽管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书记还是答应派一个女的来。
“是刚来咱们连队的。原来在白银滩农场。她不愿在那儿呆，我就把她要来了。”书记说着，露齿一笑。“她过去也劳改过，是跟你在一个劳改农场哩。”
“哦？叫什么名字？”我心中一动。
“叫黄香久。”
果然！
和我同期劳改的女犯人有一百多名，我劳改过的那个农场，前前后后总关过上千人次女犯，但我还是一下子想到了她。我再一次坚信自己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过去，现在，无不应验。可是，好的预感从来没有应验过。也许是我命中根本就不可能有丝毫的幸运。
但愿这次能出现奇迹。
我看着她从生产队的居民点慢慢地爬上坡来才转过身去。她扛着两根细木棍和一把铁锹。风使劲地掀动她蛋青色的头巾，把一身军绿色的衣裳——这是最时髦的颜色——紧紧地裹住她的身躯。她低着头，迎着风走到羊圈，哗啦一声撂下她肩上的东西，靠在栏杆上喊道：
“喂，我是在这儿干活吗？”
我耳边又响起“我恨不得宰了你！”那是一个遥远的声音，可是现在一下子变得这样贴近。是的，就是这种语气：任性而又有撒娇的意味。我微微一笑，迎上前去。
“你没走错。可是你带来的椽子太细了，”我踢了踢她脚下的木棍，“这样的火柴棍能支得起棚子？”
“管它呢！扛细的轻松点。”她撇撇嘴。接着，眯着眼睛看着我的脸。我紧张地等待着，几秒钟后她吸了一口气：
“啊，是你？”
“是我。”我很高兴她还能认出我来。
“你咋也在这里？前些天你在哪儿干活？怎么没见你？”她一边从栏杆上爬迸羊圈，一边问我。我手插在她腋下帮她翻过栏杆。在无边的干燥的空气中，只有她腋下有一点温暖的湿润。
“我怎么来的？象我们这种‘打了号的羊’，除了这样的农场还能分配到哪儿去？”我抑制着突然迸发的喜悦和兴奋，但禁不住变得饶舌起来。“劳改队不是实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原则吗，我是这个农场送去劳改的，所以一释放就回来了。一冬天我都在山上放羊，前天刚回来。你是怎么来的？”
“哟，你还会放羊，真不简单！”她在羊圈里站定，抻了抻衣服，把沾在衣裳上的干草秸一根根地拈掉。这种仔仔细细的爱整洁的动作是十足女性的动作，我的眼睛里一定放出了奇异的光彩。但是，我却用无所谓的语气说：
“嘿嘿！我什么不会干？从五七年到现在，十八年过去了，要是上大学，都毕业五次了。农活里，我就是不会开拖拉机。他们不让我开，要让我开我也学会了。”
她再次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嘻嘻地笑着说：“真是巧！想不到咱们又在这儿碰见了。”
“巧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说，“象我们这号人。迟早会又凑到一块儿的。世界非常非常大，可是对咱们来说，却非常非常小。这些年，我磕头碰脑地总遇见过去一起劳改过的。比如说吧，这次在山上放羊的五个羊倌，是从各连队调上去的，可除了那个啥也不会干的班长是复员军人，四个人全是从我们原先的那个农场出来的，有一个还跟我蹲过一个号子。你说怪不怪？来吧，把锹拿着，咱们开始干活吧。”
岁月好象在她身上井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也许是过去我并没有把她看得很清楚。她现在总有三十多岁了吧，和我记忆中的她比较，她似乎胖了一点，脸色比过去好得多，黄白但有光泽，过去，她不可避免地和大家一样，脸上有一股晦气；眼角和鼻梁间虽然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但却比我印象中的脸更为生动，表情更为丰富。因而，在我看起来，她仿佛比过去更年轻了。
“从那时候算起，有八年了吧。”她替我扶着羊棚的柱子。“这八年，你都在这个农场？”
“可不是。”我用铁锹埋着土，我们要把塌下的棚子支起来。“不过这八年可真不容易过。先是‘群专’了一年，以后又蹲了两年监狱。头一次是刚释放，就被‘文化大革命’裹了进去；后一次在七○年‘一打三反’里头。你呢？这八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八年啦，别提啦！’”她笑着，学了一句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唱词。随后，两脚倒着把我埋下的土踩瓷实，眼睛看着地面说，“这八年，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就这些。幸亏没生娃娃。”
我不停地干着活，一点也不惊奇。我看见、听见的出乎意料的事太多了，到后来，竟没有一件事能出乎我的意料。她不那样生活还能怎样生活？幸福是一种奇迹，不幸才是常规。她对我的坎坷也没有感到惊奇。这样，我们倒是真正地相互理解了。她不说那些安慰的话语也好，这些年，我最怕那种老太婆式的絮絮叨叨的同情。
“你别笑话，”她接着说，“你蹲了两次监狱，我结了两次婚，其实结婚跟蹲监狱一样，有的时候比蹲监狱还要难受。前一次，我没告诉他我劳改过，成天提心吊胆的，怕他知道了。可他还是知道了，跟我打了离婚。后一次，在白银滩农场，我一开始就跟他说清楚了，可他老把这事拿捏我，我受不了，跟他打了离婚。前一次是人家不要我，后一次是我不要人家，一比一，平了！唉，人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我以后再不结婚了！”
“你打定主意再不结婚容易办到，我打定主意再不蹲监狱可不容易。”我笑着和她打趣。“结不结婚由你，蹲不蹲监狱可不由我。这么说来，你还是比我强。”
我们一见面就象老朋友似地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友谊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格局，有的格局是一见面就自然地很亲切，有的是必须在一段时间里逐渐啮合好齿轮，如果啮合不到一起便不能运转，我们都无视对方的痛苦，因为我们各自的遭遇就够自己心烦的了，但我们却能真正地同情对方，因为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那种痛苦，虽然在形式上不同——蹲监狱和结婚二者虽有区别，但感觉的实质和程度是一样的。
干草秸飞扬了一会，飘落在地上，羊圈里满地闪闪发光。风吹着吊杆吱吱嗄嗄地响，水桶乒乒乓乓地磕碰着井沿。我从井里提了几桶水，和了一滩泥，跟她慢慢地修补围墙。其实，书记不派人来我也能把羊圈收拾好。但多年当农工的经验告诉我，给你派一个任务之前你先得喊叫，派一个人来你自己就省一分力。在劳动中入迷，和在接受劳动任务时的狡猾，二者并不矛盾，劳动，是自己的生活，而任务却是属于别人的。只有雇佣工人才能分得清它们之间的差别。现在，我们两人干着一个人的活，干得很轻松，很默契。这突然使我想到：小农经济给人最大的享受，就在于夫妻俩一块儿干活！中国古典文学对农村的全部审美内容，只不过在这样一个基点上——“男耕女织”！
我们谈着各自认识的熟人。所谓熟人，绝不是失去的那一个、已经成为梦幻般的世界中的熟人，而是曾经一块儿劳改过的人。因为我们两人的生活只在这一点上有过交叉。他们中，有的又一次折腾进去了，有的丈夫跟她离了婚，有的妻子跟他离了婚，有的自杀了，有的被杀了……谈来谈去，我们发觉我们俩的遭遇还是比较好的；命运特别宠爱我们两人。我们虽然感叹着、惋惜着，但我们还是更高兴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呆在白银滩农场，要调到这个农场来？”我问她，“是不是白银滩农场活苦？”
“所有的农场都一个样。活嘛，看人怎么去干了。”她说着，有意地把额前的一络头发从廉价的尼龙纱巾中扯下来，并翻起眼睛看了看那绺头发。这里没有镜子，要有镜子她就会走到它跟前去的。而在这一瞬间，她的脸上的确有一种照镜子时的很蠢、很俏皮的表情。但她的头发真的是很亮、很黑的。“既然离了婚，再呆在一个农场有啥意思？还是离得远远的好。你们的书记跟我们那书记是战友，常去我们那儿。是你们的书记把我要来的。”
停了一会，她又说：“你们这个书记不是个好东西！”
“你怎么知道？在我看来，他还算比较好的。”
“哼哼！”她鼻孔里冷冷一笑。“男人嘛，我见得多了，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
我想了想，这位书记的眼睛好象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我一直没有注意他的眼睛？但我立刻想到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她也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我想起八年前所看到的情景，一切还都很清晰生动，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过我不能知道那时我的眼睛是什么样的。在一个自信很会观察男人的女人面前，我得小心一点。我赶忙把眼睛移向别处，拿起她扛来的木棍思忖着，好象想把它派个什么用场。
这时，书记也爬上坡来，到了羊圈。幸好我们刚中断了谈话，她满不在乎地站着，我在装模作样地干活。
“嗬，你们干了不少嘛！”书记的情绪今天出奇地好。其实我们并没有干多少，书记从我旁边走过，瞥了我一眼。我也瞥了他一眼。我没有发现他的眼睛有什么异常。他笑眯眯的，眼角放射出几条饱经风霜的鱼尾纹。这是个很机灵的人。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很好。这个队原来号称“鬼门关”，是全农场管得最严的一个队，“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改作武装连，负责看管农建师设在这里的监狱。“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是由他来解散这所监狱的。但是，和社会上一样，所谓解散，只不过象一撮盐溶化在一缸水里，最后，盐消失了，而整缸水都含有稀释了的监狱的苦咸味。我听人说，他常告诫那些爱用拳头棍棒敲人的群众，“你们别把狗逼到墙根上罗！”虽然他还是把我们这种人比作狗，但在号召“痛打落水狗”的年代，这样的话已经够有人情味了。自他来了之后，“鬼门关”的制度的确宽了许多，农工们假日出门，甚至不打招呼也可以；“鬼门关”不怎么象“鬼门关”了。
他把笑眯眯的眼睛转向她，走到她跟前，接过她手中的铁锹，掂了掂，说：
“刚领的？口还没有开哩。”
说完，就将锹口搭在垫木槽的粗石上，手腕使劲地压住锹把，哗哗地磨起来。他披着褪色的绿军服，两支袖子象拨浪鼓槌般摇来摇去，但姿势很有力，矮墩墩的身躯半蹲着，更显得结实粗壮。磨了好半天，他站起来，用拇指试了试锹锋，交给她：
“看，这就好使了。你铲几下，利不利？”
她照他说的在羊粪上铲了几下，满意地笑了。
“嗯，真的，好使多了！”
书记很容易就改变了她原来对他的印象。这个书记真有办法！我就没有想到替她磨锹，光会磨嘴皮了。
我背对着他们，用铅丝把一根根栏杆拧紧。现在是书记代替了我，和她埋柱子，风一阵阵传来他们的说话声。
“曹书记，来这儿之前你在哪儿啦？”
“哦，那时我在大草原上，锡林郭勒大草原，你知道吗？我在那儿当骑兵。”
“嗬，那真是个好地方。”
“你去过？”
“没去过。我在电影上看的。那草原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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