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过五号坑的时候，吴教授又向我们展示了其他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其实除了铁器之外，还有一些奇异之处，比如陶器上的纹样……”他蹲下身，从挖出的众多陶片中拣出三片，“与同一时期其他的文明大不相同。”
我立即拿出数码相机，拍摄了陶片的照片——对上面的图案，我只是匆匆扫过一眼——在我这样一个外行人看来，那些似乎是人形和一些我无法判别是什么的几何线条，除了绘图的手法相当简约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异——然而任何东西，只要和这个神秘的遗址扯上了关系，就似乎都变得有魔力了。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好奇心强烈的人来说，事情开始变得有趣起来，它似乎正朝着我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然而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一直到下午近3点，我们几乎搜遍现场除了正在发掘、禁止进入的区域之外的每一寸土地，当我的数码相机也不得不换上了备用的电池与记忆卡时，大家才渐渐散去，各自到帐篷中填饱肚子。而那些坐晚班飞机的与在德令哈大快朵颐的记者们姗姗来迟，似乎他们路上也不太顺利，错过了上午的采访令他们后悔不迭，这时只有忙着拥到吴教授的办公室去恶补。
落日西沉时，白色的沙地上迅速地铺上了大块的黑色阴影，遗迹坑很快也被阴影所覆盖。记者们大部分已搭车回德令哈，我的采访也接近了尾声。
就在我走上前去要和吴教授告别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年轻人急匆匆地向我们跑来，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
“吴老师，你最好来看看这个！”
“什么？是火窑吗？”吴教授急急地追问。
“不，不是，是比那更重要的东西！”
——我要说，巧合在事件的进程中往往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如果那个年轻人再晚来一步，如果我并没有硬生生将告别的话语止在嘴边，如果吴教授不允许我同他一起前往——这次偶然使数天之后我与叶瞳一同经历的疯狂的事没有因为某个难解的谜题而不了了之，令我现在得以坐在这一成不变的办公室中向您描述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当然，为此我们二人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几分钟之后。
吴教授带领着整个考古队以及仅余的十几名记者站在这个刚刚挖掘了一半的地下建筑的中央，我们的身后架起了两架大功率的白炽灯，仍有考古队员在对着另一半尚未挖掘出的部分忙碌着。
这个埋于地下的石头房间仅已挖掘出的部分就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远古的石器时代，人类刚刚开始群居的阶段，就可以造出如此规模的建筑。
“这是什么地方？是族长的府邸么？”我一边打量着四周的岩壁，一边问。
“以我的经验，这里应该是古人祭神的地方。”吴教授道。
“看这个！”年轻人道。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约有3米乘5米见方的石板，看上去是坚硬的花岗岩质地，石板仍有一半埋在沙砾中，也不知有多厚。
这里明亮的白炽灯光足以令我们分辨石板上雕刻有带着些神秘的、类似于图腾的纹样。
“这些是他们的图腾？”有人问道。
吴教授并没有回答，他已经完全沉浸于对于这块石板的思索之中。他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摩着这块稀世奇珍，脸上的表情渐渐变得凝重，并透着些古怪。
当大家都围成一圈蹲下仔细打量这块石板的时候，连我这个外行也开始看出其中的蹊跷了。
石板上的刻痕相当的深，经历了八千多年的风沙却依然清晰。壁刻有着令人赞叹的精湛工艺。其风格与我想像中的远古壁画应有的粗犷风格相去甚远，而呈现一种尽量运用规则的几何线条的、简约的画风，与那些日常用品的陶片上发现的纹样相当类似，只是工艺要精湛许多，看来陶片上的纹样正是以这块石板作为临摹的范本。
在石板的左上方刻有六个姿态各异的人像、亦或是神像，他们的面貌均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十分相似。我想他们主要靠各人右下角所镌刻的不同的符号来区分各人的身份，那可能是各路神明的名字或别的什么称呼，至于占了画面巨大部分的椭圆形却伸出几条触手的图案，我就完全不明白那会是什么东西了。在我看来，那像是一个压扁了的、被截去了大部分触手的海胆——如果那出现在米罗的抽象作品中，我丝毫不会感到惊奇，然而在一幅八千年前的壁刻中看到却着实匪夷所思。
石板的左下部那六个神明的形象再次出现，当然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与上面的是同样六个人，因为他们的周围没有刻任何符号。这次他们改换成了同一种姿态，如果在现代礼仪中那应该是道别，大海胆——我暂且这样称呼它——的形象与他们重叠在一起。
而占了这幅壁刻的大部分画面的、镌刻在右侧的图案就好懂得多了。我想我看到的是一条张开嘴的蛇，一个人走进去用某种尖利的物体刺向它的心脏。没错，那的确是条蛇，一条巨大的蛇。
而令我惊异不已的是，画面中出现的圆、方形以及三角形的图案——很难想像在没有辅助集合工具的情况下能徒手画出如此规整的图案——如果要我相信新石器时代的人会几何画法，那还是要我相信邻居家养的狗会三角函数更容易些。
我一边仔细观察着这块透着些诡异气息的花岗岩石板，一边努力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由各个角度拍摄石板的照片，包括全景和局部，尤其是那六个带有古怪符号的人形。
就在我沉浸于其中的时候，吴教授忽然惊醒过来，腾地一下站起来对身旁的年轻人喊道：
“立即取样作碳…14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我要立即知道结果！”
然后对所有尾随的记者道：“今天的采访就到此为止吧，我们还有工作要做，一旦有更新、更重大的发现我们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这是送客令。
当我们从地下的圣堂走出来的时候，发现整个发掘现场架起的灯不知什么时候已全亮了，天边还剩下最后一丝光——虽然不怎么情愿，但在考古队的一再要求下，我们所有的记者都不得不顶着夜色踏上了回德令哈的路。
第二章、双生湖畔的秘密
回到德令哈之后，我终于可以在我下榻的宾馆吃到一顿像样的晚餐，而不必再用压缩饼干和开水来折磨我的胃，这令我暂时将古村落遗迹的事抛在了脑后。
宾馆的餐厅很宽敞，应该说，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很宽敞，不像上海那般惜地如金。虽然装修在我这个大城市来的人看来有些简陋，然而我的心情很快舒畅起来，上来的都是些平常的菜，新鲜的羊肉、牛肉、猪肉，以及各式新鲜的蔬菜，我肯定那些都是新鲜的，绝不是冻了许久的存货。也正因为新鲜，令我觉得格外美味——这顿晚餐是我到青海以来又一样令我印象深刻的东西。
服务生向我介绍，在德令哈的近郊有不少农场，据说在解放初就建立了，因为毗邻克鲁克湖，淡水供应很充足，所以德令哈虽然地处戈壁滩，但总是能有充裕的农产品供应。我注意到他的普通话有些别扭，看他的长相，也接近于维吾尔族或是蒙古族，至少是有些血缘相亲的少数民族——我对少数民族了解不多，但在来之前我就已经被告知这里是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并被提醒要注意当地的风俗习惯啦等等，但看来他们除了经济不够发达之外，早已接受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那些特殊的风俗习惯的痕迹早已经很淡了。
我从服务生口中听闻了一些有趣的地理状况：古村落遗迹所毗邻的克鲁克湖并不是附近惟一的湖，与它仅相隔数公里，就有一个湖——托素湖，与它形成了一对双生湖。附近的重要水源巴音河从双生湖——克鲁克湖与托素湖中间流过，并都有支流注入两湖，然而奇异的是，比克鲁克湖面积稍大些的托素湖，竟然是个咸水湖。
“你不是本地人吧，你不是本地人我才和你说这些的。你要去克鲁克湖没关系，但托素湖那一带，你最好别去。”
“为什么？”
“因为托素湖旁的白公山，那不是个好地方，它会给你带来厄运的！”服务生的神情显得有些紧张。
“那儿有什么古怪吗？”我一脸的不以为然。
服务生开始变得有些神秘兮兮的样子：“白公山是妖山，据说那里面有一些古怪的铁，是妖物。”
“……铁？”
有时候没见过世面的小地方的人总会有一些令我们这些久居大城市的人难以理解的迷信，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然而……铁？古村落的铁器……
那一瞬间，我忽然对他那种讳莫如深的态度产生了兴趣。
第二天将是无聊的一天。
我将照片与报道通过E…mail发回报社后，躺在旅馆的床上这样想着，返程机票订在再后一天的中午。
我从包中拿出笔记本电脑，接驳上数码相机，仔细研究着铁器和那块神秘的石板壁刻的图片。或许在八千多年前，这六个形象所代表的神明每一个都有或惊心动魄或感人至深的传说，然而时光流逝，旧的传说在历史中湮灭了，新的传说正在兴起。
比如那个侍应生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的有关“妖山”的事。
我忽然想到了明天的节目。
与克鲁克湖如孪生姐妹般镶嵌在戈壁中，却又与之截然不同的托素湖，那个咸水湖，还有那个神秘兮兮的白公山——在记者提问的时候不也有人提到那座山吗？不如明天去拜访一下。
翌日一早，我就背上些必需品上了路，向当地人打听后，我知道我还是必须先到达克鲁克湖附近然后徒步走过去，对于步行，这是段相当长的路程。
途中路经巴音河，10月份正是枯水期，巴音河仅有涓涓细流。
在午饭时间，我到达了托素湖。
托素湖看上去比克鲁克湖更宽阔壮美，碧波万顷，阳光倒映于其上，白得刺眼。我捧起一小捧湖水，用舌头舔了一下，果然咸得发涩。
看来这真是个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美人。
吃过午饭之后，我开始向湖南面的白公山进发。
白公山与托素湖毗邻，近到甚至山角就成为了湖岸的一部分。
再走近一些，我开始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绕着山围了一圈的，那应该是铁栅栏。
那些铁栅栏足有两人高，隔一段距离就有人站岗，而白公山周围也搭起了四五个帐篷，众多军人模样的与一些由衣着看不出身份的人在帐篷之间穿梭忙碌着，令这里看上去像个游击队指挥部——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绕着山走了半圈之后，我到了一个类似入口的地方，那里同样有卫兵把守，不让我通过。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也不知道，只是奉命执行任务。我向他表明了自己的记者身份，但无济于事，反而让他对我越加警惕起来。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在这里得到更多的信息，于是我决定走完剩下的那半圈，然后原路返回德令哈去。
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这座已经沙化成黄色的小山丘，那些黑红色的痕迹，似乎的确有些铁锈的痕迹留在山的表面。
此行惟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我在白公山的东北角发现了一块倒伏的水泥碑，碑的一小半已经埋进了沙里，然而我依然可以分辨上面所刻的刷红漆的阴文魏体字。
那上面写着：
“德令哈市外星人遗址”。
我们曾将“北外（北京外国语学院）”戏称为“北半球外星人遗址”——然而没想到的是，真的会有人正正经经地将后五个字刻在碑上竖起来。
在回到上海之后，我将此事当做笑话讲给同事们听。
“你说你真的见到那块碑了？”我们的文艺记者张莹问道。
“千真万确！”
“那你来看这个。”
——“新华网德令哈6月16日电（记者王军、钱玲） 颇有争议的青海‘外星人遗址’将迎来首批专家学者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记者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府了解到，由北京UFO研究会等单位组织的航天、气象、天文学等领域的9位专家学者计划在月内前往柴达木盆地的‘外星人遗址’进行考察，探讨外星人是否真的光临过这里。这座传说中的‘外星人遗址’位于柴达木首府德令哈市西南40多公里的白公山。白公山北邻克鲁克湖和托素湖，这是当地著名的一对孪生湖，一淡一咸，被称为‘情人湖’，留有美丽动人的传说。‘外星人遗址’就坐落在咸水的托素湖南岸。远远望去，高出地面五六十米的黄灰色的山崖有如一座金字塔。在山的正面有三个明显的三角形岩洞，中间一个最大，离地面2米多高，洞深约6米，最高处近8米。”
我快速查阅着相关的链接，就在我去青海的这一个星期中，几乎所有的有影响的网络媒体都争相报道了关于这个近乎荒谬的“外星人遗址”的消息，像新浪这样的门户网站更是辟出大块版面作相关的深度报道，而在某一时刻，又有各大权威的平面媒体开始一致讨伐有关“外星人遗址”的“谣言”。老实说，一时谁也分不清青红皂白。然而，虽然关于“外星人遗址”的证据都显得相当可疑，而“辟谣”中说山中镶嵌有铁管是西北地区常见的自然现象的说辞就未免近于无赖了，若是如此，那戈壁上早已铁管横陈，宝钢也不必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了。
“呵呵，德令哈想开发旅游资源想疯了吧？竟然搞出这么离谱的东西。”
“如果这只不过是空穴来风的话，那干吗要封锁白公山呢？”
我并没有回答张莹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心中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的笑容依然挂在脸上，然而我想我的内心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
接下来数天紧张而乏味的工作日令这个疑问渐渐蒙上灰尘，我写的有关克鲁克湖古村落遗迹发掘的新闻稿也没有收到预期的轰动性效果——不单是在上海，似乎其他地方的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也很冷淡——这多少出乎我的意外，大概是最近爆炸性新闻太多了。当我几乎要将这事抛在脑后的时候，事情出现了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来源于我的一个朋友出乎意料之外的来访。
我和叶瞳大约是在三四个月之前在一次无聊的记者招待会上认识的。
我们的结识是因为我们的坐位离得很近，我是说，就紧挨着，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在看同样的书——《魔戒》。
我们都是好奇心强烈的人，出于同样的志趣，我与她很快就熟识了。她对于奇异事件的痴迷程度，没有比用“怪力乱神”来形容更贴切的词语了。而令我惊异的是，她竟然供职于一家乏味的机关媒体，那家机关媒体至今我仍记不住它的刊名。
叶瞳应该算是个漂亮的女孩子，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她的漂亮并不是那种精致的美丽，她的脸廓的分明的线条令她看上去柔中带刚。
她出生于青海，是的，如果你还记得我向你提到过的那个出生于常常地震、冰雹能砸死人的地方的朋友，那就是她。据说她并不是汉族人，而是属于一个早已被历史所遗忘的小部落，对于这一点她本人讳莫如深，我们谁也说不清楚她到底是哪个民族的。这多少令她披上了传奇色彩的薄纱。
然而如果你在上海街头遇见这样一个女孩子，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些——她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独自到上海来闯荡，老实说，对于这一点我心底是十分钦佩的。
正如你所预料的，她的来访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
“那多！”她在办公室放肆地叫喊我的名字，好像大家的目光并不是投向她而是穿过她的身体直接投射到背后的墙壁上去了。
“别这么大声，能听见！什么事？”我从角落中的方格探出脑袋。
“你出来，有急事找你！”她的音量丝毫没有减弱。
可能是由于办公室常年笼罩的烟雾阻碍了我们彼此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