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门口就像抛一个麻袋似的把他抛了出去。这时，医生才急忙回来救护。
林普利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踉跄跄地走进另一个房间去照看孩子。她没有受伤，她瞪着睡眼惺讼的小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对他妻子也不存在任何危险，她只是被喧闹声从疲惫后的昏昏沉睡中惊醒了；她吃力地深情地朝着抚摩她手的丈夫惨然一笑。这时，他才顾得上想他自己。他的样子很可怕，脸色煞白，眼神迷惘，衣领被撕下来，衣服皱皱巴巴、沾满尘土；我们惊讶地发现，从他被撕破的右袖口有血滴落下来，顺着泥灰地面留有血滴的痕迹。在激烈的搏斗中他根本就没觉察到，那条被掐的狗在绝望的反抗中咬了他，两次都深深地咬进了肉里。别人帮他脱去衣服，医生赶忙给他绑缠上绷带。使女送来一杯白兰地，因为这个精疲力竭的人由于激动和失血已接近昏迷了，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弄到沙发上躺下。在沙发上，他倒头就沉睡起来，他因为满怀激情的等待已经有两夜没好好休息了。
我们考虑怎样处置潘托。“用枪打死。”我丈夫高声说着就想回家取他的左轮手枪。但医生宣称，他有责任一分钟也不耽搁地把狗送到观察站去化验唾液，看他是否得了狂犬病，因为如有狂犬病，林普利的咬伤还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预防措施，他想立刻把潘托装到他的汽车里。我们大家都走出去，准备帮医生的忙。在门前——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瞥——那条狗被捆绑着，毫无反抗能力地躺着不动；他几乎没有听见我们的到来，眼睛看着前方，眼珠残暴地滴溜溜转，好像想要挣脱皮绳跳起来似的。他牙齿咬得格格响，使劲地又嚼又吞，想把塞在嘴里的布吐出来，同时他的肌肉也像绳索一样绷得紧紧的，整个弯曲的身体振颤着，抖动得很反常很不自然；坦白地说，虽然我们知道他给捆得很牢，但我们每个人对伸手抓住他仍然迟疑不决；平生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其他类似的东西怀着这样的集中一切凶恶本性的愤怒，在人世间从来没看见过像这充血的和嗜血的目光中所显露的这样多的仇恨。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的考虑：我丈夫建议直接枪杀这只动物是否有些道理。但医生坚持立刻运走，于是这条四肢被捆的狗就被拖到汽车里运走了，尽管他想反抗，但也无能为力了。
随着这次很不光彩的退场，潘托从我们这个圈子里消失了好长时间。我的丈夫偶然得知，经过巴士特杀菌研究所多日的观察，根本不存在狂犬病传染细菌，因为不准他返回他原来犯罪的地点，人们就把潘托送给了巴斯城的一个搜寻强壮牛头犬的屠户。我们没有再去想他，林普利也把他全忘了，他两三天就得给胳膊换一次绷带；自从她妻子生了孩子满月以后，他的热情和忧虑全集中在那个小不点的可爱的女儿身上了，我几乎无须提及，他的举止像在潘托时代一样狂热，一样过火，甚至更愚蠢。这个肥胖粗壮的男人跪在放着孩子的小车前边，好像古意大利艺术大师的油画《三王来到马槽前》上画的那样。他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会在这个——自得其乐的——红润可爱的小造物身上发现与前不同的喜人之处。这个沉静朴实的女人见到这样的父爱，总是笑眯眯的，与从前见到他对那个霸道的四足动物顶礼膜拜时她的微笑相比，现在的笑要更友好千万倍。对我们来说，也有了不少美好的时刻，因为邻家有了无阴云的美满幸福，我们这座房子的周遭自然也就笼罩着友好之光了。
我说过，关于潘托，我们大家已经完全忘了，只是我有一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他的存在。我跟我丈夫在伦敦听完布鲁诺·瓦尔特的音乐会，深夜归来，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入睡。是因为我不自觉地努力回想那朱庇特交响曲的悠扬曲调，还是因为这白色的月朗星稀的柔和的夏夜？我起床了——大概已经是凌晨两点钟左右——然后往窗外望去。月亮以极小的威力在高空滑行，像被一股看不见的风所驱动，透过由它的银光照亮的薄云，每当它纯净、光亮地走出来，整个花园都亮得像裹在白雪中一样。一切都寂静无声。我有这样的感觉，哪怕只有一片树叶轻轻抖动，也逃不过我的耳朵。所以，当我发觉，在这样绝对的寂静中，在隔开我们两家花园的围篱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无声地移动时，我吓坏了，那是一个黑色的东西，被照亮的草地留下了它不安地动来动去的轮廓。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了，就朝那里望去。那不是人，绝不是活的东西，绝不是有躯体的东西在那里不安地移动。那是影子。仅仅是一个影子。但那必定是一个活物的影子，这个活物在围篱的掩护下小心翼翼鬼鬼祟祟地移动着，是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影子。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表达，但这个沮丧的东西，这个隐秘的东西，这个潜行的无声的东西，却蕴藏着某种使人不安的成分。像女人害怕时那样，我首先想到是盗贼或杀人凶手，于是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但这个影子已经从花园围篱移到上面篱笆开始的台地，这时正沿着木栅蹑足行走的那个活物奇怪地抽紧身子，出现在他的影子的前面——哦，原来是一条狗，我立刻认出了他，那是潘托。他走得十分缓慢，十分小心，你看得出，他随时准备在听到第一个声音时赶快跑掉，潘托就是这样用鼻子嗅着朝林普利的房子走过来；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闪电般地产生这样的想法：好像他想要探察出什么来似的，因为一条寻觅踪迹的狗决不会这样轻松自由地搜索；他的举止泄露出，他是在干某种被禁止的事，或是在筹划什么阴谋诡计。他不把嘴凑近地面去闻，他不放松肌肉去跑，而是肚皮紧贴着地面往前挪，为的是尽量不让人看见他。他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像一个猎犬悄悄接近他的猎物。为了观察得更清楚，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腰。但我笨手笨脚地轻轻碰了一下窗户，弄出一个不大的声音，潘托无声地一跳，就消失在黑暗中了。这一切我觉得好像是在梦中见到似的。花园又处在月光中，是那样的空荡荡，那样的白，那样的光亮，那样的静止不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羞于向我丈夫讲述这一切，说不定这真的是一种错觉呢。第二天早上，我在街上遇到林普利家的使女时，顺便问她最近又见到过潘托没有。这个使女显得很不安，有几分狼狈，鼓励了她几句以后，她才对我说了实话：她曾多次在特殊的环境里碰到过他。她实在是说不清楚，但她见了他总是很害怕。四个星期以前，她带着儿童车进了城，忽然听到一阵恶狠狠的犬吠，从街上路过的屠夫的汽车里，潘托对着她，或如她所想，对着放了孩子的车拼命吼叫，摆出往下跳的架势。幸亏汽车开得快，他没敢跳，但他那刺耳的吼叫却使她听了特别难受。当然，她没让林普利先生知道。根本没有必要使他不安，再说她认为这条狗在巴斯是有可靠的保护的。但在最近的一个下午，她想从木屋取点木柴出来，发现屋里的暗处有一个东西在动，她吓得正想大喊，竟认出藏在那里的是潘托，他立刻穿过我们花园的围篱不声不响地走了。打那以后，她就怀疑这狗常常隐藏在这里，他肯定是在夜里围着这所房子转来转去，因为最近在那夜的大雷雨过后，她在潮湿的沙地上清楚地看见过狗爪子印，她能清楚地告诉人们，潘托怎样多次围着这整座房子转。当然，他从来也没公开露过面，毫无疑问，他只在他确信无人看见他时，偷偷地穿过我家或邻家的围篱。我是否可以想像，他还想回来呢？林普利先生恐怕不会再让他进家门了，而在屠户家里他也不至于挨饿呀，不然他会首先到厨房里向她讨吃的。不管怎么说，对于狗围着房子转，她心里有些害怕。我要不要说呢？即使不告诉林普利先生，至少也应该告诉他的夫人呀。我们经过仔细考虑，一致认为：如果他再露面，我们就告诉他的新主人，那个屠户，让他阻止潘托的不可思议的来访；至于林普利，我们根本不想让他记起这只可恨的畜生的存在。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谁能说得准呢？——也许能阻止第二天事情的发生。那是一个可怕的、令人难忘的星期天。我丈夫和我都到林普利那边去了，我们坐在轻便的公园软椅上聊天，地方是紧挨着下边的小台地，从台地起草场经过一个相当陡的斜坡向下一直延伸到运河。那个儿童车放在我们旁边的那块平坦的草坪台地上；我没有必要去说，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在谈话中间每五分钟就要站起来一次，去逗逗孩子。她终于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那个金光照耀的下午看上去实在讨人喜欢，她在那支起来的车棚阴影里眨着蓝色的眼睛朝天空笑，用她那纤细的、不大灵活的小手朝着车棚上的太阳光圈抓——父亲乐不可支，好像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理性的奇迹，我们也高高兴兴地帮他逗孩子玩，好像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喜人的场面。这情景，这最后的幸福的情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接着，林普利太太从房屋游廊阴影中上边的台地上喊我们去喝茶。林普利抚慰着孩子，好像她能听懂他的话：“就来！我们就回来！”我们把放着孩子的车留在那美丽的草坪上，那里有密匝匝的树叶像屋顶似的遮住炎热的阳光；我们只用几分钟就登上那阴凉下往常喝茶的地点，从下边的台地到上边的台地也就是二十米左右远，两个台地之间有一个带圆花窗的蔓藤凉棚隔着，上下都看不见。我们闲聊着，我无须说我们在聊什么，林普利非常快乐，但是这一次，由于天空像蓝绸缎一样好看，由于处在这样的礼拜天的宁静和一所喜庆的房屋的阴影中，他的快活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快活好像只是这个罕见的礼拜日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我们忽然被吓了一跳，从运河那里传来惊恐的尖叫，孩子的声音和女人的恐怖的呼喊。我们冲下绿油油的山坡，林普利跑在我们大家的前面。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孩子。但使我们惊恐万状的，却是下边台地上已经空无一物了，就在几分钟以前我们把那辆放着笑眯眯打盹的孩子的小车留在那里，还以为绝对安全呢。从运河那里传来的叫声，越来越尖利，越来越撕心裂胆。我们很快就跑到下边。在河对岸，有几个妇人紧紧挤在一起，对她们的孩子打着手势凝神望着运河。我们十分钟前安全可靠地留在下边台地上的那辆儿童车，倒扣着在水里游动。一个男人曾解开一只游艇去救过孩子，另一个人还潜到水里去找过。但是，一切都太迟了。过了十五分钟，孩子的尸体才从浅绿色的、有交错缠绕的海藻的、咸淡混合的水里捞上来。
我无法描述这对不幸的父母的绝望。确切地说，我是根本不想去描述，因为我一辈子都不愿意再回忆那可怕的时刻。电话报警后，来了一个警长调查这可怕事件发生的经过，是父母的疏忽？是事故？还是有人犯罪？人们早已把那辆浮游的儿童车从水里打捞上来，现在又按警长的指示把它丝毫不差地放在下层台地原来的位置上。于是，这位警署长官就亲自做起实验来，看轻轻推一下，小车能不能自动从山坡上滚下去。但在又厚又高的草里，车轮几乎动也不动。一阵风使小车从这块非常平坦的地段突然滚下去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警长做的第二次实验，是用稍大一点的力量推。小车滚动了半步就停下来了，但这块台地至少有七米宽，从车轮的压痕可以证明，这辆车立在那里又牢固又安全，离掉下去的地方距离相当远。当警长使足力气跑过去对着小车一撞，小车才沿着山坡快速运动，从台地上滚了下去。一定是有一个预先没有看见的东西突然使小车进入了运动状态。但这是谁，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谜。警长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摘下帽子，用手搔那乱蓬蓬的头发，越来越陷入沉思。他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个物体——也就仅仅是一个游戏用的球吧——自动滚下台地的？“不！决不是！”所有的人都斩钉截铁地说。会不会是一个逗留在附近或花园里的孩子，出于一时的兴致推着小车玩过？不！没有人！是不是平时有谁在附近呆过？不！没有人！花园的大门是锁着的，沿着运河散步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有谁来去。惟一真正的见证人，只能是那个跳进水里救孩子的工人；但他浑身湿淋淋的，思绪相当紊乱，他只记得，他和他的妻子沿着运河岸边散步，别的他什么也说不出来。突然，从花园的山坡上滚下来了那个儿童车，它滚得越来越快，掉到水里立刻就翻了。因为他相信有一个孩子浮在水中，就立刻跑过去，甩掉上衣，跳进水里想救出那个孩子，但他被乱成一团的水藻绕住，不能像他所想的那样快地游过去。别的他就一无所知了。
警长越来越绝望。这样令人费解的情况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他简直想像不出那辆车怎么会滚动起来。惟一的可能就是，孩子突然坐起来或往一侧使劲使小车失去了平衡。但这是不可信的，这样的想像简直是不着边际。是否我们当中有谁另有推测？
我情不自禁地注视他们家的使女。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俩在同一瞬间想到了同样的事。我们俩知道，那条狗恨透了这个孩子。我们知道，最近他一再诡计多端地隐藏在花园里。我们知道，他曾多次幸灾乐祸地把洗衣筐篓撞到运河里去。我从她那苍白的、不安地抽搐着的嘴唇看出，我们俩心里产生了同样的怀疑：是那条狡猾的恶狗终于找到了复仇的机会，趁我们刚刚把孩子单独留下几分钟的功夫，从隐蔽处钻出来，迅猛地一冲撞，就把那辆放着他的死敌的车子撞下去掉进运河里了，然后他又像往常一样悄然无声地跑掉了。但是，我们俩谁也没有说出这种怀疑。我的单纯的想法是：如果林普利当时把这条疯狂的狗杀死，他就救了他的孩子了。我知道，我要是这样说，林普利会气疯的。归根结底，尽管有一切推理论证，但缺乏最后的事实依据。我们俩也好，别的人也好，那天下午谁也没有亲眼看见那条狗悄悄地进来或悄悄地出去。那个小木屋，他喜爱的躲藏处所——我立刻就去检查——完全是空的，干燥的土地上没有一点痕迹，我们也没听见那种疯狂的犬吠声，以往潘托只要把洗衣筐撞进运河就总要那样胜利地吼叫几声。因此，我们无法断言，那就是他。这只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令人无比痛苦的推测。这是一个有理由的，有充足理由的怀疑。但缺乏最后的无法推翻的确凿的事实。
不过，从产生这个可怕的怀疑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摆脱不出来了，相反，这怀疑越来越强烈，到最近几天几乎变成了确信。一星期以后，孩子早已埋葬，林普利一家离开了这座房子，因为他们不忍心去看那有灾难记录的运河。这时，发生了一件使我深受刺激的事。我到巴斯城里置办家用的零星物品，我突然大吃一惊，因为我看见潘托在屠户车旁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在那些心惊胆战的时刻我总是下意识地不断想到潘托，他也同时认出了我。他立即站住，我也同样停住脚步。接下去发生的事，至今还使我感到压抑：自从他受贬以后，我看到他总是心慌意乱的样子，每次相遇，他总是侧转目光，俯身斜背，羞怯地躲开，这一回，他却毫不拘谨地高高昂着头，充满高傲和自信——我只能这样说——镇定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