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但我没做错什么吧。”摄影师做无辜状，“拍拍写真照，又说明不了什么，现在多少姑娘想让我给拍写真啊，我都不干。”
女编辑闻言叹了口气，这是个老泼皮。
吃完饭，我们各自回房间打包，我已经学会把路上要用的东西，精简到极点，打起包来格外方便。差不多五分钟后我背上包，拿着钥匙牌到了前台。我们要把行李寄存到前台的储藏室，然后去看冰川。
摄影师动作奇慢，女编辑告诉我：“我们还有十分钟，可以再喝杯咖啡。”
我们自己取了咖啡，这里的咖啡多半苦涩无比，我不得不取三份糖包外加两个奶，才压下去那股难喝到极点的味道。
坐在那里做忙里偷闲状，东张西望。阳光落在旅馆的周边上，格外鲜艳的白色外墙，显然刚刚刷过。这里的人，一年要花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冬天上，等到开春，融化的雪多半要把外墙上油漆都给腐蚀掉了，所以一定要重新刷一遍。
“哈伊！”头顶上有人跟我打招呼。
我抬头，一个穿着工装服的油漆工正站在爬梯顶上，戴了只报纸做的帽子，笑容灿烂得要命。
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伊万。
“你在这里工作？”他是个油漆工，之前我并不知道。我瞄了一眼编辑，她低头喝自己的咖啡，装作没看到。
“是啊，我是这里的临时油漆工，一栋栋刷过来的。”他大声地笑了起来。我这样的大人总喜欢心怀鬼胎，他小人家倒是镇定得很。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没跟你打招呼，你睡得还好吧？”伊万说得好生自然，我眼前顿时黑了一下。编辑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带着怜悯，和幸灾乐祸。
“哦哦，还可以的，我们一会儿要去看冰川……然后就走了。”我调整好自己的气息，跟他说。做一做常规告别，跟那些无情无义的一夜情爱好者一样。
在同伴们看来，我终于没能够压抑住自己的情欲，终于拿某个老外开刀了。
伊万下了爬梯，脱下手套，向我们走来。
他的气色一点都不像夜里大喝过一阵，下巴上零星的胡子被他早起剃得干干净净的，嘴唇微微上翘，带着少年家早起时候特有的慵懒劲儿，歪歪扭扭地站在那里。
“你这就回北京吗？”他问。
“这怎么可能，我们还要去很多别的地方，还要沿着驯鹿之路，到最北边去。”
“能不能带上我？”他眼睛也不眨地说。
“你看你看，风流债！”编辑终于忍不住贴在我耳朵边上说了句。
“那恐怕不太方便，你知道的，我们有工作，日程很紧的……”我带着万般的歉意，跟一个混得还不错的大人一样跟他说。但他不知道，我在北京，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失业一年，离婚半年，暂居在前夫的房子里也有半年，带着身边仅有的三千块人民币换成的三百美元，到这个地方来出差，而这个工作是一次性的，回去后我又要变回一无所有的人了。
更要命的是，我跟那个男性朋友的关系非常紧张，紧张到对方会半夜来我所在的小区查岗查哨。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招儿，是在我那里故意遗落了件带兜兜的衣服，兜兜里呢，放了只录音笔，可以连续工作四十四个小时的录音笔，这样，在我们分开的时间段里，他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在那屋子里都干了些什么……
不要说带伊万那么醒目的男的回家，就是带条没阉过的狗狗回去，都要跟对方大干一仗，干完了也就各自散去，绝不会跟别的情侣一样又是打电话又是道歉，又是买东西互相送。
那就是我的生活，公生活和私生活都一塌糊涂。
“哦……”伊万有些失望，他过来跟我握了握手，说了句拜拜，转身回到工作岗位。今天可不是什么节日了，他没道理怠工。
我们也出发了，那才是此行的目的。车走了十五分钟，就看到冰川了，它藏在一块山坳里，鬼鬼祟祟的。
下车，先走在一根羊肠小道上，那根小道远远看，模模糊糊的，跟没有一样。越靠近冰川，气温越底，后来居然张开嘴就能哈出气来。
冰川跟旅馆房间的照片上大异其趣，没有那么白也没有那么蓝，相反，非常的肮脏跟龌龊，冰面被一帮攀冰爱好者挠得东一爪西一耙的，据带我们去看的冰川中心的头儿说，他们在各色工具的帮助下，想方设法地爬上去，爬上去。爬上去后，也就是坐在那里，看看四周，然后就下来了。
“意思不大。”头儿说，他是个大胖子，一点不喜欢运动的样子。
“不然怎么叫户外运动呢。”女编辑插话。
两个人互相你来我往地聊起天来，连连点头。
眼望着冰川，我陷入了沉思，那是几万年前留存下来的水，结成的冰，那么说，几万年前的原始人，或者在这水里洗过脚，或者在这山上，互相追逐过，他们过得快活吗？还是经常聚众斗殴呢……
“伊万怎么样？”船长带着笑意问我，把我从深思中拽了出来。
“什么怎么样？”我吓了一跳。
“哈哈，那臭小子，总爱装吉卜赛流浪汉。”
“他不是季节工吗？爱上哪里上哪里。”
“噢，不，他妈妈在这里生下了他，”船长坐在船头，开聊，“跟我们镇里的一个老头儿，后来呢，他妈妈被查出来非法移民，遣送回国了，她跟那老头儿没结婚，没法结婚啊，那家伙有老婆孩子的，我们镇里民风最是严谨了，二十年来没人离过婚……不可思议吧？”
“那伊万真是拉脱维亚长大的？”我很好奇。
“可不是，他妈妈后来又嫁人了，那个后爹呢，很不喜欢他，使劲赶他走，他就想方设法跑这里来了。”
“他找到他爹了吗？”
“怎么可能啊，那老家伙早死了。那家伙勾引他妈妈的时候，都六十了。”
“那他怎么办啊？”我担忧起来。
“他是前年来的吧，办的旅游签证，你们住的那旅馆的老板同情他，雇了他在这里工作，给了他个地方住，但也不顶用啊，那孩子整天说大家的坏话，对谁都恨得咬牙切齿的。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又拿他没有办法。”
船长自己卷了支烟，点上：“他啊，就想通过人离开这里……”
“啊，那我可不是什么理想人选。再说……”我吞了一口唾沫。
“嘿嘿，你不用解释，我知道的。伊万至今还是个小孩子呢，他也就是说话随便，才多大点儿啊他。”
“多大了，他？”
“他最多只有十四岁，护照上的年龄是假的。他妈妈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们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个镇屁大点儿，怎么可能搞错。”
船长俨然是知情人：“说起来，他那个老爸，跟我老婆还有点亲戚关系呢。”
……
以上这段对话，是我模仿某些外国名著写的，我的英语压根没牛到可以听和讲这么多话，那就是我沉思的另外一部分内容。
现实生活中的船长，只是在码头上开开船，一边还忙着卷他的卷烟，他对所有的游客一视同仁，说话不超过三句，分别是：“你好！”“请坐稳。”和“再见！”
那冰川，真的很难看。
巫昂，1974年生于福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硕士，在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小说若干，著有长篇小说《怎么搞的》。现居北京。
我们去看李红旗吧
张 楚
高速公路上
我把圆形的头伸出窗外
来向万物证明
我根本就没有毒
——引自周建歧诗歌《看海》
1
像往常一样，那天我们吃了冷锅鱼，喝了白酒。喝着喝着周建歧来了。周建歧来后我们从酒店里又拿了瓶老白干。周建歧跟四哥头次见面，两人咋呼着碰杯，刘荣就又要了瓶。等四瓶白酒下肚，我张罗着喝啤酒，他们没反对也没赞同。他们已经不会反对或赞同了。
那天喝酒的情形无非是这样：谁也没想多喝，结果谁都喝多了。刘荣下午要来一个青岛客户，签笔不小的订单。四哥更忙，他跟人约好去哈尔滨进道轨。可是周建歧，这个广告商说，我们下午哪儿都别去了。我们去看李红旗吧！
四哥问，李红旗是谁啊？
刘荣说，一个女的。
四哥看我，我说，女的？不认识。
四哥问，漂亮吗？没人吭声。四哥又问，是不是很丑？
周建歧斟酌说，李红旗怎么会丑呢？他似乎想具体描述一下李红旗的面孔，却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语。他比鞋底还厚的上嘴唇颤了两颤……还好，他只是把东西吐进了火锅，而没有吐到我们身上。他咂了口茶，胡须上粘着片绿油油的莜麦菜叶说，李红旗是个大美女啊！
四哥问，你们都熟吗？
刘荣没说话，我没说话，周建歧就说，我们经常一起喝酒。
四哥问，她是不是特能喝？
周建歧说，李红旗滴酒不沾，淑女嘛！她只喝茶，茶里只喝铁观音。
四哥“哦”了声，说，你们真想去？
刘荣笑了，说，不是我们想去，他指着周建歧，是他想去。周建歧说，扯淡！你跟李红旗才般配！你跟她……他沉吟片刻后大笑起来，不就是在同一座庙修行的和尚跟尼姑吗？刘荣“呸”了口，绷着脸说，你再乱嚼舌头，我把你扔火锅里涮了，水煮诗人一定好吃！
争论越来越无聊。周建歧开始攻击刘荣和我，说写诗的比写小说的干净。现在这社会，还有谁比诗人更干净？诗人吃的是食物，拉出来的是钻石；诗人喝的是泥汤，尿出来的是优质白酒……接着他试图论证诗人的高尚性。为了让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他只好拿他自己举例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天他去赶集，他路过那些卖牲畜的、路过那些卖盗版黄盘的、路过那些卖布匹的、路过那些卖粮食的、路过那些卖金鱼的，最后路过一棵树，树上盘着一条白色小蛇。他看着小蛇，小蛇也看着他。后来他差点哭了，一条蛇在凝望着一个诗人。这么想时他靠住那棵树，张望着赶集的人。偌大的小镇上，来往的白丁中，竟然走着一位诗人，而别人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位诗人，这是多么隐秘的快乐！
我和刘荣干笑着。我们知道周建歧疯了。他一喝酒就这德行。当然按他的说法，他喝多是有缘由的，他喜欢和我们一起喝酒。这个狗屁理由让他老婆一直憎恨我们，仿佛是我们这些狐朋狗友把她男人培养成为一个酒鬼，一个说话不着边际的大舌头诗人，一个失败的小广告商。
我们走吧，四哥结了账，说，我们走吧，我们去看看漂亮姑娘李红旗。我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漂亮姑娘了。
2
我们打算走沿海公路。从桃源镇到浅水湾只需一个半小时，也许一个半小时也用不了。这条高速大概是中国最安静的一条高速，即便大雾弥漫，把车开到150码也不用担心会发生追尾事件：整条路上可能只有我们驾驶的这一辆车。现在我们一身酒气，我最担心的是在收费口遇到麻烦，测酒仪曾让刘荣差点进劳教所。但四哥说，没事的，我们只是去看看李红旗嘛。在他看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为了表示对交警的蔑视，他又给我们念了一条关于交警的黄色短信。我们都信了他的话。或许，让三个醉鬼相信另外一个醉鬼，就像女人拿大乳房吓唬小孩子一样简单而从容。
在上高速前，我们看望了四哥的儿子。这是四哥的第二个儿子。本来他想要个女儿，可他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他老婆骨瘦如柴，满脸沟壑，他们就给孩子找了个保姆。我们要去海边游泳了，四哥对他老婆说，把孩子给我看好，他要是老哭，你就给他嘴唇上涂点蜂蜜。他顺手扒拉着窗台问，蜂蜜还有吗？
他的借口无疑蹩脚，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现在刚过八九，而我们就要去游泳了。他老婆只顾给孩子换尿布，没搭理他。后来我们就真出发了。四哥的车开得很稳。像没喝酒那么稳。半路上周建歧又和刘荣吵起来。起因是刘荣劝戒周建歧不要在酒店谈论诗歌，这是件丢人的事，而不是光荣的事，也就是说，如果让另外一些食客，听到酒桌上衣着光鲜、神态正常的几个男人探讨诗歌，会怀疑自己不小心进了精神病医院。这样做非常不好。周建歧反驳说，那我们谈论什么？我本来就是个诗人！刘荣开导周建歧说，你不光是个诗人，还是个商人啊，你本来就是个不错的广告商嘛。我们为什么不能探讨一些生意上的事？周建歧就不说话了。周建歧经营着一家小公司，专门给人做广告牌、灯箱。刘荣是开锹厂的，在他们村一百多家锹厂里算是小户，不过每年也有四五十万进账。他们村是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他们村最穷的人家，可能就是刘荣他们家了。
好了，你们别吵了，四哥说，我一个朋友马上来了。你们这样吵来吵去，多掉份儿啊。
后来，是的，后来，我们真就在高速收费路口见到他朋友。是个女的，长得不丑，也不靓，不年轻，也不是很老。她很像某个镇政府上的女干部，衣服粉艳，嘴唇糜亮。不好意思啊，她笑着说，我来晚了，你们去浅水湾看谁啊？
看李红旗啊，四哥说，我们去浅水湾看李红旗。
她问，李红旗是谁啊？
四哥想了想说，哦，李红旗是我们的朋友。
她“嗯”了声，朝着四哥笑了笑，然后坐到我身边。
车里就安静下来。只有刀郎憋着嗓子唱什么雪。刘荣就说，周建歧你把歌换换，这么恶心的歌，听了会便秘的。周建歧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摆摆手说，你让四哥换好了，我不知道怎么换。刘荣就说你他妈会干什么？收短信不会收，发短信不会发，你除了会写几首破诗，会做几个灯箱，会吃饭，会跟你老婆睡觉，还会干什么？一个男人，怎么能这么笨？周建歧头也未回，他嘟囔着说，春天到……了，你爱上了……睡眠，我爱上了……奔跑……女人“噗嗤”声笑了，说，春困夏乏秋打盹，春天人就是爱犯困，她慢声慢语地说，我们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春天最忙了，庄里人就喜欢这时候怀孩子。刘荣又问四哥说，你怎么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位妹子啊？她是不是就是你的初中同学王小花？
女人很惊讶的样子，说，我就是王小花啊。天！怎么，你认识我？
刘荣说，常听四哥念叨你，不过，见你倒是第一次，你面善，看着怪眼熟的。
四哥就说，王小花你听他胡叻叻，他看着所有的女人都眼熟。
刘荣憨厚地笑了。王小花也笑了。我也笑了。只有周建歧没笑。他睡了。
李红旗是做什么的？王小花盯着四哥后脑勺，是那个轧片厂厂长吗？
四哥和刘荣是同行，也同村。在四哥那些朋友里边，百分之九十都从事着和钢锹相关的行当：从俄罗斯倒卖道轨的、用卡车从矿区拉铁精粉的、用轮船往肯尼亚拉锹的、卖锹模的、卖木质锹把的……四哥说，那个锹厂厂长叫张卫星，张卫星不在浅水湾，在廊坊。
王小花“哦”了声，问，那李红旗是干什么的？
四哥说，这个……这个……她以前是摇滚歌手吧？是不是？他眨眨眼，扭过头问刘荣，她是不是以前在北京组过乐队？叫“盲肠”还是叫“条纹昆虫”？刘荣笑着反问，是吗？四哥说，是啊。我听过她的歌，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