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人，因为他头发跟眼睛的颜色，要比当地人深许多。我只好回到客厅，老老实实坐下，开了电视看。电视台正在转播欧洲杯的比赛，无论是解说还是足球，我都不懂得。过了不到十分钟，那家伙出来了，我像所有排队排得很有经验的中国人一样，奔向那个隐秘的小房间。
带着没来由的惊惶和狂喜，我上了网，进了163的邮箱主页，但是，发不了邮件，那个电脑配置太低，在主页上，只有一堆乱码。我在另外两个像样点的中等城市旅馆的电脑里，倒是顺畅地发过邮件的，虽然没有汉语输入法，但我好歹看得到网站上的中文字，不用死记硬背诸如“写信”或者“发送”的位置。
这种事，没法咨询外国人。
我只好悻悻地出来，陪着那年轻人在沙发里头坐下。他显然也不是足球爱好者，正忙着换台。我发现他拿遥控器的手和胳膊，形态有些怪异，好像受过什么伤，要不就是得过轻微的小儿麻痹症。他又看了我一眼。几天来的礼貌习惯，迫使我冲他微笑了一下，但丫并不领情，迅速把脑袋扭了过去。
我们各自安静地看着电视，我看着电视屏幕如同在看一面毫无趣味的墙，狗屁东西，一堆又一堆的广告……
但是，谁也不会料想到，半个小时后，我们居然搭讪上了，那会儿我已经转移到旅馆外边的小露台上，那里摆了一些桌椅，有一个皮肤白得连眉毛眼睛都看不太清楚的中年男人坐在那里，他招呼我坐下。
“我是船长。哈哈，你们什么时候去看冰川啊？”那中年男人非常豪气。
“明天一大早吧。”我说，“您是哪里的船长？”
“码头上的，冰山脚下的。”
“冰山附近还有码头？”我故意装作很惊奇的样子，好让聊天顺畅地进行下去。
“呀呀，是哇是哇！”船长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包烟丝，准备给自己卷根香烟抽，他还问我要不要。
“行，我试试。”我从他手里接过来那包烟丝，和一张小得只够粘只苍蝇的小纸片片，弄出来一点儿烟丝，卷出一根压根就拿捏不住的小香烟，笨手笨脚地开始拿舌头舔那个接口，没有成功。
“我来帮你吧。”船长倒是很大方的样子，但他接过手以后，立马问我：“你结婚了吗？”
“没呢。”我自豪得要命，这个国家是提倡早婚早育多生孩子的，像我这样的年纪，保持了一个未婚的身份，很少见。
“真的啊，那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一个未婚的小伙子吧，给他一个机会。”他眨眨眼睛，环顾四周，“那小子呢，叫那小子过来。”
女招待帮他往屋里递话：“伊万！伊万！”
伊万出来了，就是那个疑似小儿麻痹症的小伙子。他端着一杯啤酒，坐了下来。
“嗨，伊万，过来帮这位小姐卷根烟。”船长完全像跟自己儿子说话一样。
伊万果然乖乖地帮我弄了一根模样十分规范的卷烟，递到我手里。
“好啦，就这么着了。”船长开始做他的思想工作，“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姐噢，你们好好聊聊，我明天还要赶早班，睡觉去啦。”
他跟我很用力地握一下手，道别：“明天冰川上见啊，不见不散！”
露台上只剩下了我跟伊万，我借了他的打火机把卷烟点着。他抽的是红万，卷烟味道香醇，跟机器打好了卖给我们的确实不一样。我拿出一包中南海请他抽，他非常客气，立刻把红万推给我。
“我们那里也有的。”我心里大国小民的气质沸腾了一小下，“还有硬壳的。”
“是吗？那我们那里也有。”伊万不服气地说。
“你们那里是哪里？”
“拉脱维亚。”
“八零后吧，你。前苏联吗？苏联解体的时候，你出生了吗？”我直视伊万，这是我对付比我小的男孩子一个屡试不爽的招术，在某些时候，表现得如同一只很具攻击性的母猎豹。
不得不承认，在对抗的过程中，我还是不失时机地打量了一番敌人，那小家伙有些我所心仪男孩的特点，皮肤细腻光滑，眼神柔软，鬓角跟下巴上，长着一些不易察觉的小绒毛，四肢呢，修长而敏捷。我经常会夸大自己对这一类型人类的喜爱之情，因为他们年轻、柔软而虚无，年轻得跟一只只壳子很薄的鸡蛋一样，一碰即碎；柔软得跟刚刚从胞衣里爬出来的受精卵一样；而虚无，那个意思太哲学也太无法解释了，这会儿先不谈吧。
他又去要了一杯啤酒。酒类在这个北欧国家，是很贵的东西，据说有些酒鬼到了周末就相约坐飞机到邻国去痛痛快快地喝上一夜，次日再回来。我并不相信伊万付得起那钱，但酒吧里的女招待很大方地递给他又一杯。他回来指着那小啤酒杯，跟我说：“免费的，知道为什么吗？”
“嗯，她是你女朋友？”我开了个常见的玩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无聊。
“噢，怎么会？”他居然感到吃惊，“我不喜欢金头发的女孩儿，这里到处是金头发的，我喜欢褐色的……”
他打量了一下我的发色，我的头发是染过的，没什么打量的价值。
“今天是我们国家的仲夏夜，你知道仲夏夜吗？”
“哦也，我们叫夏至……”我在心下用中文说了下“夏至”那两个字，没法翻译啊：“在我们老家，今天得吃‘甜面煎’。”
“甜面煎”从闽南话硬译成普通话，已经累得够呛了。我是一点往下做文化交流的欲望也没有了，连日来的疲惫让我对这个在这里生活着的人，几乎完全失去了好奇心，除非伊万有什么神奇功能，能够打动我。
“假如今天我呆在家里，就能跟一大群哥们一起上街玩儿，喝成箱成箱的啤酒，然后呢，我们彻夜呆在广场上，一直到太阳升起……”他的英语程度跟我的差不多，我们两个正好搭上讪。
他继续喃喃自语：“但在这里，我找不到任何朋友，那些人都很怪，很怪……”
“我猜，也许因为你是外国来的，他们不理解你啊。”我开始寻找我们的共同点，我们都是穷国家的人民，都很有自尊心。
“不见得吧，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头发颜色太淡，没意思，特别没意思。特别是那些女孩儿。”他说话的口吻，跟我们的八零后毫无二致，看来全世界八零后都是亲兄弟。
“北京能找到工作吗？”他问。
“你愿意去北京吗？”我突然想起来有个朋友刚开了个酒吧，专门想收罗他这样的男孩儿当男招待，“应该可以的，我可以帮你介绍个工作。”
“真的？那你把电话留下，我回头去北京找你！”伊万不停地往肚子里灌啤酒，我有些担心他要是当上男招待，会把一整个酒吧里的啤酒都偷偷喝掉。
“你愿意去我宿舍呆一会儿吗？我有自己的房间，房东这会儿肯定都睡了。”这时候，他已经喝了三四大杯啤酒，开始提性要求。
“哦，对不起伊万，你实在太小了，假如你去了北京，你可能够大了。”我居然有些惊慌，露出了阿姨本色。
“可是你看起来还很年轻啊。”他笑出声来，非常诚恳地说，“你能告诉我你的房间号码吗？”
“不能。”我想也没想，便坚决地说。
“哈哈，没关系，我已经知道了。”他指了指我搁在桌上的钥匙牌。
太阳终于有了沉的意思，屋外的光线逐渐暗淡下来，这时候已经是十二点钟了，我的两个伙伴居然还没往回走。
“那好吧，不过得等我吃点东西。我今天还没怎么吃东西呢。”我对他撒了谎。我想，万一伙伴们回来，我们就得一起吃饭，吃完饭，我们就得一起上楼，这样这个事情就可以不了了之。
在高强度的奔波当中，我已经完全丧失了性欲。一想到要做男女之事，就感到异常的疲惫，身体完全控制了那部分的细胞，让它们不得舒展。我怀疑回家后，得卧床三天，才能够彻底恢复体力。
这期间，宾馆前台的服务员跑过来，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们一眼，她向伊万意味深长地笑。
那个笑容，弄得我胆战心惊，好像被她看穿了什么。
“你喜欢什么运动？”他问我。
“以前喜欢过骑车，然后很多年都不怎么动弹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你呢，你喜欢什么？篮球？”
“被你猜到了。”伊万笑得非常得意，他做了一挺HIP…HOP的动作，这个脉是搭对了。
“是啊，篮球就是小孩子的游戏……嘿嘿。”我有意损他。
“也是大人的，你能算大人吗，问题是。”他别有套路。
“我算一个非常正规的大人。”我严肃起来，这个问题从来都马虎不得的，“一个正规的大人，才会有好日子过。你其实也是个大人，你自己养活自己啊。”
“是吗？”他突然叹了一口气，“我一点都不喜欢自己养活自己，在这里工作，又辛苦又孤独。”
“噢。”我远远看到同伴的车，正向这里开来。他们一下车，就兴奋异常地跟我说，“哎哟，你没去真是可惜，我们去看了他们的篝火节。”
编辑拿出她的数码相机，给我看篝火节上的情景。
一群人站在林木稀疏的野地里，点燃篝火，看得出来那里气温有些低，很多人裹了毛毯，席地而坐。可能刚下过雨，空气略显潮湿，篝火的火焰并不旺，照片上过节的人们的表情，多多少少有些沉闷，好几个中年妇女甚至嘟噜着嘴。一个身形矮小而肥胖的老太太，十分气恼地看着镜头。她的眼袋非常大，脂肪向上堆积，把眼睛挤成了一条古怪的缝儿，银白的头发一根根竖起，跟某张著名照片上的老年爱因斯坦差不多。
我们看照片的空隙，伊万站起来向我告别，他摇摇晃晃地走下了露台，沿着小石头路，转过了旅馆，回到后头他的宿舍去了。
我们吃了份饭，白水煮三文鱼，外加土豆，一点味道都没有。女招待困得要命，但还是把饭给我们端过来了。一放下餐盘，她立刻跟我们说晚安，她着急回到位于厨房后边的床上去。
餐厅里只剩下我们三人咀嚼东西的声音，在太阳渐渐升起的夜半，听起来似乎过于响亮，我非常的厌恶西餐，非常地想就着随便什么咸菜喝碗粥，甚至吃碗热汤面。连日的三文鱼攻略，已经把我的胃口完全搞坏掉。最恶心的当属奶油汤，差不多让我瞄一眼就会吐出来。
“你希望什么时候生孩子？”吃到一半，女编辑冒出一个问题。
“眼下没有任何打算，关键是跟谁生啊。干吗突然问这么严肃的问题？”我忍不住笑了，想起了北京的一个小女朋友，跟她吉尔吉斯的男朋友合伙造了一个小人，后来由我陪着到妇产医院做掉，事毕，她居然问医生：“那小家伙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医生很不耐烦：“它连块肉球都算不上，不要说头发，连屁股都还没长出来呢。”
女编辑也笑了起来：“这里有个习俗，女人一定要在二十五岁之前生第一胎，否则就没资格过篝火节了，很莫名其妙的吧？”
“那不就得早早结婚吗？哪有那么巧的，二十四岁前就能碰上想嫁的人。”我非常不理解，怪不得照片上的那些妇女脸上流露着不快乐，现在的妇女，哪个愿意还没怎么真正生活过，就堕入生儿育女的魔咒当中呢。
“是啊是啊。幸好我不是这里的人，不然现在肠子都愁绿了。”女编辑刚满二十五岁，她似乎正进行着一次迷迷糊糊的恋爱，但我们没有交流过这个问题。摄影师只顾吃饭，他完全掺和不到我们的谈话当中。饭局匆忙结束，我们把盘子放到厨房的洗手池里，那是女招待临走前特地交代我们的，她为此特地开了厨房的门。
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躺到了各自那张微型双人床上，被褥松软无比，散发着柔软剂的香味儿。我匆忙洗了个澡，躺下。刚刚迷糊起来，似乎听到有人敲门，我很不情愿地起来，看到外边站着伊万。
他已经从酒醉中略微苏醒过来了。我不敢放他进来，就在走廊里问他有什么事。
“我……为刚才的话，跟你道歉来了。”他忍不住羞红了脸，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子。
“你刚才说什么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嗯，你知道，今天是仲夏节，他们却不让我参加篝火节，不让我跟他们一道过。”伊万万分委屈，有些激动。
走廊短小而狭窄，只容一人出入，而这些房间又都只是用木板相隔，我担心吵醒其他住客，这才把他拉进了房间。但是房间里除了床，又别无可坐的地方，我只好请他坐在床上，给他倒了杯自来水。这屋里既没有冰箱也没有热水壶。
伊万身上的酒气还很是重，我只好把窗子打开，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外边一片静谧，远处的山甚至呆得有些无聊。我认真思考了一下，打算用一个姐姐的身份，跟伊万谈谈心。我猜他是在异国他乡过于寂寞，遇到我这等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自然感到万分亲切。
但他一口气喝完水，突然仰头躺下，过了不到五秒钟，鼾声即刻响起。
我摇了摇他，弄不醒。自己的困意上升，没有办法，只好躺在他边上，和衣睡下，睡神过来一把把我抓住，很快我也睡着了。期间，伊万过来圈住我的脖子，我在迷糊当中，不失风度地把他的手掰开，放回原处。但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还是无意中碰到了他的胳膊，年轻男孩特有的柔软而舒适的肌体，如一张解剖图谱放在那里。
我几时开始对他们羞怯起来的，那个分界线从哪一天开始的？
显然，我连想的力气都没有了。
早晨，手机定下的闹钟把我喊醒，伊万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掉了，被窝里还留有他的气味。
我冲下楼吃早饭，同伴早已吃完东西，坐在那里聊天等我下来了，我才意识到我定的时间比我们预约的晚了十分钟。到那个国家后，我们每时每刻的日程都精确到秒，他们习惯跟我们说：“七分钟后我们在旅馆大堂跟你们碰头。”或者：“给你十三分钟，吃顿饭够吗？”
这对素来懒散的我，简直是个糟糕透顶的折磨。
我弄了一碗牛奶麦片喝着，第六感起作用，我觉察到他们两个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他们分别住在我的左右两边房间里，难免夜里听到点什么动静。特别是那个到这个地方后几乎不怎么需要睡觉，也一直活得好好的摄影师。
他冷不丁问我：“你半夜干吗挠墙啊？”
“啊？”我被没泡开的麦片渣子呛了一下，“因为墙皮痒痒了。”
“不见得吧，我看。”他阴险地笑了一下，这个家伙长了一对三角眼，不仔细看不会发现。
“那你上回干吗往我房间打电话，说什么要给我拍写真呢？”我回击。
“我打了吗？你别诬陷人。”他果真急了。
“难道这里还有什么人北京话说得那么好，凑巧又是个摄影师？”我非常冷静地当着女编辑的面，把这个仙人掌抛回给了他。
“于老师，您怎么可以这样？”女编辑很气恼，她是我们的领队，负责我们的安全跟健康，当然，也维护秩序。“你这么做，我们主编会不高兴的，我们这一路是工作关系，您明白吗？”
“我明白，但我没做错什么吧。”摄影师做无辜状，“拍拍写真照，又说明不了什么，现在多少姑娘想让我给拍写真啊，我都不干。”
女编辑闻言叹了口气，这是个老泼皮。
吃完饭，我们各自回