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十一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吕后五年，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宣帝神爵元年，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诣金城。）。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当时各因其地，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时以卢卿为上郡将军，魏遫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事已则罢。
京师之兵，止南北军及中尉缇骑、郎中令诸郎、城门校尉屯兵。北军属太尉，南军属卫尉。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以宠将帅；而北军分八校尉，以中垒领之（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凡八。）；中尉为执金吾，而置三辅都尉属焉；郎中令为光禄勋，而置建章营骑属焉，后更名羽林骑（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置期门、羽林。又所从军死事者子孙，养羽林，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元狩间，兵革数动，士物故者动以万数，民多买复，征发之士益少。于是发谪吏，次谪民，次谪戍，次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徒者从军。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属卫将军，尚屯关中。至元鼎六年，中卒始发矣。边兵不赡，至出武库。昭帝始元间，始募奔命（应劭曰：常兵不足，权选精勇，闻命奔走，故曰奔命。），及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师古曰：被告劾而逃亡。）。宣帝神爵间击羌，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以益边兵，盖北军亦出矣。
（按：）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采，惟有汉氏。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二师、楼船、伏波、下濑，咸因事立称，毕事则削。虽卫、霍勋高绩重，身奉朝请，兵皆散归。」案：汉将军置以征伐，吴员职，佑言命将旋罢，是矣。又案：汉兵郎官无员数；虎贲千五百人，而多不过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东汉不过三千五百三十六人；执金吾、缇骑五百二十人（或曰三百人），至东汉不过六百人（魏王朗奏：汉金吾骑从六百）；卫尉所领诸宫掖门都侯、剑戟之士，至东汉不过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虽不见数，然亦不过门置一侯，以掖门司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则城门领于一校，大略可见。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计，发关内兵合中尉卒三万人卫太子，军灞上。惠帝末年，陈平、周勃为将相，始以吕氏故屯兵荥阳。文帝备胡以三军。景帝七国之变，太尉周亚夫乘六乘传出击吴、楚，而大将军窦婴间军荥阳。皆因军设屯，事已即罢。武帝虽置关内都尉，领如郡国，亦无营垒。而佑谓重兵悉在京师，非也。
汉制虽曰因秦，然多近古。盖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当是时，故将之家，亦为给赋（见孝惠元年诏）；宰相之子，均调戍边。是以繇有复算，有减逋，有更贷，则得为君上之恩。至于将相，废置惟时，或中都公卿，或边郡守、尉。御史大夫出为护军（韩安国），不为左迁；酒泉太守即命破羌（辛武贤），不为异数。而又御军之法简肃精明：云中战士上功幕府，差首虏六级，赏典辄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玺书已报；轮台之诏，败亡不掩；卫、霍行封，得丧相除。可以概见，其时无有壅蔽诞谩之患。若乃赏赉虽或无常，廪饩悉皆有量：京师将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谷二石六斗有奇（东汉艺人日廪米五斗，见〈李固传〉，注云：升少故五升。）。是以终汉之世，上无叛将，下无骄兵。诸侯七国，变生仓卒，备御素具，南征北攘，连兵数年而邦本不摇，诚有以也。
《南北军记》云：南北军，汉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壮根本而严卫翼也。上天之象，以羽林为天军；黄帝之圣，以兵师为营卫。规天摹圣，则爪牙之卫，讵可一日而缺诸？汉高祖皇帝以神武之资，躬持三尺，纠合义旅，虱鞮鏊而污介冑，其勤五载，缚婴斩羽，而后天下合为一。任罢之兵，佚诸农亩，巴渝、北貉，无勤远人。卧鼓包戈，将与天下安于无事矣。然方是时，猃狁北张，蛮睢南粤，窃壤植大；强宗豪姓，盘互关东。而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帝室皇居无武卒、骑士以镇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轨也，此高帝建军之本意与？夫天下形势，惟地与兵。汉始都洛阳，从娄敬及张良议，即命车驾西都秦故地，左崤右蜀，太华、泾渭，表里而襟带，金城千里，巍然天府之固矣。南北二军，负城环拱，路佖营巡，棋罗星布。平居无事，虎视眈眈；四征不庭，如火发发。而卫尉藩护，金吾徼巡，武库司兵，司马禁掖，章沟、虎威昼挥夜呵。戎心奸胆，战栗骇落，无敢弗率于我天威。镇安四方，巩固万世，兵威地利，两兼得之。信乎！高祖贻燕子孙，规模宏远也。
王莽
莽夺民田为王田，仿古井牧，置五威将帅七十二人分镇天下，而命十二将帅偏裨以下百八十人专事北伐。又以七公六卿兼号将军填名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填边郡，而内置司命军正，外设军监十二人。又依《周官》之文，分六乡、六尉、六郊、六队（音遂），乡一帅，尉一大夫，郊一州长，队一大夫、属正。又内置大夫，外置大司马五人。将军至吏士，凡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仍赐州牧及县宰皆兼将军、偏裨、校尉之号，又有猪突、狶勇、锐卒、虎牙、五威兵、竟（音境）尉、九虎将军、捕盗都尉之属，置辄不罢，盖不可胜数。
（按：）三代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仪礼》：吉、凶、宾、嘉，达于天下，而军礼独载于大司马法。若国有师田之事，则县师始受法于司马，以作民。六官亦惟小司马职掌不悉书，而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皆不备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观兵盖如是。自秦以战马为爵，卒已自毙，而王莽又滋彰焉。凡公卿至于守宰，皆兼将校之称。一切募兵，号为猪狶，征天下明兵士六十三家数百人，以备军吏。所以示民，无非逆德凶器。顾方疑天下之轧，已重弩铠之禁。吝虎符之发，求以为安，而绿林、新市群盗已起，海内豪杰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旬月之间，遍于天下，败亡之祸，速于暴秦，可不戒哉！
莽兵大抵因汉，而纷更其制，不一统属，民不堪扰。又务自揽权，虽遣将不与兵符，必请而后动。其伐边乃欲同时俱出，至久屯者数年，常二十余万人仰给县官，野有暴骨。而京师卫卒，亦三岁不得更代。由是民怨益作，莽遂大败。
案：莽昆阳之战，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者千里不绝，其它拥众累数十万者通天下。盖汉自武帝征伐之后，数世涵育，不见烟火之警。迨及始、元之间，民户一千三百二十三万有奇，是以郡国甲士所在而足。及寻邑大败，尽弃山东之众，北军精兵号九虎者尚数万人，亦可以见汉家养民强国之制。然自莽俶扰，干戈竞作。至于光武还定郡县，或空置守长。中元末年，方才四百二十七万，十余一二，无复曩时之盛矣。
东汉
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于黎阳立营，领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而京师南北军如故。北军并胡骑、虎贲二校为五营，置北军中侯，易中垒以监之，领于大将军。光禄勋省户、骑、车三将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贲卫士，领于太尉。建武六年，始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惟京师肄兵如故。明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侯吏，尽还民伍，唯更践如故。九年，省关中都尉。十三年，罢左右将军。二十三年，罢诸边郡亭侯吏卒。
案：光武久在兵间，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书调度，一切务从简寡。由是内省营卫之士，外罢徼候之职。又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韩延寿始以试士潜拟不道诛，而翟义之反王莽，隗嚣之劫更始，李通之劝光武，皆以秋试，因勒车骑，诛守长，号令起事。光武惩之，遂罢不讲，自是汉兵法始大变坏。善乎应劭论之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兵雷震，一切猝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补鹰鹯，豚鱼曳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师不振。张角荡摇，八州并发，牧守枭列，流血成川尔。远征三边殊俗之兵，忿鸷纵横，多僵良喜事，以为己功。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乎哉！
然终建武之世，已不能遵守前法，罢尉省校，辄复临时补置（七年罢长水、射声二校，十五年复增屯骑校。九年省关都尉，十九年复置。而边郡亦往往复置尉。）。明帝之初，以为野无风尘，乃悉罢沿边屯兵。其后北方有变，则复置度辽营（明帝永平八年郑众言）；南蛮或叛，则置象林兵（和帝永元十四年）；羌犯三辅，则置长安、雍二尉（安帝永初四年）；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安帝建光元年）。其后盗作，沿边缘海稍稍增兵（顺帝永建元年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而令扶风、汉阳筑陇道三百坞（顺帝永和元年），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西羌传〉），置屯多矣。始募死罪系狱囚出戍，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自后往往五营缇骑、虎牙之士迭出征戍。
（按：）汉事略循周畿之制，讫于西京，都兵无过一、再出。自中兴郡兵不练，而南北二军交惊于境。安、顺以来，窦宪（永元元年）、邓鸿（永元六年）、何熙（永初三年）三将以击，刘尚（永元九年）、邓骘（永初元年）、任尚、朱宠（永初五年）、马贤（永和五年）、张侨（永和六年）六七将以讨羌，而鲜卑之寇（永和二年），南单于之变（永和八年），亦数移屯，连年暴露。由是王旅无复镇卫之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为陷阵（〈西羌传〉），征为积射，召为义从。大抵创立名号，皇甫规所为。列屯坐食之兵众矣。卒于中官之诛，结援外将。故夫汉之祸，光武之销兵为之也。
至安帝永初间，募人钱谷，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而营卫之选亦衰。当是时，边郡守御之兵不精，内郡五卫之备不修（见陈忠疏），诸羌转盛，二千石守、令并无守战意，皆争徙避寇。于是征兵会众，摇动数州，增赋借奉，费八十余亿，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至于顺帝，始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然而有惮远役，而郡兵始叛矣（永和二年）。
（按：）古人调兵，各从其方之便。高宗伐楚，盖裒荆旅；武王克商，实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鲁（〈书．费誓〉），追貊以韩（〈诗．奕〉），平淮以江、汉，略见于经，可考也。齐桓东讨陈涛，唯及江黄，北入山戎，亦因燕威众，盖犹有节制者。自晋文城濮之役，以秦师从诸侯力征，唯党是与，无复先王之旧矣。汉氏独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帅征师，其备胡则上郡、陇西、北地，事越则会稽、豫章，击朝鲜则举辽东，开西南夷则巴蜀。移兵赴远，不过一、再。自东都兵不能继，然后盗起一方，而羽檄被于三边（魏王朗曰：一隅驰羽檄，则三边被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民不堪命，至于背叛。此兴荆、扬、兖、豫四州之卒，击象林万里之蛮，李固所以愤惋也（《通鉴》顺帝永和三年）。
虽改领以步骑五千，费用四十四万亿，凡一年百八十战，羌寇略定，黄巾遂作（建宁二年，羌平。中平元年，黄巾张角反。）。所在盗贼，不可胜数，朝廷不能讨，于是置八关都尉（中平元年）、十三州牧、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统之，虽大将军亦属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躬擐介胄，称无上将军。
（按：）三代而上，兵权散主。有扈之师，六事咸在；牧野之战，三卿同出。《书》称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而〈常武〉诗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夫太保，相也，非南宫毛之使不能专令兵师；齐侯，将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兴禁旅。且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参互职掌。至于皇父整师，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则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大略可考。是以兵满天下，居然无患。迨及叔季，司马世官，爰以命氏。驯至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书帅师，讥臣专也。自后兵多常聚，帅多世守，文武异途，将相争长。吴起与田文论功，而廉颇之贤，耻居蔺卿之下。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汉氏兵制，庶几乎古。南北二军，不能兼属，而握兵之臣，辄重于时。太尉、相国，列为三公；城门领兵，得如五府。是故诸吕谋难，必先监军；平、勃交欢，势不相下。孝文入继大统，不俟移日，夺绛侯之柄，归代邸之臣，盖忌之也。武帝留意边功，增设营校，卒置大司马官，尊宠将帅，以寇诸军。大臣之权，尤偏重于将矣。托孤霍光，丞相不与，而霍光亲戚分典兵卫，往往诸奴视相府乌有也。宣帝不堪，至赤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矫枉之计，悉易诸屯，付之所亲子弟。权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后董贤、王凤代为元戎，以基王莽篡夺之祸。光武中兴，益制前事，内省校士，外罢郡兵，欲以销患，而良法荡然。当时荥阳不过千骑，公掾监领，超迁牧守，其任不轻。自后令出房帷，政归台阁，戚宦迭将，更相倾夺。然五营畏服中人，公卿就戮，为之扫地。何进、袁绍不胜其忿，于是内置园校，阳尊黄门；外重州牧，实召边将。阉竖虽剪，而董卓之祸以成。义军四起，群牧争政，汉遂三分。由此观之，外内轻重，一系于兵。三代之制，为不可易矣。
三国
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师，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其它杂号无常数。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之。京师讲武亦如汉，唯改乘之曰治兵，然讫魏，一、再讲而已（文帝延康元年、明帝太和元年）。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盖太守或刺史兼师（朗为丞相主簿，言「天下土崩，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
文帝初，王朗因请寄军政于农（朗奏云：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或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当今诸夏已安，虽未得偃武戢兵，宜因年之大丰，寄军政于农事。）。时方外事吴、蜀，内兴土木，未暇也。
黄初三年，特置都督诸州军事，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位太尉上（事见曹爽〈让司马懿表〉）。而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