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也感觉到了。她站起来，从床上拿出一个绿色的铁皮暖瓶，又拿起一个玻璃杯，问我：“要茶叶吗？”我说我不要，并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这时我才发现她脸上充满着温情和柔顺。水倒进杯子里，发出细语似的声音。水是没有形状的，它倒进杯子里就成了杯子的形状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诗蓦地闪过我的记忆。
她把水放在我面前的木箱上，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和杯子一起伏在木箱上。我们立即缩短了距离。这时我应该做些什么？我伸手就能抚摸到她。但是，她却问了这样的话，又使我的念头退缩了回去。
“那么，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呢？”她撩开耷下来的额发问我。
“我现在，有七、八十块钱。”我说，“不过，我还可以向人借……”我想到了罗宗棋。
“不要借。”她撇撇嘴，“借了还要还，一月一月捯不清……你咋就存这么点钱？单身了这么多年。”
我又觉得手上冰凉，我端起杯子喝了口热水。
“怎么能存得下钱？你又不是不知道：一月二十六块钱工资，要吃饭、要穿衣、要抽烟，七扣八扣……要不，我把烟戒了吧。”我知道我没有这个决心，在劳改队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戒掉。但这场戏的发展规定了我要说这句台词。
“不用戒，”她说，“以后在别的上面省一点就行了。我还存下钱来着……”
她低着头用食指划着箱盖上的木纹，好象在等我问她。但我没有问。于是，她抬起头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比你多得多！”
我也朝她一笑。我想，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一律是农工一级工资——二百七十角！还能有什么富裕？
“那好嘛，以后你当家就是了！”我说。
“那当然！”她象得胜似地笑起来。
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奇异。原来是一个幻影，我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叫她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这个幻影从脑海中浮上来，跳出来，完全脱离了我，成了站在我面前的一个独立的实体以后，她所做的、所说的，竟然和她在我脑海中时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原来以为我非常熟悉她，而现在却觉得她很陌生。
可是她却比在我脑海中时生动，有立体感和肉质感。她温暖的、带有一点葱味的鼻息微微吹拂着我的脸；她丰满的胸脯随着鼻息一起一伏。她的肩膀是滚圆的，结实的，两条美妙的曲线连结着她的两臂……这样，她又和那个幻影叠合在一起了。
看来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了，我们在沉默中互相期待。她的手指在木箱上不安地划动；我坐在马老婆子床上也惴惴不宁。但仿佛那一套非常现实的讨论已经败坏了房子里的空气，压抑着我们的情感，使我们难以突破那一刹间就能突破的界线。
等了片刻，她又抬起头问：“你看上面会批准你么？你现在这样的身分。”
“我想会的。”我苦着脸笑了笑，“你不是说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了一点么？”
她也笑了。但笑得没有劲头，没有内容，没有方向。笑得很惆怅，很迷惘。
“唉！咱们哪儿跌倒在哪儿爬吧。”她感慨地这样说。
我蓦地很受感动。原来，我们结合的根在这里！她这时才真正发射出潜在于她身上的吸引力。我想握住她放在木箱上的手，轻轻地把她拉进我的怀里，可是黑子突然在院子里大声骂了起来：
“老子超了假，我看哪个‘丫亭’的敢扣老子的工资！啥时候了，还搞‘管卡压’呀！叫那些‘丫亭’的上北京去䁖䁖……”
接着，又传来曹学义的声音：
“咋啦？黑子，你疯啦？谁说要扣你工资？！”他又压低嗓门说，“进屋去，进屋去！你超的天数，我已经跟会计说过了，按给队上买东西的出差来处理……”
这就是我的恋爱和求婚么？睡在被窝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总觉得它来得太快，中间似乎缺少某些环节，因而即使得到了手的东西，也有一种份量不足的感觉。即将体验新的生活的兴奋，又使我的心不住地别别跳动。凉飕飕的月光从窗户外泻进来，没有睡着也进入了梦境。而梦境一旦变为现实，现实却又仿佛在为非现实的梦境了。国家与个人的现在与前途，都成了把握不住的东西，神秘莫测的东西，于是只能把一切归之于“劫数”和命运了。上午听到的广播在耳边又响起来：“他们打碎了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天命论’”等等。他们是怎么打碎的呢？见鬼！我和她的结合，好象正是“天命”！“劫数”和命运，是宇宙的魔术师，总是在人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况下，变出个什么环境儿来。它制造出想象，制造出希望，然后又使一切落空；它制造出失望，制造出虚妄，然后又把理想和希望给予人们。我一一地回忆了过去的爱情，与之相爱最浓烈的偏偏没有能与之结婚，而与我结婚的却也是一个希望，一个幻想中的肉体；理想的没有能与之结合，而与我结合的又是我的理想——这话究竟应该怎么说？有人说爱情是给予，但我能给她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里没有爱情，只有欲求；婚姻原来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机缘的结果。唉！还是一位诗人说得对：“夫人，你我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老周，老周！”我突然大声吼起来。我想随便叫一个人来谈谈。
周瑞成马上惊醒了：“什么？什么？出了什么事？”
“啊，没有什么。”我的情绪又陡地低落下来。“有火柴吗？……我抽支烟。”
“睡吧，睡吧！”他不满地翻了一个身。“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吸烟，哪来的火柴？！”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部
第一章
我总是克制不住地要向墙上那张报纸瞥去一眼。报纸上有一幅照片：“美国侵略军在美莱地方制造大屠杀”。照片很小，模糊不清，但还可以大致看出来地上躺着一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新房里糊着这么一张报纸，这张照片又糊在正面，使我很不舒服，但我却没有把它调换下来。
还有这一床花被子，被面绣的是两台带着犁铧的拖拉机。多么沉重！难道我和她要在这巨大的机械下入眠？
墙是黑子帮我糊的。他当时兴冲冲地从队部办公室抱来一摞报纸，往地上一撂，卷起袖子说：
“哥儿们，瞧我的；这土墙没法儿刷白灰，糊上报纸一个样！你没看人家美国，还用报纸盖大楼咧！”
他从报纸中抽出一叠，摔在我正在抹泥的炕面上，又说：“喏，我知道你要看《参考消息》，特意给你偷了些。可看那玩意儿有啥用？现在外国人也跟咱们学。这不，又是哪个共（马列）在夸咱们的‘五七道路’。真她妈吃饱了撑的！叫他们下放到农村试试看！……”
我在看报纸，他在糊墙。于是墙上就出现了这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被面是我们连队劳改、劳教、群专、坐过牢的人集体送的。不属于这个行列的，只有那位大脚的女哲学家。每家出五毛钱，在不足一百户的小村庄，居然凑了二十多元。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和多么小的一个数字！
“这是我安排的。”马老婆子跑了三十里路回来说，“别的颜色都不好，就这种好，彤红彤红的，给你们冲冲喜，明年抱个大胖小子！”
于是拖拉机牵引着犁铧就开到了我们炕上。
整个象场梦！
而且这场梦还在继续做，还要做下去。
世界给每一个人规定的路都非常窄。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只有在走第一步之前可以选择，一经选择了之后人便成了木偶——不是自己在走，而是两旁的高墙把人向前推挤。
那天，我去拜访黑子。一进门，黑子就喊：
“好哇！听丽芳说你要跟黄香久结婚？你们两个真配绝了——一对新夫妇，两件旧家伙……”
何丽芳说：“你别胡说了。人家老章可不是旧家伙，还没开苞哩！”说完，在黑子身后向我挤挤眼。
“你懂啥！”黑子在他老婆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男的不叫‘开苞’那叫童男子。行呀，老章，你他妈样样都是真格的，连那玩意儿都是原装货！说吧，你需要啥，包在我身上！”
我开门见山地向他说了我的打算。
“没说的！”他拍拍胸脯。“我去找曹学义。他要不批，我让他尝尝全场北京青年这帮哥儿们的厉害！这些‘丫亭’还不知道，北京连老战犯都释放了哩！”他又用手捂着嘴说，“妈的！我这趟回来没给他少送，光二锅头就是两瓶……”
“还有一铁盒奶油糖，喂他的丑老婆！”何丽芳在一旁补充道。
“是呀！快，丽芳，找张纸来，这就写……行，这张就行，这他妈的还是我在西单商场买的信笺哩！……喏，给你笔，你划一划，看有水么？就这样写：反革命分子章永璘和劳改释放犯黄香久，自愿结成反革命集团……”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我开始写从未写过的严肃的申请书，却是在戏滤的气氛中，怀着一种戏谚的心情。我接过纸——原来这不是什么信笺，而是西单商场的顾客意见簿——翻在空白的一面，拿起笔，沉吟了一下。
“喂，黑子，”我说，“我看应该先写一条语录。”
“写啥语录！”黑子拍着桌子说，“你写上‘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只怕你这一辈子也要打光棍！人家会说，你他妈老老实实改造就完了呗，还结个啥婚？你们这些‘臭老九’哇，尽会拿别人的鞭子抽自己！”
“也别这样说。咱们也会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嘛。”我说，“有了！你别捣乱。”
于是我提笔写道：
毛主席语录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申请书
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男，三十九岁（婚姻状况未婚）与农工黄香久，女，三十一岁（婚姻状况 离婚）申请登记结婚。双方皆出于自愿。保证婚后继续改造，接受监督，在支部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添砖加瓦。望队党支部研究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璘
黄香久
1975年4月
“哩！”黑子拿起西单商场的顾客意见簿，象欣赏书法家写的条幅似的，“真他妈没的说！还‘为荷’哩。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你他妈能当党委书记了！就凭这笔字，他‘丫亭’的也得批！等着，我这就找他去。”
“还有房子呢？”何丽芳拽住他。“房子的事也得跟曹学义说清楚。”
黑子思忖了一下。“这房子嘛，我看你们也别挤兑马老婆子，也别挤兑周瑞成，都他妈够可怜的……”
“我看让他们俩也搬到一块儿去算了！”何丽芳笑着打岔。
“去去去！一边儿晾着去！”黑子说，“我看咱们另外想办法……哎！咱们问他要那两问原来放工具的库房。”
黑子走了以后，何丽芳朝我抿嘴笑道：“我说，老章，她要生不出娃娃，你可别嫌弃她。”
“你怎么知道她不会生孩子？”
“嘿！女人的事情我还有啥不知道的！”她用手指在我脸前捻了一个响榧子。“这里面的学问比你那书本上的学问还大。”
“不会生孩子正好，我要的就是不会生孩子的。”我冷冷地说。
“啊？”何丽芳诧异地看着我。
现在，用黑子的话说，是一切“都齐了”！
我忽然有了个家！
而且是两间房，比一般农工家庭的住房还多出半间。虽然是两间破烂的库房，但毕竟有一里一外。也不知黑子怎么跟曹学义磨的。
她表现了令我惊奇的布置居室的本领。哪儿钉个装筷子的竹篓，哪儿按一个放肥皂的搁板，哪儿砌个土台子；箱子怎样摆就成了床头柜；案板和炉台接在一起，就既延长了案板，又扩大了炉台；锅碗瓢盆勺子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怎样放，才既安全卫生，又不多占空间；脸盆脚盆用的时候放在哪里，不用的时候放在哪里，她事先都给我指定好了，而我发现的确这样放才算是整齐；要在墙的什么地方钉钉子，挂毛巾的绳子怎样栓，挂衣服的绳子怎样拴；衣帽钩上下，她挑了两张雪白的雪莲纸糊上，这样，衣服挂在衣帽钩上，既不会直接贴着土墙，上面又有遮盖。这两张白纸就不下于一个大壁柜了。她还叫我把两间房中间的门卸下来，借了把锯子，偷偷地把一扇完整的门板拦腰锯成两半。一半支在窗下，上面铺了块格子布，摆上她的雪花膏瓶子和我唯一可以炫耀的财产——一大摞精装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只有这些书籍才能公开摆在外面）。于是，我居然在漫长的十八年以后重新有了一张书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我终于真正地占有了一平方米！那几个雪花膏瓶子，并没有使书桌显得脂粉气、俗气、反而增添了书桌的雅致。因为这时候化妆品的商标也是非常严肃的。另一半门板，她是这样利用的：她砍了四根同样粗细的木棍，木棍的一头削尖，牢牢地打进外屋的泥地里，向上的四端，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然后安上那半块门板，再铺上一方条格布，竟然成了一张非常漂亮的餐桌。房子里只要有一张餐桌，立刻就显露出一派家庭气氛。这在全农场都是独一无二的！她还指挥我，炕和炉子要分别砌在两间房里，里屋砌炕，炉子砌在外屋，而二者又相通。这种砌法我还没听说过，虽然我是个内行。但我照她说的砌了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只不过因为中间隔了一堵墙，需要增加烟道的长度而已。如此简单，为什么一般人却想不到？
“这样砌，”她说，“我们就把外面专作厨房和饭厅，里屋是睡觉的和你看书的地方。捅炉子的灰进不到里屋来。我们要保持一间房子老是干干净净的。”
果然，我们的卧室和书房一直是纤尘不染。
中间的门被卸掉了，那也没有关系。她挂了一条白净的床单当门帘，倒比那块涂满标语的门板好看得多。
何丽芳把她摆了两年的塑料花连花瓶一起送给了我们。这一束花在黑子房里始终是愁眉不展，不死不活的，从来没人注意到它们。而经她用肥皂水一洗，立刻舒展开了，绚丽多彩，灿烂夺目。它们摆在我们的餐桌当中，何丽芳看了都几乎认不出来是他们家的东西。
“啊哟——喂！你他妈手真巧！”何丽芳瞪大眼睛道，“啥蔫巴玩意儿到你手上都活了！”
“巧手媳妇能腌好酸菜。”马老婆子说，“今年冬天，我没菜吃可要来找你们哟！”
周瑞成嚼着糖，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大伙儿叫他拉一段二胡，他连忙摆手说：“不合适，不合适……”
“那有啥不合适的？”大伙儿很奇怪。
这只有我明白。
曹学义书记在热闹的时候也光临了。
“哟！黄香久，你真不简单！”他瞅着她咧开嘴笑。“这两间烂房子给你一收拾，很象那么回事嘛！”
黑子从漂亮的餐桌上拿起一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