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细微的声音都如遥远的波涛，一阵一阵地汹涌澎湃，好似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在一个固定节奏的背景上，两支旋律交替出现，不断反复……啊，原谅我吧，理解我吧！你能原谅我、理解我吗？我永不安宁的灵魂又剧然地骚动起来；我耳边总隐隐约约地听到远方有谁在呼唤。这里是令人窒息的地方，这是个令人消沉的小村庄，就和你迷人的颈窝里一样。你赋予了我活力，你让我的青春再次焕发出来，但这股活力却促使我离开你！这次青春也不会是属于你的……
一会儿，我们疲乏而舒畅地躺在蒿草上。
“你在想啥？”她问我。
“没什么。”
“什么也没有想？”
“嗯。”
“你想有个娃娃吗？”她翻过身，用肘子支撑着地面。
我想起何丽芳告诉我的话，“想。”我说。
“那咱们抱一个吧。”
“为什么要抱一个？你生一个好了。”
“咱们都多大岁数了！……”她说，“抱一个大一点的，省我们好几年的事……现在农村里穷得养活不起娃娃的有的是。咱们顶多花点钱。”
“哪来的钱？”
“我有！”她嘻嘻地笑了。
“算了吧！”我不想再为难她。“没有孩子更好。”
“为啥？”她扳着我的肩膀问。“你总是想着不跟我过下去！没有娃娃就没有牵挂是不是？”
我沉默着。她乌黑的眼珠紧张地在我眼睛里捕捉神情。但我不能闭上眼睛。林中，半明半暗的清光好似化开了一些，象一杯冲淡了的茶水。我见了鸟儿又鼓起了翅膀。我听见只有在辽阔的空中才会有那样响亮的鸟叫声。大约是雨停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我说，“我不能尽父亲的责任，不管是自己生的还是抱来的。一个好好的家庭，一夜之间突然妻离子散，连元帅的家也不能幸免，这样的事我看得太多了。”我握住她暖烘烘的小手。“香久，现在不是象蚂蚁一样经营自己小窝的时候。”
“为啥？”她俯卧着，手托着下巴。两脚朝天摇晃着。“你总是跟别人想的不一样！他艰难他的！我们是穿的不如人，是吃的不如人？连‘哑巴’还养活一大股娃娃哩！咱们连一个都养活不起？我就不信！”
“这不是养活得起养活不起的问题。这是我本身稳固不稳固的问题。谁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个运动，又把我抓了进去。”
“把你抓进去咱们等你！”
我不禁笑了起来。“哎哟！你别忘了，你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好了，咱们别争了，什么时候可以有个孩子，我会告诉你的。”
树枝摇摆起来。我从缝隙中看到一点灰色的天空，一瞬间又消失了。儿串桔红色的沙枣尚挂在枝头，干瘪的果肉里却饱含着水分，我嘴里也觉得甜丝丝的。一些雨水从枝叶上滴落下来，在盖着我们的塑料薄膜上结成晶莹的水珠，象一个个有生命的物体，不住地滚动。我们的身体帖得这样紧。我的生命偎依着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偎依着我的生命。我的热情和你的热情在一起燃烧才使我们销魂。在一霎时我们甚至都忘记了自己，只有我们，我们！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共有一个生命。这就是爱情的含义，爱情的内容，爱情的欢愉，爱情的唯物主义。但过了这一刹那我们之间却有了缝隙，有了诡计，有了规避，有了离异的念头。你要包围我，我在脱出去。意识要反抗物质。爱情是一张温暖的网，织成它需要你的耐性；而我的心就是那一只麻雀，你看它在那里惶惶不安地跳跃。在空中，乌云正在凶猛地翻滚，我们却在它下面接吻、做爱，难道我们是地狱里逃出的一对鬼魂？
“黑子回来了。”她呆呆地说。
“嗯。”
“我给你买了一样好东西！”她又活跃起来，扒在我胸脯上说，“可我现在不告诉你！”
我并不急于知道，却问：“那是什么呢？”
“你猜猜。你早就想要的。”
“你猜不出。”我不记得我说过我想要什么。
一只白胸脯喜鹊在我们上面喳喳地叫，漂亮的小脑袋不停地歪来歪去瞅着我们，仿佛它是个动物学家，在研究躺在它下面的两个动物。
“好象我们有喜事哩。”她落寞地说。沉默了片刻，她又问：
“你每天晚上写的是些啥？”
“没什么。”
“是日记吗？”
“是的。”
“我们这个日子有啥记头，每天都一样。可我每天都看见你写好几张。”
我推开她，坐起来。“我告诉你，香久，不能跟任何人说我写过什么东西，连一点口风都不准露出去。懂吗？”
她坐在草丛中，侧着上身，用一种娇媚的姿态拢着散开的头发。“我懂。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她说，“可是，你少操那些闲心不好么？你管它什么‘资产阶级法权’不‘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法权’关我们啥相干？”
“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
“没看过。”她说，“我看也看不懂，光看到一句啥‘资产阶级法权’是高于封建啥啥啥的话。”
“看不懂以后就别看！”我站了起来。“好了，咱们穿衣服吧。天不早了。”
我们牵着马钻出树林，骤雨初歇。天晴气朗，西边又透出一片金色的阳光，在铅色的云和黛青色的山巅之间。“哑巴”既懂事又傻，他早已把牲口赶到草滩上吃草去了。
“妈的！”我骑上大青马说，“牲口吃了刚淋过雨的草要肚子疼的。来，上来！”
“我要坐在你前面，”她撒娇地笑着。
“那象什么样子？还骑在后面。”
“那怕啥？俩口子，谁能管得着！我就是要叫别人看看！”
“来吧来吧！别讨厌了！没工夫扯闲话。”我把她拉上来，仍骑在我的后面。
“黑子一进村，就跟何丽芳抱着亲嘴。她说，他们笑啥？北京街上的外国人就是这个样子！”她嗔怪地说，“就你怕这怕那的！”
“外国人是外国人。”
走过了麦地，她又并无烦恼地叹了口气：“唉，黑子说回去过国庆节就来，结果超了二十多天假，也没人敢扣他一分钱，连说都不敢说他。这事要是搁在我们身上，哼！……”
“是呀，”我说，“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不但是外国人能做而我们不能做，并且连别的中国人能做的事我们也不能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驾！”我催动大青马跑起来。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五部
第二章
马厩里有一个公社干部模样的陌生人，披着一件淋湿了的蓝布中式褂子，和曹学义一起靠在马棚的栏杆上。
“回来啦，淋着了吧？”曹学义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
我没有理他，把马群赶到潮湿的马棚里，帮着“哑巴”一头头地将它们挂在糟头上。
曹学义和那个公社干部走了过来。“都在这儿了，一共二十四头，”曹学义告诉他。“你看吧。”公社干部很内行地一一打量着牲口，老练地翻开它们的嘴唇看看牙口，边看边咂嘴摇头。“都不怎么样！”他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是买牲口么？”
“嗯。”公社干部抬起眼睛看了看我。
“你算了吧！”我说，“你们农村有这样的牲口吗？农村的牲口都是‘三快牌’的——躺倒比站起来快，拉稀比干活快，脊梁骨比刀快。你瞧瞧这头牲口，”我拍拍大青马的脖子，“你要买我还不卖哩！”
“行啦，”曹学义说，“他看上哪头就给你哪头，都看上了都赶走！”
“怎么？”我诧异地问：“农场不要牲口了？”
“哼哼！”曹学义撇了撇嘴。“上头说一九八○年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下头更积极，定的目标是提前三年，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开始处理牲口了。我看他狗日的五年里能不能实现机械化！……不过，到时候咱们再向公社买牲口吧。反正折腾来折腾去都是国家的钱。”
“好吧。”我说。他这番话，似乎缩短了我和他的距离。
回到家，黑子夫妻俩和“哑巴”的大脚女人就接踵而至。
“老章，他妈的！我一回家就叫我写批判稿。”黑子说，“没辙！你给咱们俩口子一人写一份吧。”
“还有我们俩口子哩！”内蒙古的大脚女人说，“你们说这叫啥事儿！还要让‘哑巴’也批判宋江。宋江是谁呀？又犯了啥错误了？”
“宋江是党中央的副主席。”黑子拍拍大脚女人的肩膀，告诉她，“他的错误跟你们家‘哑巴’一样：一天到晚不说话！”
“咦！一天到晚不说话也是错误？”大脚女人手里拿着一叠白纸。这是畜牧班发给她写大批判稿用的。批判稿纸有统一的格式，限期交上去，和交公粮一样。
“那可不！”黑子正色说，“说得太多了跟不说话都是错误。幸亏你们‘哑巴’是个臭放马的，要是个官，咱们也要拿他来批判批判！”
大脚女人半信半疑，嘟哝道：“这世道，简直叫人没法儿活
了！……”
何丽芳今天梳洗了一番，突然变得白洁而光滑。她笑着说：“行啦！黑子尽胡弄老实人。大嫂，把你的纸捐献出来，咱们一人一张。”说着，把大脚女人手里的白纸一把夺了过来。
“这够吗？这够吗？”大脚女人有点舍不得。
“你当他妈的要跟姚文元一样写长文章呀？”黑子说，“一人有他妈一张哄哄上头就行啦！”
“还有我哩，给我也留一张。”香久在忙着做饭，这时插话说，“班里也要叫我写。我都忘了跟我们老章说了。还是我们老章跟马老婆子好，有帽子的倒不用批判宋江了。”
我洗了脸走到桌子旁边，说：“嗯，你倒确实应该批判宋江，因为他把他偷野汉子的老婆给宰了。”
香久悄悄地在我背上拧了一把。
何丽芳抿着嘴向黑子瞥了一眼。
傻乎乎的黑子比去北京之前胖了一点。他趴在餐桌上低声对我说：“北京他妈的小道消息可多啦！说是什么‘批周公’、‘批宋江’都是冲着周总理和邓小平来的。”
“哦？”我抬起眼睛。
“可不是！你瞧着吧，这‘文化大革命’还没完，要不搞个天下大乱，彻底完蛋才怪哩！”
我把白纸铺在桌上，谨慎地说：“咱们写吧。在没完蛋的时候，你不是还得照他的意思批判吗？”
“哦，对了！”黑子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报纸，“给你，当作参考。你就瞧着上面抄得了。可别几份都抄成一样的。反正你有那个本事，前后句子颠倒着来……喏，你看这条语录：‘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叫啥话？连我都他妈知道宋江那时候连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哪来的修正主义？这还不是指鸡骂狗？……”
我笑着说：“你看得这样透，那我就照你的话写，保证是篇好批判文章。”
“可别、可别……”黑子做出惊恐的模样，随即又笑喜嘻地说，“北京人说，上头实行‘愚民政策’，咱们下头就实行‘愚君政策’；反正是‘丫亭’的哄我，我哄‘丫亭’的！谁跟谁也没实话！”
“唉！”我提起笔，边说边写。“‘文化大革命’，首先搞坏的倒不是国家，而是败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这可是要遗祸好几百年的事！”
黑子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颇为自得地宣称：
“没有道德的日子好过！有道德的日子不好过！”
确实是这样！
我很快就把五张批判宋江的文章抄好了。黑子眉开眼笑地拿起他们夫妻的两张：“行！嘿，你们听这词儿：‘把批宋江同农业学大寨，坚定不移地向贫下中农学习结合起来。’真他妈有你的！老章。给，大嫂，这是你们俩口子的。赶明儿，我得好好向你们‘哑巴’学习哩，他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
客人们高高兴兴地走了。她把饭端到餐桌上，颇感自豪地说：“你写得真快！要叫别人写，起码要憋上两天。”
我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们生活得很艰难，但却很方便，一切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连脑子都不用动。”
原来，她托黑子去北京给我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她缠着叫我猜了半天，但我怎么也猜不着。鬼才知道女人肚子里的花样！在我感到无聊而又无趣的时候，她才从箱子里面拿出来。
“你看，这是啥？”她笑着举起纸盒子。“黑于说要一百多块钱，你说值吗？别让他给咱们坑了。”
“值、值！”这是她做的唯一一件叫我喜出望外的事。我连忙拆开包装。“你看，这是三波段的，还有拉杆天线，带耳机……太好了！你怎么想起来的？！”
“你跟我说过。”她趴在我肩头上，不看收音机，却看着我。“你跟我说过的话你自己都忘了，可我一直放在心上……”
“好了好了！”我推开她，“去把窗帘拉上。”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音机就和“特务”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渗入到每一个人的神经细胞，凡是拥有收音机的人家，都会引起别人特殊的警觉。一个小小的黑匣子，深不可测，里面藏着一个罪恶的世界；光明的、革命的世界只存在于一天播三次音的大喇叭里。除此之外都是谎言，都是魔鬼的咒语。但科学技术不断地突破森严的国界，突破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的界限，用看不见的无线电波把世界牢牢地网罗在里面。把支离破碎的土块箍成一个整体。我激动地装好电池，拉出天线，戴上耳机。在这一瞬间，我自己都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尽管我认为收听广播并不是犯罪——既然自信真理在握，为什么害怕人民听到谎言——可是我的手指仍然抑制不住地颤抖，在齿盘上寻找一个个波段。电波穿过太平洋、地中海、红海的上空，越过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带着暴风雨的沙沙声传到我的耳鼓膜。这一晚上，我一直听到所有的华语广播结束的时候。
结果，我非常失望。
西方那些不缺吃、不缺穿的洋人，在这三十年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长进，并没有成熟起来。这个庞然的机器人，和饱经犹患的我们相比，和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巨人相比，他的政治智慧不过是幼儿园水平，对在东方玄学指导下的神秘主义的政治，对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造成的人们的曲里拐弯的心理和曲里拐弯的表现形式，他们茫无所知，就象中国老百姓不能理解一个美国总统只因偷听了别人的谈话便被轰下台一样。他们评论中国的事态，只会从现存秩序出发进行所谓客观的报导，而这种客观恰恰是最表面的现象，还不如黑子和曹学义认识得深刻。可是，北京的中央台今天的广播却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一篇署名“池恒”的文章——《结合评论水济，深入学习理论》里说：“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有，现代有，今后还会有。”这个“今后”，就绝不是无的放矢……
“他妈的！”我摘下耳机，疲倦地把收音机扔在炕上。
“咋啦？”她在我身边翻了一个身，迷迷糊糊地问我。
“不值！”我说。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五部
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