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 第20部分

　　、＇阿桂和李侍尧苦思多日后，终于想到地方州县报灾散赈，必然先有文书，而文书则必须经过书吏之手，如果有文书留底，岂不是最好的证据。想到这一关节后，二人立即派人将皋兰县户房的书吏全部秘密逮捕，分别隔离后严刑拷打。终于有一名书吏忍受不住酷刑，交代其手中藏有一本乾隆四十年的散赈点名清册，其中记录的散赈为实放数目。这本账簿本来是该销毁的，当日扔进火堆后，因机缘巧合并没有完全烧完，关键信息都还在，被这名书吏悄悄藏了起来。

　　经核查发现，清册上记录的放赈实放数目与上报的册子相比，户口名数悬殊。且上报册中记载的赈数是八分本色、二分折色，但点名清册中则是全放折色。捐监时按市场粮价收银，放赈时则按部价折给老百姓，这样，在一收一放中就出现了利差，再加以实放户数与向朝廷上报的户数不符，又出现一大差额。这两者的巨大差额必然有浮冒产生。于是，这本残缺不全的账簿成为该县前任县令程栋借赈恤之机大肆冒销侵蚀的有力证据。

　　案情由此取得了重大突破。前任兰州知府蒋全迪现任浙江宁绍台道，前任皋兰县令程栋现任刑部员外郎，均被立即逮捕送交刑部审讯。而皋兰县为甘省首县，为一省之耳目，皋兰县一经突破，其他大小官员再也沉不住气了，纷纷将各自的浮冒赈粮数以及被上司勒取交办物件等项用去银两数目逐一供明。至此，甘肃省上下官员冒销舞弊情形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所有相关主犯包括王亶望在内均被押到热河行在，乾隆皇帝亲自廷鞫质讯。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王亶望、王廷赞等人不得不俯首认罪，承认了折监冒赈、从中渔利的犯罪事实。

　　审讯官员曾问王亶望道：“如此贪婪不法，与属员通同作弊，难道不怕日后犯出来，就如此大胆么？”王亶望回答说：“我做这种的事，我起初若想到今日发觉也断不敢做，只是我贪心重了，想上下合为一气，各自分肥；又令该道府等出结存案，希冀可以蒙混；有散赈可以藉端掩饰，不至败露出来，所以大胆做了。”（《惩贪档》）

　　至此，甘肃官员营私舞弊案全部暴露。初步估计，前后通过捐监冒赈侵吞的银两至少有上千万，贪污数量之巨，为清朝立国以来之最。

　　七月三十日，乾隆皇帝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下了一道谕旨，总结甘肃捐监冒赈说：“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经勒尔谨奏请开捐，议准允行，原令只收本色粮米，其时王亶望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银两，勒尔谨竟如木偶，毫无见闻。于是王亶望又倚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毫无忌惮。”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王亶望立即处斩；勒尔谨赐令自尽；王廷赞判绞监候，秋后处决。王亶望被押赴刑场时，十分镇定，只是长叹今日结局是命中的定数。

　　面对如此惊天大案，乾隆皇帝愤慨有加，一时不能平静，再次下谕说：甘省捏灾冒赈一案“枉法营私，大小官员通同一气，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故当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实非常之罪也”。然而，说是要“重法治之”，严惩示戒，在追究其他涉案官员之时，皇帝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甘肃当时共有六个直隶州，一个直隶厅，六个州，八个厅，四十七个县，而初步追查出来有牵连的官员即达一百余人。按照清朝律例，凡侵盗仓庠钱粮一千两以上官吏即判为斩立决。但在甘肃冒赈案中，侵冒银数一千两以上的道、府、州、县官员就有一百一十九人，道、府、州、县官员几乎全部卷入，到了全省俱贪的地步。为了避免出现甘肃衙门为之一空的状况，乾隆皇帝被迫放宽尺度，将斩立决的条件由侵冒银一千两以上改为二万两以上，一万两以上者改判为斩监候，一万两以下者再根据轻重分别处理。

　　即便如此，先后被押赴刑场斩首的案犯也多达五十六人，免死流放到伊犁、黑龙江等处的共有四十六人，并且遇大赦不得援例宽释。因一件贪污案就斩杀、绞决、流放如此多的官员，自清朝立国以来，还绝无仅有。而这还是没有穷追猛打的情况，如果深挖下去，牵涉进的官吏必然更多。若是按顺治十七年（1660）顺治皇帝发布的“贪官赃至十两者，流徙幕北（大漠以北）地方”的谕旨来量刑，恐怕大清朝的官员全体该被流放了。从“贪官赃至十两者，流徙幕北”到“侵盗仓庠钱粮一千两以上官吏判斩立决”，再到“二万两以上斩立决”，何等生动地表述了吏治的由清到浊。

　　之前曾经被派往甘肃查证仓粮的刑部尚书袁守侗和刑部左侍郎阿扬阿也受到了牵连，被交部严加议处。甘肃按察使福宁革职留任。陕西巡抚毕沅（乾隆二十五年状元，当时有名的文人）也因知情不报被罚银，降三级留用。江苏巡抚闵鄂元（其弟闵元任平凉府同知，涉及甘肃冒赈案被杀）、闽浙总督陈辉祖（其弟陈严祖为甘肃环县知县，涉及甘肃冒赈案被杀），均有庇护之嫌，也被罚银并降三级留用。

　　回想起当初允许甘肃重开捐监之种种情形，王廷赞当面保证的“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犹在耳边，乾隆皇帝不由得感慨万分，叹息说：“内外臣工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七》）甘肃捐监由此停止不说，且对已经被斩首的王亶望余怒未消，认为王亶望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因而有意祸及其家人，将王亶望之子王裘、王荣、王焯章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王亶望另外还有八个儿子，年纪均不到六岁，也全部被逮捕下狱，等年满十二岁时再流配异乡。一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国史馆突然进了一部《王师传》，极力表彰王师在江苏巡抚任上的事迹。王师就是王亶望的父亲。此时，王师死去已经有四十多年，国史馆突然为他立传，显然是有人操纵，意在引起皇帝的怜悯，以救出王亶望的儿子。果然，乾隆皇帝看到《王师传》后，一时感慨王师的清名，说：“勿令师绝嗣也。”（《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意思是说，不要让王师这样的清官断子绝孙。特意下恩旨赦免了王亶望的儿子，允准还乡。

　　这场发生在西北贫瘠之地的捐监冒赈案，自总督勒尔谨开始，以布政使为首，由兰州知府具体主持，一直到地方州县衙役，“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上下一气”，并隐匿不露长达七年之久，不但在清朝是闻所未闻之事，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就连自称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本人也对此大惑不解，“公然定数且私收折色，（七年中）从无一字奏闻”，他却不明白除了体制的原因外，贪案更多是由于他自己造成的。他一直妄图用战功超越其祖父康熙皇帝，先后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将“府库充盈”的国库消耗一空。据赵翼《詹曝杂记》记载，乾隆第一次用兵金川，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用兵西陲，耗费军需银二千三百一十一万；用兵缅甸，耗费军需银九百一十一万；第二次用兵金川，耗费军需银六千三百七十万；用兵台湾，耗费银米共一千万。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又骄淫奢侈，极事纵游，不顾国库空虚，六下江南，劳民伤财，挥霍无度。别的不说，仅拿他审结甘肃捐监冒赈案的承德避暑山庄来说，山庄建于康熙年间，乾隆即位后又大肆扩建修缮，圈地数十里，广筑围场，杂植时花，分置亭榭，一直到晚年才修建完工。避暑山庄内凿池引水，杰阁高凭，绿草如茵，清风习习，号称“天下一大观”。当时有一扈随乾隆的官员赞叹说：“此地气候温淑，大胜京师，洵无愧避暑山庄也。”旁边一满人武将听见了，回答说：“诚是。此陛下就宫内言耳。若外间城市极狭，房屋亦低小，人民半多蜗处其中，兼之户灶衔接，炎暾之盛，十倍京师。故民间有谚曰：‘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也。’”（清汪诗侬：《所闻录》）皇帝在避暑，百姓却身处热河，多么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乾隆皇帝的奢靡成风对贪污大案迭起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终清一朝，二品以上大员身陷刑辟者以乾隆朝最多，便是明证。

　　不过，甘肃捐监冒赈案的余波还没有结束。王亶望等贪官伏法没几天，又从这件贪污大案中牵扯出了另一件案中案，导致又一位封疆大吏人头落地。

　　肆、黑手伸进了皇帝腰包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一时间，举国欢庆，甚至连六世班禅都亲自赶到北京为皇帝祝寿。各路官员也纷纷行动，挖空心思地准备寿礼进贡。各种各样的地方土仪、古玩字画、金玉珠宝，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只为博皇帝欢颜。

　　在堆积如山的礼品中，乾隆皇帝一眼就留意到了浙江巡抚王亶望进献的一件玉山子（大的玉石雕刻），青色的玉石上雕琢着四面相通的山水人物图，布局均衡，层林叠翠，淡雅宁静，韵味悠长，堪称绝世之宝。尤其是在靠近山顶的石壁上，阴刻篆书“古稀天子”四个字，取自唐代诗人杜甫之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既暗合了皇帝的年岁，又表明乾隆是千古一帝。

　　乾隆皇帝一见到这件玉山子，目光再也无法离开，他将玉山子拿到手中摩梭不已，几乎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心情畅悦之下，再看王亶望进贡的其他珍宝，也件件都是奇品：玲珑剔透的玉瓶，古朴庄重的奇石，等等。他口中不说什么，内心深处却直夸王亶望会办事，不愧有“能臣”之名，但心中也有所遗憾：这些东西，他不能全部留下。

　　—文、—原来清朝有制度规定，凡各地方官员上贡物品，须得进九回三。比如说，地方官进贡了三件物品，皇帝须退回一件，依此类推。这是成例，表示皇帝不贪图财物的意思。乾隆贵为天子，却也不好公然破坏制度，反复权衡下，只得留了几件最中意的物品，再将剩下的按成例割爱发还给王亶望。

　　—人、—东西是退回去了，但乾隆皇帝却一直还惦记着，希望将来能有一天将那些奇珍异宝尽数纳为己有。当然，他可以等待王亶望再次进贡。但一般而言，东西一旦发还，地方官员都会认为不中皇帝的意，决计再不会上贡。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念念不忘的那些东西，应该是不可能再见到了。当然也并非绝不可能，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那些奇珍异宝，那就是抄家。退回去的东西，自然是落入了王亶望的腰包，一旦王亶望犯事，乾隆皇帝便可将其家产包括那些金银珍宝全部抄没入公。当时所谓的“公”是指管理皇帝家务的内务府，其实就是皇帝自己的小金库。

　　—书、—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对待政敌手段毒辣，曾有“抄家皇帝”的外号，而乾隆之手段，也不亚于其父。传说之前乾隆皇帝一心查究云贵总督李侍尧，甚至专门派心腹和�｜前往云南调查，就是因为得知李侍尧有一笔巨额财富。李侍尧曾任广州将军、两广总督。广州是当时重要的贸易口岸，外快极多，在广州为官也一直被视为肥缺。而李侍尧在广东为官长达十四年，本人又是个喜欢捞钱的大贪官，聚敛的钱财可想而知。乾隆皇帝晚年重奢靡、好铺张，即使是贵为天子，也常常因为太浪费而感到钱不够用，他重用和�｜，就是因为和�｜善于理财捞钱。在缺银子的情况下，籍没一两个大贪官的家产，无疑是最快的获取外快的途径。李侍尧诚然贪污纳贿，并不是什么好官，但他就是因为钱包太鼓，引起了乾隆的注意，所以才获罪下狱，落得个身无分文的下场。而乾隆皇帝得了钱财后，也就心满意足了。他没有杀李侍尧，而且很快将李侍尧起用为陕甘总督，并负责调查甘肃捐监冒赈案的事实确实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说法。

　　—屋、—正因为乾隆皇帝素来对贪官家产十分在意，因而当甘肃捐监冒赈案中王亶望等人伏法后，便迫不及待地派出多方人马查抄王亶望家产：由山西巡抚雅德负责追缴王亶望家乡山西临汾全部资产，由大学士英廉负责查封王亶望在京师投资生息的所有店铺，由闽浙总督陈辉祖负责追缴王亶望杭州寓所财产，由两江总督萨载负责清查王亶望在苏州的财产，由两淮盐政图明阿则负责追查王亶望在扬州等处投资营息的财产。

　　当时王亶望家资饶裕，远近闻名。除了在任上大行贪污纳贿之事外，王亶望本人是山西人，自古晋商以擅长经商闻名，王亶望也不例外，极擅长营运，因而除了地产、店铺、房屋、金银、珠宝等直接财产外，还有不少隐匿产业。有皇帝的钦命，各个受命查抄的大员自然不敢怠慢，倾尽全力穷追猛打，势必一分一毫都不能落下。

　　别处略过不提，这里只说闽浙总督陈辉祖负责查抄的王亶望杭州寓所财产，也就是乾隆皇帝最为关注的一块。早在乾隆皇帝下谕命陈辉祖讯问王亶望甘肃捐监一事时，陈辉祖已经有“先见之明”地封查了王亶望的寓所，查获了金银等大量资财。这次再奉廷寄后，陈辉祖立即又派出大量精干属员到杭嘉湖三府（当时天下最为繁富的地区）追查王亶望的隐匿财产。

　　王亶望有一美妾吴卿怜，为姑苏著名美女，豆蔻年华，明慧婉丽，色艺冠时。王亶望得到她后，非常宠爱，曾经在密室题了一副对联：“色即是空空即色；卿须怜我我怜卿。”（吴恭亨《对联话》）王亶望以墨败，人谓这副对联就是谶语。吴卿怜这样既美貌又有才的大美女当然不会白白浪费，又被陈辉祖献给了当朝风头最劲的重臣和�｜。后来和�｜败死时，吴卿怜才二十九岁，归老于吴中后，回忆往事，自怜身世，还写了不少诗，“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备言王亶望、和�｜盛衰本末。

　　其他各处都查得相当快，唯独陈辉祖一查就是半年时间。这期间，军机处多次来咨催办，陈辉祖却总是找出借口拖延。一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二十日，他才将查抄的王亶望资产装箱，解往北京内务府及崇文门，所有物品一共装五百六十箱。此时，距离他最初查抄王亶望寓所已经有半年时间。

　　陈辉祖呈交军机处的财产清单大致如下：冬夏朝衣十三件，冬夏各色蟒袍四十五件，冬夏各色蟒袍料二十一件，男女皮衣一百九十七件，袍褂统共一百六十件，大小皮张六千三百六十六块，男女棉夹单纱衣四百五十三件，绸缎纱绫洋呢衣料八千九百一十件，帽纬三百二十匣，各色毡毯三十八条，漆器四百二十件，螺甸器皿一百五十五件，铜锡器皿四百三十四件，湖镜玻璃镜三百一十件，扇子五十七匣，挂屏插屏一百零三件，香料物件一百零二匣，灯共一百零八盏，笔墨朱锭一百七十二匣，纸六十七件，字画册券共一百九十九件，燕窝五十五匣。

　　乾隆四十七年（1782）初，王亶望的查抄家产解到京城。乾隆皇帝听说后，立即迫不及待地亲自前去查看验收。老皇帝记忆中仍然念念不忘昔日王亶望进贡的那些奇珍异品。然而，满怀期待的乾隆失望了，原来之前许多他不得不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