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刚才发现杨宏民被谋杀的时候,我都没有这样惊慌失措。
那柄原本插在杨宏民胸口的匕首,现在竟被我拿在手里!
匕首一从杨宏民的胸口拔出,尚未冷却的血从刚才的流淌变成喷涌,我的衣服都已经被浸的粘稠,打湿了半边身子。在这电光火石间,我无心管这些小节,只是愣愣地想着,这匕首怎么会突然到了我的手中?
周围并没有人,匕首是生了翅膀,还是杨宏民死而复生,亲手拔下匕首,塞进我的手里?
被两名船员扑倒之前我又看了一眼杨宏民,片刻之后他就重重倒在我的身边,显然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匕首已经失手掉落,我被压在地上,心里回想着刚才一刹那间手里的感觉。
原本我的手是松松垂在身体两侧的,发现杨宏民被谋杀后,由于心里紧张,手稍稍捏紧了些,但并没有捏成拳头,而是虚虚弓着。
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有一个人站在我身边,瞅准了空子,的确可以把这匕首塞进我手中。实际上,那时我手上突然觉得多了点东西,下意识地握住了,低头去看的时候,才发现是匕首。
可刚才在我身边,除了杨宏民,又哪里有其它人在?
有人把匕首送到我手里——周围只有杨宏民——杨宏民是死人——不存在把匕首送到我手里的人。我的身体被两个船员压得死死的,我的思路也在这个死循环间来回地剧烈撞击碰壁乃至于终于当机,一时间大脑一片空白。
这就像日本侦探漫画里著名的桥段——密室杀人,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案件发生了。
而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我不能找出其中的漏洞,那么……
那张纸条,那所谓的改变我命运,指的就是这个吗?
我有和哪个厉害人物结了梁子吗,需要设下这个局把我置诸死地?
太平洋翡翠号改变了她原先的航线,转航向北,次日凌晨约四点左右,一艘不大的中国海防艇出现在邮轮边,我被押解上去。同行的还有两名船员,这两个目击证人坚称亲眼看见我把匕首从杨宏民的胸口拔出。当然,还有杨宏民冰冷的尸体。
我能理解这两个自认为抓到现行凶手的船员,起初他们凭着手电光不可能看得很清楚,然后又看到凶器从满身是血的我手里掉下来,一下子就会联想到我是凶手。而人的大脑有时会根据逻辑,把一些其实没并有亲眼见到的东西当成是真的,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就是基于人的这种本能反应。我相信这两个人真的以为自己看见了我从杨宏民的胸口拔出匕首,我更确信这两个目击证人的证词将对我极为不利。
昨天夜里突发的谋杀案很快走了消息,所有人不一会儿就从宴会厅那里蜂拥而至。他们被船员组成的隔离人墙挡在大堂的出口处,甲板上打开了大功率的照名灯,亮如白昼。这些名流们望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恐惧,还夹杂着些微的好奇。共处了几天,片刻之前还是冷餐会上同伴的两个人,一个已经命丧黄泉,一个浑身血迹斑斑,成了凶手。
我很快被带走,船上整理出一件原本堆放杂物的小仓房,临时关押我。我的手被极粗的尼龙绳反绑在身后,四个身型彪悍的船员前后左右夹着我。
“这不是我干的,我不会反抗。”他们在绑我的时候我这样说,绑我的家伙听了狠命绞着绳子,勒的我直呲牙。
“那多!”经过围观人群的时候,有人叫我。
是李建,还有其它几个上海的同行,他们站在一起,用不可至信的眼光看着我。
我勉强笑了笑,李建却微微往后一缩。我愣了愣,这才想起不仅身上,刚才倒地时半边脸上都凑满了血,这会儿已经凝结成块,笑起来的时候怕是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修罗。
“不是我,有人设了局害我。”我只来得及说这一句,就被后面的押解船员用橡胶棍捅了着腰眼,踉跄着往前。
一个人被反锁在小舱房里的时候,我想着这些同行回到上海之后的情形。那多成了杀人犯,他杀了曾有过小小口角的大科学家……媒体圈里的八卦原本就特别多,传递特别快,而这个惊人的消息,就算我能尽快被还以清白,工作环境也免不了被搅个天翻地覆一团糟。
还有我父母,一定要想办法在从别人口中听见流言之前把情况告诉他们。可是现在,我完全失去的通讯的权力。
我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我知道在那背后,肯定有一个,或者是两个人在把守。现在想如何善后似乎太早了一些,突如其来的黑锅,已经把我砸到绝境。
的确,相比李建他们,我并非是普通的记者。我经历过太多他们不能想象的事件,有些事情也极度危险,可正如我拿到纸条时有所觉悟的那样,我找麻烦和麻烦找我绝不相同。
我主动参与的事件,可以预先谋算准备,可以通过层层关系网预留后路,可以找极有能力的朋友出手帮忙,甚至可以见事不妙抽身而退,虽然我从没这么做过。而此刻,我已经在局里,连最起码的行动自由都失去了。我能依赖什么,中国的司法吗?但法律是讲证据的,现在有两个目击我“杀人”的证人,还有我行凶的原因,尽管那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却也可以解读成杀人动击的。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杀人的事并不少。如果我不能找出强有力的证据,法庭上再好的律师怕都无力把我捞出来。
想到那把莫明握到手里的匕首,我又打了一个寒战。每次闭上眼睛,重现当时情况,试图找出线索的时候,我都会全身发冷。邮轮孤悬海上,甲板上光线不亮,但我确信近距离内不会有第三人,而第二人不管当时有没有咽气都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没有人,难道有鬼?
这是密不透风的舱房,我却感受到了无形的阴风,不由缩了缩脖子。
“人不是我杀的,真正的凶手还在太平洋翡翠号上。不论你相不相信,小心一些总没有坏处,请留心你的船员和剩下这些游客的举动。”在被喝令顺着绳梯爬到海防艇上的时候,我对站在身前的船长说。
实际上,我隐约期望那暗夜里的黑手再干出些什么来,这样的话,我的嫌疑就会大大减轻。
海防艇向着中国海岸全速开去,我换到一间更小的舱房,看守我的换成了全副武装的海警。
依然理不出一点头绪,曾经我试想过,那匕首会不会是远处隐藏着的凶手,以精人的准头掷入我的手里,而插在杨宏民胸口的这把,如果柄上绑了透明的细绳,就可以趁我不注意时快速拉走。这是日式漫画里会用到的手段,也的确有偷天换日的可能,只不过多次确认当时的手感,丝毫没有异物撞进手里的感觉,而是仿佛有人轻巧温柔地把匕首放在我手里。是放不是塞,记忆里,我没从手中觉出动能。
略有些希望的,是匕首上的指纹。但越详加思虑,这希望就越是渺茫。如此精巧到诡异的局,会因为匕首上留有凶手的指纹而破解吗?
说起来,把匕首在杨宏民的胸前插进去这样的深度,通常是要留指纹的。可这件事,明显已经超出了“通常”的等级。
我的脑袋里一团乱麻,越想拧得越紧。有时候一个人苦苦思索很长时间之后,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些荒诞的想法,这和长时间盯着一个地方看眼会花是同样的道理。正常的逻辑无法解释我的遭遇,不由得我产生了怪异的想象。
从以前的种种经历来看,这些怪异的设想,虽然匪夷所思,却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这世界上难以解释的事情很多,我接触到的那几宗,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存不存在一种可能,让一个人就站在我的身边,而我却视若无睹呢?日本已经有科研小组研究出隐身衣,虽然离真正隐身还有相当距离,但通过光线的折射,可以让一个人呈半透明的状态,原本被身体挡住的东西隐约可见。在甲板上的光线条件下,我的注意力又完全被杨宏民吸引,要是有人穿着这样一件衣服,有没有可能让我忽略过去?
可能性很小,但不敢说绝对没有。
或者说,把匕首送到我手里的并不是人,而是别的什么存在?我知道在这大洋深处,生活着一种软体高智慧生命,它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肤色,自己身体的形状;我还知道有一种生命,并不生活在这世界的任何一处,而是生活在时间之流中。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近五十年来不断因为新的发现而更新,任何一个生物学家都无法回避这一点。
只是我狂想中的奇异生命,为什么要陷害我成为杀人凶手,就是另一件头痛的事了。
要么,当时有某个能人异士躲在案处,以类似武侠小说中隔空取物的功夫,拔出匕首交到我的手里,这又是一种可能。虽然我还从没听说过有这么厉害的气功师,世界这么大,谁知道呢。
再者,我的朋友,那位让我一见面就心襟动摇又有些怕怕的路云,传承中国古老的幻术密法,是我见过听说过最擅于精神控制的人。如果她有心控制我,肯定能做到站在我面前也叫我看不见,当然她施展密术,从无到有之间,我还是能觉出异常,要是世间有能强出她十倍的人,就可以不知不觉陷我于毂中。
胡思乱想一番,我长长叹了口气。要强路云十倍的人?在我看来路云以近乎妖了。
恐怕杨宏民最后所说的“老鹰”才是关键,把这个破解出来,恐怕就能解了我的不白之冤。但警方会相信吗,如果一切证据都对我不利,恐怕不久之后我就要身陷囹圄,有谁能帮我奔波追查?
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想个办法。
第二章 兄弟姐妹一起冲
“我能打个电话吗?”这是我第三次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行,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听不懂中国话吗?”看守所的员警对我恶狠狠地说。
“就算我是杀人嫌犯,也不会没有和外界通讯的自由吧。何况我是冤枉的。”我抗声说。
“等北京警方来人把你押走,你和他们去提要求。在这之前,我们这里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我不会乱打电话的,就是让朋友帮着照顾一下父母,让家里安心。”我急着说,被困在这里,要是连电话都没得打,可真是求助无门了。看看眼前这年纪不大的小警察毫不在意的样子,我又试探着补了句:“您抽什么烟,我让家里给您带条来?”
这警察“嗤”了一声,道:“这算什么,我还图你的烟?”说着他打量了我一番,微微点头,说:“这样吧,你填张申请表,要打给谁,准备说些什么内容。我看看再说。”
这是在广州的一个看守所里。
我从海防艇上下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深夜,直接被押上了警车,如果不是特意问了句,还不知道身处何地呢。
我对广州的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上海,这里的治安要差一截,火车站更是出名的混乱,几次来广州出差,都提着一颗心。没想到这次来,却没了提防别人的资格。
“喏。”纸和笔从门上开的窗里递进来。
“好好想想该怎么写。”他用不知什么东西铛铛敲着铁门,好像要敲打敲打我的脑袋。
看样子最多只能打一个电话,我曾想过打给父母,很快自我否定掉了。这事情和他们说不明白,徒增他们的担忧,对于解决我目前的困境,他们是帮不上忙的。
思来想去,靠得住并且有能量的朋友,就只有梁应物一个人。
我在纸上写了我和梁应物的多年同学关系,他的大学讲师身份,以及托他照应父母的大致通话内容。
梁应物的另一重身份我自然不会写出来。普通的警察,是不可能清楚他所服务的X机构是个怎样的系统的。
由于我最终要被押解去北京,所以他们还未给我换上囚服,穿的还是原先的衣物。我把裤袋里的一张百元票取出来,塞进一折二的申请表里。我想这就是那小警察的言外之意吧,就是不知这点能不能让他点头。
我的钱包连同行李都被警方封存,这点钱忘了是哪一次打牌从李建手上赢来的,因为不多就顺手塞进了裤袋里。
我把纸笔递还出去,然后听见他把折起的纸打开。
没有一点动静,他仿佛没看见那张人民币,一声不响的慢慢走开了。
“是我,是我,那多!”电话接通的那刻,两日来的惊心动魄齐涌上头,身处这步田地,一时百感交集,不禁语塞。
百元递出不到半小时,我就被领到了给嫌犯打电话的专机旁。我想,这电话应该是有监听的吧。
“别超过五分钟。”那警察说了一句,往旁边让了让,却并不准备回避。
一根电话线连起的是两个世界。
我镇定了一下情绪,然后把此刻自己的处境告诉了电话那边的梁应物。
饶是梁应物钢丝一般的神经,听到我此刻居然是个杀人嫌犯,被关在广州,也不由得大大吃了一惊。
我只有短短五分钟,所以没法和他讲详细的情况,直接告诉了他死者是谁,以及突然出现在我手里的匕首。
在我用急促的语速说到应是有人把匕首轻巧地塞给我,但实际上周围又看不到人时,梁应物只是安静地听,并没有过激的反应。
倒是旁边的警察轻声冷笑,在他看来,我用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五分钟,和朋友说什么凭空出现的匕首,显然可笑之极。我说的和先前申请的显然有所不同,此时他倒也不来管我。
梁应物所在的X机构专事研究各类异常现象,我经历的事一般人会觉得荒谬,可他却不会认为我在胡言乱语,反而会认真对待。
我让梁应物去安抚一下我父母,先别赶着来广州或北京,该怎么说他看着办。
估算着快到时间,我又想起一个人,对梁应物说:“上海市公安局特事处的郭栋和我有些交情,你和他说一下我的情形,看看他有没办法。”
在警察的示意下,我匆匆结束通话,梁应物最后说了三个字:你放心。
其实肯定没有什么规章条例说我打电话不能超过五分钟,但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进了监狱也得乖乖劳动缝手套,管你外面什么身份,这一亩三分地警察说了算。
打了这个电话,我多少放松一些,梁应物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强援,X机构虽是不公开的官方组织,但他们在研究各类怪异事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会和各种各样的势力体系打交道,梁应物作为颇受器重的研究员,在这个社会里他的能量绝对要比普通政府官员强得多。
而郭栋,去年底我和他合作化解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他本身是公安系统的人,处理我的事情要更便利些。
有这两个人帮忙,想必最起码我能得到公正的对待,所遭遇的蹊跷怪事,不会被当成我的凭空臆想而忽略过去。
“想什么呢,这边!”我后背的衣服被那看守警一把抓住。
“怎么,不是回去吗?”我记得拘留室的方向,没走错啊。
“谁和你说现在回去?审你了。”他推了我一把,让我往另一个方向去。
“是北京的公安来了吗?”我一边走一边问。
“没来我们就不能审你了?”他不耐烦地回答。
着实搞不明白,我只是嫌犯,还没定罪呢,问一句话用得着这样吗,再说还收了我点小贿赂,虽然金额不大。
在审讯室里等我的是个中年警察,虎着脸,面目阴沉。
去年在上海我也被“冤审”过一回,不过半天之后误会就解开了,什么苦头也没吃。那次是郭栋帮了忙,这次会怎么样?看着面前警服中年人严肃的脸,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人不是我杀的。”我抢先对他说。
“姓名?”
“警官,虽然我所说的你可能难以相信,但……”
“姓名?”中年警察用相同的口气重复了前一个问题。
“那多。”我叹了口气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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