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咔裂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象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他们那种毫无抱怨的，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象流水上的浮叶，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温顺。达观和乐天知命。我在他们中间，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么用？
啊，宿命！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我们住的这幢远离劳改大队的土坯房——照日本战术教科书上的术语说，是“独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劳改农场以来就耸立在这广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饱经风霜。据传说，五十年代中期，渠那边庄子上有一个黄花闺女，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大白天就跑过斗渠到这屋子里来上了吊。这是个上吊的好地方，屋顶上没有顶棚，弯弯扭扭的木头椽子露在外面，随便哪根椽子上都可经搭上绳子。而且，有谁会到农闲时空无一人的这幢属于“严禁入内”的劳改农场的“独立家屋”中来，干扰她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劳改犯说起来，至今还津津有味：
“咦！俊着哩！还穿着红鞋，两条大辫子，唏溜个光！脸白森森的，眼睛毛毛长刷刷的。咱们给她抬下来的时候，身子骨还软软的……”
有的老劳改犯说她尿湿了裤子，说她舌头伸得老长老长，据说吊死的人都是这副模样，可是大多数老劳改犯都认为这是对她的亵渎，坚持把她描绘成一个仙女，我们这些后来的劳改犯，没有亲睹，对她当然不具有那种崇敬的情感，只是一个劲儿地想把她还原为活生生的肉体。“熬着点吧”，在受煎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把她当作精神上的慰藉。
啊，贞洁的、勇敢的、不知姓名的姑娘，原谅我们吧！
有时，场部晚上放电影，王队长通知我们去看——看电影是“受教育”——留下一个人看管夜水就行了。每次我都让他们十二个人去，我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当领导，即使是当个犯人头，也必须公允，能自我牺牲，这才会取得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蛙声咯咯，渠水淙淙，稻田上的清风如泣如诉，恰恰时隐时现的和弦。窗外，漆黑的一片，玻璃上涂满污浊的泥痕。豆大的油灯伴着我夜读。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身影，模糊地印在泥皮斑剥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出来。
果然，她从梁上飘落下来了。先是一团不成形的彩色的雾气，落到地面上，便立刻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姑娘。和老劳改犯说的一样，两条大辫子油光水滑的，长长的睫毛，水灵灵的眼睛，皮肤即使在昏黄的油灯下也显出白中透红的光彩。她还穿着冬天的红棉袄，脚上果真穿的是红鞋。简陋的小土坯房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喜气洋洋了。
她轻轻地掸拂着衣衫，怯怯地向我靠近，并发出一声暖人心意的深深的叹息：
“哎，苦啊——”
“来吧，”我向她伸出手去，“你苦，我也苦，让我们两人在一块儿吧……”
“我说的就是你呀。”她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弱不禁风的、但又很温暖的身躯紧贴着我，眼睛看着摊在我面前的书。“你苦，我不苦。人死了，什么苦恼也没有了。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你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何必呢？别把身体搞坏了。”
她的声调是幽怨的。我搂着她那娇小的腰肢。我被她不自以为苦却关怀着我的精神感动了，我含着辛酸说：
“你也苦呀。为什么年纪轻轻地就寻死呢？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要是活着多好！”
“活不下去呀，”她微微地晃动着身子，使我有一种进入梦幻般的感觉。“人要把我嫁给我不愿嫁的人，你说还能活吗？”她又低声地说：“当初，要是你在就好了。我正是要出嫁的那天跑到这儿来上吊的。那天你要在这儿，我就不上吊了。”
我把她揽进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抚摸着她光滑的发辫。“这都是社会的原因呀，”我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我看书，就是要探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社会。”
她似乎不理会我的说教，扭动着身躯说：“那是哪辈子的事呀！想也不敢想。我们的区委书记也这么说，广播喇叭也这么喊，可是一点不管用！不过，死了也好。你要是当作我是活人，我就活过来了。”她又扬起脸，深情地说，“你是我的好人人！你别学广播喇叭说大话。我给你唱个歌吧。我好久没唱了。我一直憋着哩，我要唱给我喜欢的人听。”
于是，她轻声地唱起来。歌声仍然是幽怨的，但却娇嫩柔婉，在我眼前展开春天里一片无人注意，任人践踏的黄色的蒲公英：
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子门来单扇子开，
叫一声哥哥你进来。
眉对眉来眼对眼，
眼睫毛动弹把言传。
一对对母鸽朝南飞，
沷上奴命跟你睡。
……
然而，劳改犯人们回来了！
还离着很远，就听见他们嘻嘻哈哈地吵闹声。姑娘悠然又化作一团彩色的雾气。歌声、肉体、温暖的气息，全消失了。我的组员们一进门，先是一捧捧黄瓜西红柿堆在我的面前。
“贼不走空趟！”劳改犯人们说。“吃吧，吃吧，这根黄瓜是刺儿皮，可脆哩！”塌鼻子用比黄瓜还脏的手在黄瓜上捋几下，算是擦干净了，递给我。你既然把他当作贼，他也就以贼自居了。并且，在农民们都做贼的时候，不做贼倒是反常，做贼当然不会觉得可耻。
接着，他们便在土坑上打开铺盖，劈劈扑扑地抻褥子，抖被子。一股汗臭味顿时弥漫了全屋。躺在被窝里，他们还要聊一会儿。
“咦，那个吴琼花八成儿跟洪常青搞上关系了哩！都在一个部队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没睡过觉，我才不信！”
“南方人都喜欢搞那玩意儿，那地方热……”
“我听说，南方人上厕所男女不分哩！”
“在日本国，男男女女还在一个澡堂子里洗澡哩！”
“日本国啥！那年我盲流到上海，也是个大热天，我亲眼瞧见一伙男的女的，全在一个大池子里扑腾！”
“没穿衣服？”
“穿衣服啥！穿着衣服能在水里扑腾？都他妈的光着身子！”
“啧，啧……”
而我，却搂着我的姑娘入睡了。我把被窝留出一个空档，这里睡着她柔软的、但却是虚空的身子。
有一次，劳改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列宁在十月》。劳改犯人看了，对瓦西里和他老婆吻别那场戏大感兴趣。
“咦！了不得！电影影子里还吃老虎哩！”
“嘿，抱着脸就那个啃！”
“你跟老婆姨也啃过。嘻嘻！啃过没有？你说，你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的术语，劳改犯人可是记得牢牢的，随时挂在嘴边。
“啃啥哩，脸怪脏的！我一偏腿上马，一蹦子就到河西了……”
接吻“怪脏的”，而身体其他部位的接触却不“脏”！爱情其实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
进得门来就吹灯，
抱着我的小亲亲。
嗯咦哟——嗯咦哟——
豆大的灯光熄灭了，姑娘上过吊的屋子里黑暗如漆。劳改犯们都入睡了，打鼾的打鼾，锉牙的锉牙，呻吟的呻吟；那个把牛喂死的劳改犯哼哼卿卿地这样唱了几句，最后吧咂几下嘴，也甜甜地进入了梦乡。而在这幢土坯房里，所有的梦中都有女人，如静电的火花，在这些男人的脑海中荧荧地闪烁。啊，魔障啊，魔障！
我不能说那是淫荡的、下流的。在我体内，在我刚过三十岁的强壮的肉体里，也蠢蠢欲动着这个魔障。佛教经典《大智度论》中这样写道：“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也就是说，她能把人和智慧、道德、教养、善良的天性全部毁掉，荡然无存。可是，去他妈的吧！既然早已把我当成“阶级敌人”。一次劳改，两次劳改，“反右”过去了十年还拿我写的诗“示众”，死死地揪住我不放；佛教尚讲“六道轮回，生死相继”，而我却总没有再次投胎的机会，又要那些智慧、道德、教养何益？
我们劳改犯入睡觉时全身脱得精光，一是为了省衣裳（除了那一张黑皮，衬衣衬裤可是要自己花钱买，或是由家里寄来），二是为了不生虱子。我在被窝里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我肌肉饱满结实的胸脯，很是惴惴不安，就象抚摸着随时会咆哮起来的野兽。爱情，早已在我心中熄灭；我的爱情和我曾经爱过的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正因为我爱她，我便不能让她与我共担险恶的命运，对她弃之不顾倒是还给她自由；正是因为我爱她，我便不能多想她。想她反而是虚伪，这等于把感情的债务强加在她身上。并且，如果心灵被思念、被爱情所软化，便不能以一种汉子的刚劲来对付严峻的现实。我见得太多了：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跨的人，大半是多愁善感，恋于儿女私情的人。
纯洁的如白色百合花似的爱情，战战怯怯的初恋，玫瑰色的晚霞映红的小脸，还有那轻盈的、飘浮的、把握不住的幽香等等法国式罗曼蒂克的幻想，以及柏拉图式的爱情理想主义，全部被黑衣、排队、出工、报数、点名、苦战、大干磨损殆尽，所剩下来的，只是动物的生理性要求。可怕的不是周围没有可爱的女人，而是自身的感情中压根儿没有爱情这根弦。于是，对异性的爱只专注于异性的肉体；爱情还原为本能。感情和皮肤同步变得粗糙起来，目光中已没有一丝温柔，变得象鹰眼似的阴沉，我抚摸得到我胸腔、我腹部里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着我。我听得见它阴险的咻咻的鼻息，感觉得到一股如火焰般灼热的暗流，在我周身的脉络中肆无忌惮的乱窜。那不是我，或是我的另外一面。可是它很可能猛地冲击出来将我撕得粉碎，然后舔舔它的血唇，扑向它所能看见的第一个异性。
我睡着了。我梦中出现了女人。但女人即使在我潜意识中也是不可把握的，模糊不清的。这年我三十一岁了，从我发育成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女人的肉体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我羡慕跟我睡在一间土坯房里的农民们，这个地区有早婚的习惯。在他们的梦中，他们还能重温和异性接触的全过程。这种囹圄之梦，摆脱了脚镣手铐，能达到极乐的境地。而在我，梦中的女人要么是非常抽象的：一条不成形的、如蚯蚓般蠕动着的软体，一片毕加索晚期风格的色彩，一团流动不定的白云或轻烟。可是我要拼命地告诉我，说服我：这就是女人！
有时，女人又和能使我愉悦的其他东西融为一体：她是一支窈窕的、富有曲线美的香烟，一个酭得恰到好处的、具有弹性的白暄暄的馒头，一本哗哗作响的、纸张白得象皮肤一般的书籍，一把用得很顺手的、木柄有一种肉质感的铁锹……我就和所有这样的东西一齐坠入深渊，在无边的黑暗中享受到生理上的快感。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部
第三章
水稻的田间管理，最辛苦的是从下种灌水到稻苗在水面挺立起来的四十天中。这四十天叫做“保苗期”。“保苗期”过后，十三个人全都轻松了。我们每个人管的二百多亩稻田的苗完全出齐；三千多亩水田一片碧绿。但是劳改队并不把我们中的一些人抽调回去。熟悉手工农业劳动的王队长知道，后期田管人员的清闲，正是对前期四十天中没日没夜的辛劳的补偿。何况，这时外面正源源不断地往劳改队里送人，简直使劳改队应接不暇。“文化大革命”创造了破世界纪录的犯罪率，劳改当局天天要为成批送来的罪犯的食宿问题发愁，又何必急于把我们田管人员调回到号子去呢？
回去挑饭的塌鼻子说，他在菜地碰见一个刚押来的犯人，告诉他，“外面墙上贴的法院判决布告，把街面都遮严了！”
我的天！幸亏早进来了，不然这时候也得被抓进来，早进来能早出去！我们十三个人都非常高兴，以为这是命运对我们的恩典。
“保苗期”以后，整个黄土高原陡然涂上了一层嫩绿的色棚。到处都是绿的：绿的山、绿的水、绿的田野，连空间也好象畅流着某种馨香醉人的野生汁液，鹤鸟不顾“严禁入内”的木牌，不顾带刺的铁丝网翩翩飞来，在绿色的水面上展开它们银灰色的翅膀。长脚鹭鸯在水田里漫步，那副沉思默想的模样，倒很象我们的王队长。野鸭在排水沟边丛生的芦苇中筑起了自己的巢，辛苦地经营着它们的小家庭。灿烂的阳光映照着水禽翻飞的花翎，辽阔的田野上回荡着它们欢快的鸣叫。野风在稻苗上翻滚，稻苗静静地吮吸着土地的营养。大自然充实得什么都不需要了，而人却渴望着爱情。
王队长经常到稻田区来，独自一人背着手，在田埂上转来转去，检查我们的工作。他松松垮垮地披着一件军绿色制服，一颠一颠地，忽搧忽搧地，和一个按着弹簧的玩具一样。苗出齐了以后，我们不怕他检查，也不跟在他屁股后面。我们照常干我们的活，抓我们的鱼，捉我们的野鸭，或是躺在柳荫下补那件永远补不好的囚衣。直到有一次他满田看完了，走到我跟前吩咐我：“告诉那些婊子儿，都拾掇一下：进水口、排水口打结实，田埂细的地方加一加。大队这一两天要来薅草了。”
我们这才忙碌起来。
第三天早晨，我们吃完值日员回去挑来的饭，洗涮着饭盆，一个出去倒水的田管组员兴奋地跑进土坯房里来，喊了一声：
“大队来了！”
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连我在内。大队里并没有我的亲人，没有我的朋友，但那群穿黑色囚衣的团体仿佛对我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调到田管组之前，我每日每夜都生活在那里，刻板的规章制度养成了这群人有共同的习惯，共同的生活规律，以及只有我们之间才能懂得的俚语。我也莫名其妙地放下碗筷，和大家一起跑出门外。
久违了，大队！
清晨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消散。太阳刚出来，橙黄色的阳光只能照到柳树和白杨树最高的枝梢；黑夜还残留在地面。从我们站的土后上向斗渠坝北边望去，一片象幽灵似的灰色的人影很快地向我们这边移动过来。随后，他们渐渐地走近了。灰色转为黑色，他们的面目也清晰起来。一张张严肃的、轻佻的、克己的、放荡的、开朗的、阴沉的、善良的、邪恶的、英俊的、丑陋的面孔，随着杂沓的脚步声，从渠坝上闪过，使人们惊奇的是什么法术居然能把各式各样绝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