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呀！人们“文革”时被耗尽的精力和扭曲的灵魂似乎在复苏，一种新的活力出现了——那就是走向市场经济。他们是领风气之先的人，是在创造着新的历史的人，但在这即将形成巨大潮流的潜流中冲锋陷阵的却是很难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那些曾经是社会边缘的人物。他们曾经犯过罪，或者至少做过一些社会不容许的事情，这些人自称或被人们认为不懂法律，其实不然。他们懂法律，但是不遵从法律。这些反抗社会规则的人，在一个经济、文化大转型时期却被历史派上了用场。他们的胆大妄为冲破了许多局限，他们首先成为个体户，和公有制唱起对台戏。他们将投机倒把视为天经地义，给被人认为不是正业的商业正名，偷税漏税、欺行霸市、制假售假、贩毒放赌、组织卖淫嫖娼、贿赂官员，无所不为，但他们同时又积累起了财富。当然，当改革进入正轨时，他们中的大部分就会被淘汰。不过，我们要说的并不是这些呼风唤雨或者是敢于以身试法的好汉或者恶棍，他们这样浮在表面上的人物，是死是活都有媒体或文学作品的关照。我们要说的是那些真正的边缘人物，那些怀着发财的梦，甚至连发财都说不上，只想过上好生活，但又没有顶用的社会关系，也没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年轻女人。她们大部分出身下层平民家庭，家里除了几本毛主席的著作外，就没有带文字的纸张。住的是大杂院，院子中间有公用的水龙头，肮脏的、一到夏天就臭气熏天的排水沟，狭窄的平房，漏雨的屋顶，一家六七口人挤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邻居经常为一些小事老拳相向，甚至动起凶器。她们吃的也不好，粗粮、蔬菜和咸菜是她们需要的卡路里的主要来源。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有着漂亮姿色的姑娘会做什么呢？特别是她的同学大部分住在楼房，有的家里已经有了电视、宽敞的房间、明亮的阳光，连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功课都变得美好起来。她们都在努力，为的是考大学，将来过更好的生活。她是多么羡慕、嫉妒这些同学，虽然她长得是那么美丽，但并没有几个男同学愿意跟她来往，因为她住的地方在当地是有名的贫民窟，虽然在我们国家不这么叫。这使得她的自尊心受到很大刺激，她决心发愤读书，考上大学，靠自己的本事脱胎换骨。
但是，她的长相来自父亲，一个头脑简单的美男子，而她的头脑比父亲还要简单一些，这来自于母亲——那更是一个糊涂的女人。不过，她没有放弃，自尊心的力量、想改变命运的意志和没黑没白地学习居然挑战了DNA，虽然没有完全战胜这可恶的遗传——因为没有考上大学——但也不能算是输了，因为她考上了一所学外语的中专。
那天，她拿到了通知书，她永远不会忘记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天。虽然是个阴天，天空时不时飘落些雨滴，邻居的大娘因为风湿病，痛得又在大声呻吟，另外两个邻居争吵着，几乎要动手。而头脑永远没有清楚过的母亲又丢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这就意味着整整三十天，他们都不会吃到肉了。但这张通知书却是一道阳光，一道真正能扫除所有黑暗的阳光。父亲高兴地大笑着，不知从哪儿借了些钱，买了酒和一斤肉，还有半斤粉肠。母亲包了饺子，很咸，噎嗓子——这个可怜的女人从来就没做好过饭，为此不知挨了丈夫多少骂和拳头、巴掌。但最后屈服的却是丈夫，因为饥饿这个最有力的武器总是站在老婆那边。
父亲那天喝醉了，又哭又闹，骂着老婆，哀叹自己不幸的命运。“咱这辈子连瓶好酒都没喝过。”母亲呆呆地看着父亲，也跟着哭。“我怎么就把钱丢了呢？”她显然不是在同情命运悲惨的丈夫。
她在学校学的是英语，她也很努力，但学习成绩总是一般。如果不是那个中年主课老师的帮助，她的成绩恐怕还会更糟。不过，她的姿色却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这里面不光是同学。当然她开始时并没有注意到，但后来才知道正是那个潇洒风流的中年老师看上了她。这个人长相也算英俊，但最重要的是他的翩翩风度和他穿着考究。在那个时代他永远是西装革履，他的头发是油亮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可以肯定他的脸是搽油的，身上时不时还散发着香水的味道。他对女人，特别是女孩子，十分体贴，几乎无微不至，但却不落俗套，好像父亲在关心孩子一样。她这个长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很快就被这个男人所吸引。
她把对异性的第一个吻给了这个男人，第一次让这个男人抚摸了自己的乳房，但事情并没有再进展下去，因为，另一个人闯了进来，就像一阵平地而起的狂风猛然吹开了房门一样，粗暴但却充满着生气，疯狂却充满了欢乐，折磨煎熬中却有着强烈的诱惑和无敌的魅力。这正是那个尽管有些做作，但毕竟还算是文明人的那个人所没有的，也正是她所喜欢的，喜欢这种能将自己烧得一点儿灰都不剩的烈火。
李国雄几天来，所了解的那具美丽死尸的生前就是这样的，简单至极。剩下的就是要找到她那疯狂爱上的恋人，李国雄认为这是整个案子的关键，却把古洛和胡亮感到极其古怪的目击证人放在了一边。不是他没注意，而是他认为目击者看到的不是一件事。作为公安人员或者医生所从事的职业都是关乎人的生命、所谓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对他们这些人而言的，而慎重就如同他们的生命一样，李国雄这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们公安得给我报仇，给我的孩子报仇。她可是个聪明的丫头，不比你们差。你瞅瞅她穿的，我过去见都没见过，这才多大，有能耐呀！一般的姑娘也不行。长得多好，在咱们市走到街上那才打眼儿呢。这将来还不成经理，一个月挣它几千块？可被人杀了，我算是白养活她了。你们真得像那么回事地查。”倪刚，就是那个叫倪雅芸的死者的父亲唠唠叨叨地说，而且他将上面的话反复说个没完，这最让人心烦。李国雄办案多年，在刑警队也算是老资格了，阅人无数，却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父亲，因为丝毫看不出他有多么难过，也许他浑身刺鼻的酒气是最主要的原因。倪雅芸的母亲，一个没有人会将她看作倪雅芸亲人的女人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李国雄一只耳朵耐心地听着酒鬼父亲的话，一只耳朵听着酒鬼妻子的哭声。每逢这时，他就想起古洛的做法——永远是不动声色，不可捉摸的眼光让诉说的人不由自主地说下去，似乎要讨好这个警察。
“她有个对象，你们知道吗？”李国雄一边用圆珠笔敲了敲黑色的小笔记本，一边再一次看着这个家。贫穷之神在这个家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一间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房间，自然将西方小说中常常描写的富豪家庭一座楼的功能都完备了，只有厨房在外面，因为现在是夏天。李国雄进来时，看到那些冒着烟的小铁炉子在不大的院子里排着队，像是受检阅的军队一样。屋子里只有一张破烂桌子和两把高脚木凳，睡的是炕。除了两个孩子、没工作的老婆和劣质酒精之外，倪刚一无所有，当然包括廉耻在内。
“对象？我姑娘对象多了。追她的人少说也有一个连。长得好呀！比她妈可……像我。你别看我现在这样，过去咱可是俊小伙儿……她长得真俊，我那姑娘。虽然脾气大了些，但人见人爱呀……”酒精的力量忽然衰落了，他哽咽起来，说不出话了。
“我说的对象就是可能领回过家、你们看见过的。这么说吧，就是准备结婚的。”
“结婚？你说笑话了。”倪刚笑了起来，酒精这个魔鬼又回到他的身心中来。
“谁能娶得了我那姑娘？不配！他们不配！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还想娶我姑娘，做梦呀……对，就是做梦……”他拼命挥着手，幅度大得几乎打在李国雄的脸上。和李国雄一起来的刑警几乎要按捺不住了。
“哎！”他刚一呵斥，李国雄就摆了一下手，制止了他。“他们是谁？看样子不止一个呀。”
“对，有的是，但都不行，都不是东西。”
“有一个……”倪刚的妻子停止了哭泣，怯生生地说。
“有个屁！我告诉你不要瞎说！他们都不配。”倪刚粗野地打断了妻子的话。
“你让她说！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我们可就不客气了，这是为你姑娘报仇的事，你怎么不配合呢？”李国雄声色俱厉地说。
“有个姓艾的来过两次，我那姑娘像是挺中意的……”母亲的心又碎了。
“那小子呀！我不同意。我告诉你，他像个什么，像个精神病！对，还娘们儿唧唧的，我不同意。”倪刚将最后一句话拉长了声调说。
“他的全名叫什么？在哪里工作？住在哪儿？”
“这我不知道。”母亲说。
“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是同学，还是别人介绍的？”
“我听姑娘说好像是跳舞认识的。不，我说不准，记不清了。”母亲说。
“下午来个人，你们说一下那个姓艾的模样，他给画张像。”李国雄说完，大踏步地走了出去。虽然他也曾是个平民，但已经不习惯待在这种肮脏、丑陋的环境中了。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中年教师叫周洪武。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你不是……爱她吗？”李国雄对这个文质彬彬的家伙充满了憎恶。他这个人对文明总有抵触情绪，很看不惯古洛和胡亮那对搭档，因为他们尽说些书本上的话，还老是会心地大笑。再加上，这个人住在一栋六层的楼里，房间宽敞，窗明几净，阳光透射到客厅的每个角落，洋溢出勃勃生机。
“对。她是个好姑娘。不过，那是原来，后来她就学坏了，常去跳舞，还和外国人混在一起。”李国雄知道这个姑娘是和外国人在一起喝过酒，那个说英语的非洲人还送她一件很漂亮的衬衫，但没有任何不轨行为。当时，道德约束是那么严格，特别是还有些民族主义情绪，于是，公安局就把姑娘拘留了，但第二天就放了。
“你又说谎，和外国人那次时，她和你还没黄呢。”李国雄掌握的情况很准确。
“对，对，你说得对。我也不算说谎，我没记清楚。”周洪武急忙辩解着。
“要想好了再说，你如果再这样，我就认为你是故意作伪证。伪证，懂吗？你要学学法律知识，要建设法制社会了。”李国雄板着脸，教训着这个戴着近视眼镜，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的男人。“还穿西服，就是为了勾搭女人的。”李国雄想。
门开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个子不高，但很漂亮，异国风情的脸型，大眼睛看人时带着傲慢。她穿着白色的衬衫，淡黄色的裙子，提着一篮子菜。
“警察？嗯，让你招猫逗狗，这回把警察都招来了。”
“你胡说些什么？”周洪武红着脸说。
“我胡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的那些事？流氓！”女人骂道。
“我流氓？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和你们单位的那个什么科长的事当我不知道？你都臭透了。”
“那怎么啦！男女平等。”女人一扬头，一脸的轻蔑。
“你……”周洪武刚要发作，李国雄就说：“我们走了你们再处理家务事。现在……你也坐下来。”李国雄见那个女人要走，就说。女人倒大摇大摆地坐在了屋角的沙发上，将菜篮子放在地板上。
“她什么都不知道……”周洪武说。
“不就是那个姓倪的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周洪武的妻子立刻说道。
“噢，那更好。听说她有个对象，你知道是谁吗？”李国雄问周洪武。
“知道。要不……”
“要不怎么能和你黄呢。”
“别插嘴。说，把那人的情况说详细些。”
“这……详细的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见过吗？”
“只见过一个背影，个子不高，像是挺胖的。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我见过，个子是不高，长得挺白净。”周洪武的妻子说。
“噢，在哪儿？什么时间？”
“今年春天，晚上七点多钟，在横向街。他们俩搂着，往前走。”
“你跟踪了？”
“也算也不算。我想和这个流氓离婚，总得抓个现形吧。我以为他们还在一起，没想到那个女的跟别人好上了，到底是年轻呀！自不量力，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呢？”
“不知道。我刚一溜号，就找不到他们了。”女人摇着腿说。
李国雄的脑子比古洛简单一些，古洛常说他的脑回沟比自己少一半。但他绝不是笨蛋，特别是他常常也能抓住一些关键的东西。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思考了一阵，喝了一些茶，抽了几支烟，这都是跟古洛学的，而且也像古洛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窗外。那阴沉沉的天气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浓密的树叶几乎成了黑色，厚实沉重，风快要吹不动它了。这时古洛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但李国雄什么也没有，他就是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走！小王。”他拿起了帽子，这回我们知道了那个刑警姓中国最大的姓氏——王。
“去哪儿？”小王愣愣地问道。
“跟我走。”李国雄不耐烦起来。他忘了当初他跟古洛的时候，也经常问问题。
风越来越大，云挣扎着，抵抗着疯狂的风，它们虽然貌似磐石，但本质上的不同，使它们减少了许多重量，风轻而易举地将它们赶走，有时举起它们用力抛向天边，这时人们就会听到风在用力时的呼啸。雨是云襁褓中的孩子，贴紧被赶得疯跑的母亲，落不到它向往的大地上。但太阳也并没有出来，云层太厚了。
风大了，李国雄就低下头，风小了他就抬头快步走着。十几分钟后，他已经走进了那条繁华的横向街。
这里是老城区，房屋低矮、破败，大多数是小商店，卖各种商品的都有。当时改革开放时间虽不太长，但没有政治运动的中国能在一夜之间繁荣起来，因为勤劳的中国人善于在白纸上画画。人行道和狭窄的马路上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小饭馆的女人们几乎站在路中央，招徕着食客。
李国雄视而不见，他要找的是那些刚刚兴盛起来的夜总会，那里每天晚上都有歌舞表演，客人们也可以上去唱歌。
这条街上有两家夜总会，一家叫“兴华”，很有些爱国精神，一家就不太好了，叫“小香港”，这让李国雄感到不舒服。
“兴华”的老板看起来也比那个油头粉面的“小香港”老板让李国雄舒服。那个滑头一口否认见过倪雅芸。面前的这个人有些土头土脑，肥胖，手很粗糙，过去好像从事过重体力劳动。对了，不是好像，跟李国雄来的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已经告诉刑警们这是个在监狱里生活过好几年的人。
据说被蛇咬过的人连井绳都怕，何况这是真正的三条蛇呢。
“我叫郭金荣，是这儿的经理。”他的声音有些紧，但没有颤抖，可见风雨沧桑起码给了他自制的能力。
“见过这个女人吗？”李国雄把照片给了他。他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问道：“她咋的啦？”
“这你别管，见过没有？”李国雄是著名的神秘主义者。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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